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主席关于教育的一些做法，现在不少人理解不了，他把教育跟劳动相结合，把教师、学生往农村、往工厂里赶，让他们“下楼”、“出院”，堪称独具一格，别开生面。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了一些文化人谈哲学问题，他就提出要哲学家下乡，他说：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

　　毛主席的这些做法，源于他的“耕(工)读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比较崇尚读书，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好了书就可以当官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读书人不愿意劳动，甚至看不起劳动人民，一心只读圣贤书。当然，也有与此相反的流派，那就是“耕读”，三国时候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晋代的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就是这个流派比较著明的代表。毛主席从小就受到这一流派思想的影响，心里种下了“耕读”的理念，用这种思想去改革教育，改造社会。

　　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记的课堂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古人耕读的事例，如明代理学家吴与弼在乡下种地为生，还收了不少学生，有个自广东来求学的学生发现这个吴老师特别勤快，“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毛主席在笔记上对此写道：“安贫重实行，〈簸〉谷其一端也。”又如明朝理学家张履祥，主张“耕读不容偏废”，他在讲学的时候，“于耕耘之事、种植之方，一一讲求”，这位张老师还写了一本《补农书》，专讲农事，毛主席在笔记中摘录了书中关于怎样种麦子才能丰收、怎样种树才能多挣钱的方法，还摘录了“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的名言。

　　受耕读思想的影响，毛主席读书时就与众不同，在读书的同时，热心进行社会考察。1917年7、8月间，作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好友萧子升历时月余，步行千里，用“游学”的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广大农村、城镇、寺院、学校，深入了解了民风社情，增强了对社会的感性认识。在一师就读期间以及毕业以后，毛主席还多次进行过这样的“游学”，野餐露宿，进行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还计划创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

　　那时的毛主席是极力反对读死书的，他在“民众的大联合”里写到学生的联合，对当时学生的境况做了这样的描写：

　　“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

　　为了改变中国学生读死书的状况，毛主席一心想创立一种新式的学习方法，建立新村，进行新生活。1919年12月1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学生之工作”的文章，详细地将自己的新村计划讲了出来。他开篇说道：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在毛主席设想的新村里，时间分成六分，其中读书二分，工作一分。工作又分生产的和生活的，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他对理想中的新生活做了更详尽的说明：

　　“所举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

　　毛主席的“新村”虽然没有建立起来，但他的“工读”思想并没有熄灭。

　　1920年，他跟朋友彭璜邀集陈独秀等热心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和《申报》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启示里指出了发起这一社团的宗旨，他说：

　　“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这要算是我们发起人的唯一宗旨。”

　　毛主席热心发起的这个工读互助团，因响应者了了，最终归于失败。

　　1920年3月14日，毛主席在写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谈了自己想办自修大学的想法，他在信中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0年6月7日，毛主席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谈起了自己在上海办工读互助团的事以及未来的打算，他说：

　　“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1920年11月26日，毛主席在写给好友罗学瓒的信中探讨读书习惯的问题，要做到劳逸结合，他说：

　　“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毛主席的耕(工)读思想逐步成熟，后来变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他于1937年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进行了全面论述。他指出：

　　“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科学地总结出来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知行统一观”，又进一步深化和影响着他对读书、教育等领域的实践和做法，由此，他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进步青年，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参与到生产之中，与工农群众做到了最好的结合，成为全国青年的模范。

　　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对延安青年们的耕读精神进行了肯定，他说：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1946年1月7日，毛主席的大儿子从苏联回到延安，毛主席没有让他直接参加工作，而是说服他去跟延安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学种地，他对儿子说：

　　“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

　　毛岸英在吴家枣园这所“农业大学”跟他的老师吴满有学习了半年，虚心拜老农民为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村的送粪、耕地、点种、锄草、分茁、收割、碾打等一整套活都学到了手，要不是胡宗南进攻延安，他还会在“农业大学”里一直学下去。

　　解放以后，毛主席仍然关注着教育的方针大计，指引中国教育向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与劳动想结合的方向发展。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他指出：

　　“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听了天津大学勤工俭学的报告后，指出这种做法很好，他说：“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听到天津六十多所中学也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时，他说：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加写了一段文字，其中一句为：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

　　1958年9月8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在讲到教育与劳动结合的问题时说：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做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58年9月12日，毛主席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办工厂，有炼焦厂、空气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炼铜厂等，他称赞半工半读的学生说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在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情况时说: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

　　1958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刊载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第七期的封面上批示江青：

　　“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1961年初，毛主席同湖南来京的亲戚文涧泉和赵迎谈话，谈到农村教育工作时，他说：

　　“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1961年7月30日，应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主持人之邀，毛主席为学校写信，赞扬了学校的做法，他说：

　　“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

　　毛主席写信表扬的共产主义大学曾经非常兴盛，全国有108所分校。学校的教学方针完全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教育特色，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专业教学与专业生产、校内教学与参加校外生产实习相结合，又读书来又生产，学校最兴旺的时候，有农田3000多公顷，山林24000多公顷。农、林、牧场及农机等工厂350多个，生产粮食18000万公斤，收入经费4亿余元，改革开放后学校改了名字，就叫“江西农业大学”了。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召开春节座谈会，重点对教育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964年6月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教育制度问题时，他说：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有实验，要有工厂。过去就是闹概念，要花一笔钱搞实验，搞实验工厂。”

　　1965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安徽蚌埠同地方负责人谈话，对教育制度问题，他说：

　　“现在的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七年，这不行。大学文科只要二年半到三年，要办抗大式的学校。杜教就是大学，就是抗大。学校搞五分考试制，考五分不一定是好的，考三分也不一定是坏的。”

　　1966年4月14日，毛主席在读到中办机要室编印的《文电摘要》刊载的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工厂办学和半农半读情况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的文章时，批示说：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永远与人民打成一片，学工，学农，同时也指出：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 ,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

　　“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主席读了信后非常重视，认为这件事“确实重要”，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作了印发。

　　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与部分中央负责同志谈到大学教育问题时说：

　　“我看还是从工人中选调大学生。做三四年工，再到学校学两三年，又有文化，又有经验。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毛主席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关于教育问题，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说：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毛主席一直在思考着中国的教育制度，他要在中国实践一条不一样的教育之路，把年轻人从旧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条路就是他的工读思想，他的知行统一观，了解了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那些对于毛主席把年轻人“赶”到农村和工厂、上山下乡、到大风大浪中锻炼等的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主席曾批评旧式教育时说“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而他穷其一生所要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就是为了避免教育再次沦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无用之人的工具。

　　历史一定会给予毛主席最高的教育地位，他是一个具有最先进教育思想的最伟大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