1949年8月4日，天心阁下，长沙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湖南和平解放。

　　几天后，毛主席收到杨开慧胞兄杨开智托向三立捎来的书信，要求进京工作，或在长沙安排一个“厅长方面位置。”

　　8月10日，毛主席亲笔给居住长沙上营盘街三十号的杨开智回信：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此复。敬颂大安。

　　这封信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毛主席打算让毛岸英“回湘工作”。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长子，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担任过红军坦克连的党代表，获中尉军衔。1946年从苏联回到延安，见到十八年未见的父亲。他遵从父训，跟着劳模吴满有学种地，读中国的“劳动大学”。后来参加解放区土改工作。进京后，先后在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委员会工作，担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

　　毛主席为什么打算让儿子回湘工作呢?

　　一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百废待兴，亟需人才，远离京城的湖南也一样。

　　二是毛岸英回湘工作，能代表父亲就近说服长沙、湘潭的亲戚如杨开智、向三立等人，不要随意去北京伸手要官，而是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三是毛岸英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回湘工作，既能增长才干，又能就近为母亲扫墓，照顾风烛残年的外婆。

　　毛岸英并不喜欢呆在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里，他想去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多次找到中组部分管干部的帅孟奇，要求离开机关下基层。帅孟奇作不了主，把他推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后来经周总理亲自安排，毛岸英来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厂党总支副书记。

　　在党总支副书记任上，毛岸英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告别新婚的妻子，搬到厂宿舍(国子监胡同孔庙的大成殿)里住，周末才回家。他化名“杨永福”，谁都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厂里办了业余学校，教大家学习文化知识，还创办了《北京机器职工》简报。

　　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以便能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服务。

　　1950年5月25日，是毛岸英外婆向振熙八十寿辰。4月中旬，毛主席安排毛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临行前，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对岸英说：“你不仅是我毛泽东的儿子，而且是一名国家干部。但你还年轻，没有什么生活和社会经验，这次回湖南，一定要谦虚谨慎，代我去给你母亲扫墓，为你外婆拜寿。你还要去老家韶山冲看看，代我问乡亲们好!”

　　是年5月中旬，毛岸英随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武汉出差。在武汉办完公事后，他满怀着对家乡的思念，急切地来到长沙，带着父亲的贺信和寿礼，到学宫街看望外婆和舅舅舅母。随后，到板仓给母亲扫墓。祭扫之后便回到韶山，圆满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这次湖南省亲之行，既是代表父亲了多年的夙愿，也是父亲对他工作能力的一次考验。

　　回到北京后，毛岸英继续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由于当时正处在中苏热恋时期，中央和北京市经常要接待来访的苏联代表团，翻译人员不足，他那娴熟的俄文水平，正好派上了用场。中央各部委抢着请毛岸英当翻译，他先后为苏联中央代表团、青年、总工会、文化等代表团担任翻译。还多次为周总理担任俄文翻译。

　　繁忙的翻译工作，迎来送往，使得毛岸英回湘工作的打算一度搁浅。

　　是年9月，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8日，他写了给舅舅杨开智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奔赴前线，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抗美援朝的志愿兵。

　　于是，毛主席让他“回湘工作”的打算落空了，毛岸英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他的“十年工作计划”，永远留在了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