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来，受吸食鸦片、重文轻武思想、国力衰弱、传染病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民体质呈一片文弱之风，被西方国家轻蔑为“东亚病夫”。

　　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这一国之大患，纷纷提出了救治的办法，要改变中国人的体质颓势，他们称之为“药文弱”。

　　毛主席在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在杨昌济老师讲授的教育学课堂笔记中写道：

　　“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吾国是也，坐此而不能与外竞。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

　　在毛主席当时的认识里，解决文弱的途径主要有二条：一是“勤务”，即是勤于劳动，“勤务之益，一以医偷惰，一以药文弱。”二是“体育”，这是毛主席最看重的一条，也是毛主席一生所倡导的一条。

　　1916年12月9日，毛主席给自己的历史老师黎锦熙去信，此时黎锦熙已在教育部工作，信中谈及古代“三达德”，即知、仁、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对黎锦熙身体健康方面的欠缺，他以自身经验鼓励老师要“勤加运动”，他说：

　　“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

　　1917年4月1日，毛主席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撰写的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首先提出了民族体质的现状：“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因此，必须靠体育来解决中国人“体质轻细”的问题，提高体育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对此，他批评了中国教育存在的轻视体育的痼疾，他写道：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餂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除了教育因素，毛主席还归纳了四条中国人不好运动的原因，包括没有自觉心，重文轻体的积习，提倡不力，还有重要的一条是“羞于运动”，根据他的观察，羞于运动的表现有下列情形：

　　“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赡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一言蔽之，害羞之一念为之耳。”

　　在文章中，毛主席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说法表示极度赞同，他说：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毛主席不仅研习体育理论，还身体力行，深入钻研各种运动形式，集众家之长，自创了一种运动，分手部、足部、躯干部、头部、打击运动、调和运动六段，段中有节，共二十七节，他将自己独创的运动称为“六段运动”，除了用于自身锻炼，还进行了积极推广，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年轻的毛主席，在体育理论的实践中不断成长，登山、游泳、远足、雨浴，野蛮着其体魄，文明着其精神。他在延安第一次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谈起了青年时代进行体育锻炼的种种：

　　“寒假里，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喊，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战争年代，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毛主席都没有他立下的为中国人民“药文弱”的志向。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1938年10月，他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42年9月9日，他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1949年4月25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命令：“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的公益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体育运动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迅速普及开来。人民政府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由战功赫赫的贺龙元帅任主任。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建议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1952年6月9日，毛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2年8月23日，毛主席与青年团中央负责人们谈话要求：“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任务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文化、科学、技术。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他说：“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1954年4月1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56年2月6日，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他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有很多东西比我们强。我们也派足球队到南斯拉夫去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当教员，把中国教强了。我们缺点很多，经济不行，文化也落后，体育也不发达。过去制度不好，封建制度，半殖民地国家，还受帝国主义侵略。现在来重新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体育，请你们教我们”;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自豪地说：“过去说过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但是，经过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30日，毛主席起草《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新闻稿，其中写道：“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

　　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沽，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1964年2 月13日，毛主席召开春节座谈会，谈到教育问题时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长江游泳时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1970年3月31日，毛主席在接见8341部队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负责人时说：“现代工业，把人固定在一个工种上，分工愈细，动作愈简单。要注意调节，每天要做两次工间操，每次十五分钟。”

　　毛主席提倡的“工间操”，之后在广大的机关和企事业流行了很长的一个时期，我八十年代后期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还坚持每天做“工间操”。

　　毛主席一生中，为医治中国“文弱者多，国用不振”的痼疾，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持之以恒地实践着、发展着自己的体育理论，树立了体育的首要地位，在他的力倡之下，一句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响彻了一个时代，那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他用毕生之功，为中华民族洗刷了“东亚病夫”的百年之耻，开启了翻天覆地的体育制度变革，真正把体育办成了关系亿万人民“健康的大事”。

　　毛主席曾寄语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尽管这是一句双关语，但从中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药文弱”的拳拳之心，从人民体质上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