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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四.一二”95大屠杀周年，很多影视作品都讲过这段历史。
其中《建军大业》讲得最详细，从上海青帮杜月笙诱杀工人领袖汪寿华开始，到青帮黑社会殴打工人纠察队，再到蒋介石派军队射杀游行群众，血流成河.....
大家都知道，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此前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等先后牺牲，整个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对于其中的起因、却介绍得浮皮潦草，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前几天还高喊“社会主义”口号，鼓励工人纠察队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忽然就撕下“左派”面皮，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同志了呢？
一、国民党是共产党帮助下建设起来的。
大家对前因后果要有一定的了解，要知道，国民党这个政党，实际上在“国民党一大”之前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同盟会、光复会、华兴会组成的松散同盟，主要成员都是一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乡绅。充其量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帮会”，算不上现代政党。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是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的，所有的党章、纲领、制度，都是共产党人帮忙设计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都是共产党人在做，甚至发展新党员、黄埔军校招生这些事情，也是共产党在做.......
所以，在大革命期间，放眼望去，都是共产党在努力工作，黄埔军校最出色的学生是共产党人蒋先云，国民革命军最能打的军队是共产党叶挺的独立团，宣传、组织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农民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彭湃。
北伐期间最深入人心的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共产党人陈独秀提出和诠释的。1926年，维金斯基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写道：“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在做，几乎所有的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
举个例子，国民党一大中，年轻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那时候蒋介石还什么都不是）。“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来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这时候，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是辛亥元老胡汉民，他去了广州，便把组织工作都交给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把毛泽东叫做“胡汉民的秘书”。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是黄埔军校上海考区的复试专员，很多鼎鼎大名的国共两党名将，都是他推荐去读黄埔军校的，比如著名的徐向前元帅，再比如国民党的上将胡宗南......
后来在广州，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在他担任宣传部长之前，国民党的宣传只限于广东一隅，他到任之后，立刻建议国民党中央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交通局”，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跃起来。次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12个省市。
再举个例子，当年国民党开办广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讲师里既有年轻的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官僚，但两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完全不同，国民党官僚来讲课就是混薪水的，高高在上敷衍了事；而共产党人来上课，是对农民工人循循善诱，把主义和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有国民党人回忆，“更像是传道”！一堂课讲完，很多人恨不得立刻加入共产党。
而国民党人中最优秀的邓演达.....又是一个亲近共产党的左派。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国民党的水平不行，党内大部分都是旧时代的老顽固，没有朝气蓬勃、锐意进取、踏实肯干的青年才俊，你让戴季陶、唐生智们屈尊去做工人、学生、农民的工作吗？他们根本做不到。
大革命期间，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做区委书记，经常穿着粗衣短裤，腰里系着麻绳，胼手胝足，像个“墨者”一样，和人力车夫这些工人兄弟一起工作......以至于国民党同僚嘲笑说：“共产党的大官拉黄包车”，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深入一线、了解群众。
“纯粹的国民党”实在是太无能了，以至于他们的党报没有东西写，只能照抄共产党报纸《向导》上的文章。年轻人加入国民党，首先想的是可以借此机会加入共产党。
这些状况，让国民党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感叹“这不是容共”，而是在“容国”，比如戴季陶等人，一直在疯狂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但因为孙先生在世，这些事情还压得住。
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是以“左派”的面孔出现的，他在苏联考察期间，甚至发表演说，称中国人要向“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苏联军队学习，“也要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蒋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也热血沸腾，结束讲话时，激动得双手发抖。军乐队奏着国际歌，蒋介石竟是被苏军战士们抬着放到汽车跟前的.....
为了获取孙先生信任，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军事支持，他伪装成了一个“心向革命”的“进步左派”，甚至还和右派元老们划清了界限。他也积极领导“国民革命”，发动东征和北伐。
但是，他是个投机者，“主义”只不过是他获取权力的工具，在掌握了黄埔学生军之后，得到了苏联的全力支持之后，他就有了自己的野心。
二、他们恐惧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
在大革命中，北伐军的每一次胜利，都建立在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上，黄埔学生军为什么英勇善战？因为他们有“党代表”制度，因为他们“政治比军事更重要”，战士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在北伐军中，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
北伐军中公认战斗力最强的，是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几乎完全是一支共产党人的军队，叶挺独立团是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各级干部的任命、调动以及兵员的补充，也都是由广东区委决定。这个团以铁甲车队为主要基础组成，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选调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独立团当军官，士兵大多数是湖南和广西的贫苦农民。
独立团建有共产党支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设干事会(支委会)，支部书记吴巨严，成员有叶挺、周士第、董朗。党支部初期约有20个党员。党支部不属第四军政治部管，而是属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直接领导，请示汇报工作就找周恩来，当周不在广州时，就直接找陈延年。
北伐初期，当时，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不愿意派自己的部队先出去，担心自己的部队受损失。而叶挺独立团却作为北伐先遣队，率先从肇庆和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担当起“北伐先锋”的重任。他们一路上势如破竹，在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攻城战役等恶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叶挺独立团不但自己名扬天下，而且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名。
对于共产党赋予北伐军的战斗力，蒋介石是非常羡慕的，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拉拢、收买蒋先云这样的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的意志太坚定了，他收买不了，那么多了不起的青年将领和“党代表”，他一个都得不到。
另外，在北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和支援北伐军的行动。有些城市，与其说是北伐军打下来的，不如说是军民同心，一起“解放”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共产党就组织工人农民发动暴动，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乃至于解放农民、平分土地......北伐之所以所向披靡，就是因为得人心，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最引起中外震动的便是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但这一切，都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感到恐惧，特别是蒋介石，他无法容忍如此强大的力量，不掌握在自己手上。
北伐和大革命，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帝国主义、买办、地主乡绅、财阀资本家、帮派流氓，一切旧中国的反动势力开始联合起来了。
四、投靠帝国主义，内外结合，绞杀革命。
“反共”，是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共识。
早在1927年初，蒋介石就开始接触日本、美国，寻找靠山。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1927年1月26日，蒋介石派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
1927年3月，英美干涉中国革命，用舰炮轰击南京城，毁坏房屋无数，南京百姓死伤两千多人。蒋介石方面对美、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一再退让，最后居然甩锅给共产党，把南京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煽动而发生的，承认美、英为保护本国侨民“而不得已开炮轰击”。
蒋介石还派员到各国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
至此，蒋介石已经完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三、撕下假面具，篡夺革命领导权和革命果实。
早在四一二之前，蒋介石就动用各种阴谋手段，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攫取军政指挥大权，在孙先生辞世后，他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制造各种事件，夺取革命领导权，通过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通过廖仲恺案驱逐国民党元老......从此大权独揽。
而共产国际和当时陈独秀的步步退让，也让蒋介石愈发肆无忌惮。
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英勇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枪支等大量武器弹药，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第一次“解放了上海”。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城市，并且迎接北伐军进城。
但蒋介石对上海总工会的壮举并不开心，他心目中的上海，必须是他所戴表的势力的上海，而不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上海。实际上，此刻他已经和日本、美国、江浙财阀、上海帮派勾结在了一起，紧锣密鼓开始准备反革命。
蒋介石在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还是伪装出一副“联俄联共”的左派模样的，他首先是“辟谣”，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然而，口蜜腹剑的蒋介石，屠刀早已举起。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蒋介石与虞洽卿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
蒋介石早年混迹上海滩炒股投机的时候，曾管上海黑社会大佬黄金荣叫“师父”，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杨虎和陈群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实际上，“四.一二”只是个开始，更残酷的大屠杀还在后面。
但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清党”并没有杀灭共产党人的信仰，反而摧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 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国民党中央周刊》记载：“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 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他们自己都知道，清党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致使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被杀害，基层职位空缺，结果被一些当地土豪劣绅所乘。如国民党四川省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占据了原先“共产党少年”的位置，而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原先都是土豪劣绅，他们结党营私，招上来的党员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为例，“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蒋介石清党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连黑社会杜月笙都能够去竞选上海市市长，青帮大佬黄金荣还被蒋介石封了官.....所谓清党，其实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绅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为滥杀无辜，基层国民党党员几乎被杀绝了，粗略估计，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被杀了38万。
蒋介石看起来大获全胜，但他失去了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变成了一个可耻的革命背叛者、反动派的代言人；22年后，他将在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面前一败涂地。
所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地主乡绅、财阀、黑社会可以逞凶于一时，但终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很多年后，教员同志回忆说：
“那时候，我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不能打他呀？”
“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因为形势所迫，不能不干。”
“我这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30多年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了枪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