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

　　在此之前的1939年至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之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外国记者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采访报道。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逐渐揭开面纱，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首次全面地展现在外国公众面前。

毛泽东、朱德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王家坪的合影

01.

几番周折成行的记者团

　　“这是一桩稀奇的事情。中国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封锁随时有爆发为浴血内战的危险。”

　　——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1943年年底，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是第一个向国民党当局正式申请、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

　　福尔曼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曾抵达陕北，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彼时，福尔曼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赞赏，没想到，几年后他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形。

　　1940年，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他惊讶地看到，“中国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高官一面告诉福尔曼和他的同行，共产党“强占国土”“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一面却不允许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前往共产党区域。这反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对共产党更大的兴趣。“究竟封锁线的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党果真像政府当局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军？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一连串的疑问，促使福尔曼和他的同行们，一次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赴延安采访的申请。

　　1943年11月初，福尔曼最早提出申请，蒋介石批复:“应从缓议。”1944年2月，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爱金生 (B.Atkinson)、白 修 德(Theodore H.White)等10位驻重庆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给蒋介石，要求去延安采访。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又以“国共两党的冲突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与外国人无关”为由，予以拒绝。

　　希望前往延安的不只是外国记者。几乎与10位外国记者写联名信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请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

　　美国人早在1943年就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军兵力，因此，一直大力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并不满意，美国人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及其作战情况等信息，1943年始，美国外交官、军官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遣军事观察团赴延安。

　　在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和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再也没有推脱的理由。1944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新闻会上宣布，蒋介石“已准外记者赴延安参观”。

　　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但蒋介石还是担心记者们被共产党“赤化”。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将采访团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层层筛选中国记者及随行人员，要求既要“深知外记者心理而能运用”，又要“深悉共党‘阴谋’而揭破”，以便“不使外记者受共党宣传之诱惑”，“尽量揭露共党措施之弱点”。没有符合条件的记者，国民党不惜安排特务冒充。据当时负责接待参观团的延安交际处处长杨尚昆回忆：“《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者叫杨嘉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

　　在采访时间和日程安排上，蒋介石特意指示：“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三个月。”蒋介石为何如此大方？外国记者们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用心，“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另一方面，“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

　　果然，最后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仅有6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国民政府精心挑选的具有反共倾向的记者。

　　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指定了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担任领队，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新闻检查。为了“先入为主”，还规定采访路线必须先访问西安和阎锡山控制的晋西，然后才可进入陕北。

　　如此几番周折，5月17日，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乘坐一架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了采访的第一站——西安。

02.

识破西安训练营的“表演”

　　“在这个城市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无耻的盯梢。”

　　——爱泼斯坦1944年5月20日《发自西安的信》

　　蒋介石费尽心机安排的西安之行，一开始就失算了。

　　到达西安没多久，福尔曼就收到了一封关于揭露国民政府“苦心”的书信。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信中写道：“蒋委员长拨了500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3/5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即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许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译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

　　这封信甚至详尽地列出了国民政府防范记者团的要点，比如，“限制并阻止你作‘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你整天的时间”，“你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员及便衣人士守看”，“凡指定与记者团谈话的官员必须根据‘谈话大纲’，并必须在用语措辞方面历数共产党的过失”，等等。

　　大概是为了保护写信者，福尔曼没有列出写信者的姓名，但这封信无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决定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在西安停留了4天，记者们很快发现，信中所说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按照安排，记者们在西安先后拜访了胡宗南军部、省主席府邸、西安国民党党部和临时人民参议会。但是，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延安”或“共产党”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实在避之不能，就顾左右而言他，列举共产党的罪状。在军部，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子凯（音译）代表胡发言，他言之凿凿地声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没同日本人打过仗。”爱泼斯坦追问：为什么东京同盟社一再报道日本和共军作战的战况？罗子凯避而不答，而是厉声反问：“假如你们相信同盟社，为什么美国还和日本人打仗呢？”在省主席府邸，祝绍周主席大肆谴责共产党“贩卖鸦片”，他说“边区1/3的最好土地都种植罂粟了”。这个谎言太过拙劣，以至于福尔曼只写了一句话加以反驳：“我在共产区游历了五个月，找不到一点点任何形式的鸦片的痕迹。”

　　斯坦因曾担任驻远东记者长达12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一直抱有同情的态度。他对西安一行的待遇很不满意，西安的官员仿佛迎送国宾一样，“到处以精心安排的音乐队、游行队伍和民众示威来欢迎”，每天两顿奢侈酒席、特别演出、游览当地名胜，记者们听到数不清的“空洞而庄严”的演讲，但“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

　　不仅如此，福尔曼还发觉，“西安官吏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后来我们知道连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言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这番特殊待遇，让爱泼斯坦忍不住在《反共堡垒西安》一文中讽刺：“作为军事政治堡垒，西安当之无愧。在这里，一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

　　在西安稍微突破程序的“访问”，大概是前往“集中营”考察。福尔曼听说，这是一个关押那些从共产区出来的人的政治监狱，但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营，“用以收容从共产区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与短期之训练”，然后青年们可以过上新的生活。于是，记者们主动提出参观，西安的官员支吾了两天终于答应下来。

　　5月20日，记者团来到了训练营。福尔曼看到，“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还没有干。”他采访了一些营员，这些营员纷纷大倒苦水，“控诉”共产党的“罪行”。然而，富有采访经验的福尔曼只问了几个问题，就让这些营员露出了马脚。

　　一个20岁的营员自称，她曾被共产党蛊惑，去了延安的师范学院，后来逃了出来，自愿来到训练营。福尔曼问，要不要替她带信给过去的老师或故友，她回答，“他们在那儿的都是坏东西”，并且，她把他们的名字都忘了。

　　23岁的营员符秀英说，她是四川一家有钱人的女儿，红军砍掉了她父母的脑袋，拖她去了延安。但奇怪的是，她在艰苦的长征期间没有企图逃亡，而是抵达延安之后逃了出来。她自称1938年逃出延安后就直接来了训练营，实际上训练营是1939年冬天才设立的。

　　训练营的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斯坦因多年养成的专业记者素养，让他没有轻信在训练营听到的阴暗故事，因此，抵达延安后，他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那些自称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青年，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就在斯坦因将信将疑时，两位青年突然找来了——斯坦因、爱泼斯坦和福尔曼都记起来了，他们曾在西安的训练营见过。原来，这两位青年从训练营逃了出来！

　　一开始，斯坦因当然也不是完全相信这两位青年，但是，当他们两人说出了记者们在西安训练营采访的若干细节，比如“我们穿什么衣服，哪里照相，我们向什么人问什么问题”等等，斯坦因相信“这两个青年无疑地不是冒充的。”从他们的口中，记者们得知，为了应付参观，训练营不仅借来了新的衣服、被褥，还将记者可能询问的问题和答案油印出来，让营员们反复背诵，以便“表演”给记者。至于福尔曼采访的那几个营员所谓的人生故事，当然也是编造的。

03.

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

　　1944年5月31日，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省的阎锡山防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齐声欢呼，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爱泼斯坦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休息一晚后，参观团见到了王震将军。由于国民党故意临时改变了渡河地点，王震不得不在一天内赶了250里路，因此，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一双草鞋，大脚趾上还缠着绷带，血迹斑斑。爱泼斯坦感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

　　满身尘土的王震从容地带着大家上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和玉米。令人惊异的是，田地里农民使用的锄头和犁铧有的竟是钢制的，一问才知，它们的原材料来自远在华北拆毁的敌人铁轨。这里的老百姓也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满面愁容，这里的老百姓不仅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主动帮战士们照料马匹，还上前打听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

　　走到南泥湾时，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这些军械几乎全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俘获的。”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既吃惊又激动”。不过，一行人很快发现，当他们于6月9日正式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

　　参观团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延安交际处，这是30多孔新开的窑洞。据时任延安交际处副处长的金城回忆，对于接待参观团的工作，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了八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

　　根据指示，记者到来以前，交际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还特别自制了“土沙发”。所谓“土沙发”，有的是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出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的土印花布。精心布置的窑洞，让福尔曼赞叹“比我们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充足供给的一日三餐，更是让记者们感到了边区的“丰衣足食”。《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这样描述：“每晨起来，头一件事是享受那一顿丰盛的早餐。鸡蛋牛油面包都是用大盘盛在桌上，任你吃多少，此外还有馒头，红枣小米稀饭。中餐晚餐，是四菜一汤，平常吃馒头，大米饭少见。要吃酒也有预备，只要你吩咐好了。”

1944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桃园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团

　　刚刚安顿下来的斯坦因发现，共产党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不过，没过多久，斯坦因就前所未有地忙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于是，从边区政府到新闻单位，从中央医院到兵工厂，从大学到模范农场，从自治组织的会议到日本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了斯坦因等人的眼前。

　　记者们并不知道，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姿态，才让斯坦因大为感慨：“我和共产党的领袖、非共产党的领袖、负责任的官员一谈几个钟头，我恐怕没有多么注意他们的时间宝贵。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04.

采访毛泽东

　　“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人物之一时，我不认为是错误的。”

　　——爱泼斯坦《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6月12日早上，来自毛泽东的浅红色请柬送到了中外记者手中。出发赴宴之前，赵超构突然发觉自己赤足穿着新买的凉鞋，未免不庄重，他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他们的人坚决保证，毫无关系，“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果然，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一看，许多延安干部都穿着草鞋，毛泽东穿的一套毛呢制服也是陈旧的。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致辞说：“欢迎诸位在这般炎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标，你们到这里来了。”简短的发言后，他开始详尽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

　　参观团进入边区时，恰逢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关于这个新局面，毛泽东表示：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他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谈话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晚餐后，毛泽东邀请记者们一起观看《古城会》等戏剧。散场时已是夜里11点，毛泽东微笑送客。第一次会见，让赵超构感觉“完全出乎意料的轻松”。

　　后来，斯坦因最先突破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就发生在毛泽东简单的窑洞接待室里，窑洞里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摇椅里，香烟一根接一根，有时他会站起来，一边在窑洞中来回踱步，一边缓慢、系统地回答问题。傍晚，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就坐在院子的苹果树下共进晚餐，然后，回到窑洞内继续谈话。谈话时，毛泽东注意到斯坦因面前的小桌子摇摇晃晃，便转身走到外面，拿来一块平底石头，垫在一条桌子腿下。

　　毛泽东没有回避斯坦因的任何一个问题，斯坦因也有很多问题要问，但他注意到天色已晚，几次提议告辞。没想到，毛泽东却坚持作更多的晤谈，就这样，两人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了深夜三点，最后，斯坦因已经神志困顿，毛泽东“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谈话井井有条。”

　　爱泼斯坦最意外的是毛泽东的亲切随和，他发现，“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和记者们吃饭时，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一共不超过两三桌，交谈很方便，饭菜也简单。

　　毛泽东给爱泼斯坦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极擅长于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这与蒋介石的举止形成了强烈反差，爱泼斯坦认为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

　　参观团在延安马不停蹄地参访了一个多月，记者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是毛泽东，每个领导人“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平等、各不相同的性格魅力，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外表看像个书生，他说话有力、清晰，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乏味。朱德看上去“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聂荣臻细高身材，“他的带有敏锐的智慧的长脸，像他的整个的人一样表现着非常的意志力、纪律和进取精神。然而他是十分人性的，他非常谦逊，他有优良的幽默感。”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

　　中共领导人的风采，与传闻中的共产党人截然不同，以至于爱泼斯坦特意写了一篇通讯《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通讯中，他介绍了生平迥异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其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邓发、聂荣臻等领导人，也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记录的旅长或政府委员。最终，爱泼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

05.

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中唤醒了。他们智慧地参加着自治，并且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

　　——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

　　在封锁线的后方，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这是福尔曼延安之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抹黑共产党的重点之一。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抡楦曾回忆，《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反共宣传，宣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污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参观团来到延安，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

　　7月13日，福尔曼等5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

　　前一天，参观团的中国成员和夏南汉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领队谢保樵和副领队邓友德似乎意识到，蒋委员长允许参观团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外国记者在边区长期居住，就会更加认识到“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剧，作战努力只是欺骗”，那错误就更大了。他们试图带外国记者一同离开，结果被毫不留情地拒绝：蒋介石不是要求我们在延安至少待三个月吗？

　　留下来的5位外国记者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官员”，这些参议员的形象很特别，不论年龄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些人还是骑马来的。20多名出席委员的身份和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和士绅，有知识分子和教师，有医生和士兵，也有回教徒、商店店员和佃农，其中只有8位是共产党员。

　　这是因为，1941年，边区开始实行“三三制”，也就是说，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和政府职位中，共产党员的人数都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职位留给各阶级、各民族中主张抗日和民主的非共产党人士。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他们就会主动放弃多余的职位。

　　主持联席会议的是李鼎铭，他是“三三制”政府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64岁的开明绅士，曾为发展地方教育努力了30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因此在陕北很有名望。他很少过问政治，但从1941年开始，被选举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

留守兵团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赠匾。右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

　　最初遇到这位“牙齿脱落、身体脆弱”的老人时，斯坦因不以为然，他还怀疑共产党把这位在县里声望极高的温和老人挑选出来，只是作为赞美新民主主义的傀儡。但是，当跟李鼎铭以及农民、工人等大大小小的人物谈话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你是个非共产党员的地主，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什么作用吗？”斯坦因的问题很尖锐。

　　李鼎铭“像羊皮纸一样的”脸上，很快露出了满是骄傲的笑容。他慢慢地回答：“我当选（边区副主席）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第一次遇到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说，我们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建议，不久，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获得一致通过。“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进步。”李鼎铭告诉斯坦因。

　　为了实际观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记者们还进行了“突击”拜访。福尔曼步行2小时，来到一个村子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他看到，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共产党所说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民族”。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其中一人为低能者，另外两名未满18岁。随后，候选人一一站起身来，讲解他们的政策纲领。

　　不识字的农民，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投票。除了广为人知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的“投豆入碗”，赵超构在1945年出版的《延安一月》中还介绍了几种投票办法，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选人的名字上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民家里去请他们投票，这叫做背箱。

　　亲眼目睹边区的“草根民主”，爱泼斯坦情不自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邱茉莉写信，揭露被国民党歪曲的事实：“我不知道在重庆那种浑浊沉闷的气氛中，这听起来有多么真实，但是它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06.

亲历战斗

　　“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敌军和伪军谈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之后的几个小时里。”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

　　莫里斯·武道在参观团中的身份比较特殊。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红长期从事国际友人在延安的研究，她告诉记者：“武道来延安的身份是路透社、《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实际上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从武道采访毛泽东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他本来是偏向于国民党中宣部的。”

　　据说，最初听说武道成为代表团成员时，其他同行外国记者纷纷抗议，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没想到，武道亲访延安并亲眼看到中共与日军作战后，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从陕北回来》的报道，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上，驳斥国民党关于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

　　他在报道中写道：“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敌军和伪军谈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同时我也看见一大批从敌人那里夺到的战利品，还用日本火柴吸了日本纸烟，喝了日本果子露，吃了日本饼干和罐头。”

骑在骡子上的福尔曼（左）正在通过一个民兵设立的哨所，八路军护送人员在给民兵出示路条

1944年9月，爱泼斯坦（左）与福尔曼（右）采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武道亲历的战斗不止一次。那是1944年9月，他和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普金科在八路军和翻译的陪同下，自延安东渡黄河，来到了晋绥军区。在旅途中，记者们遇到了正在前线参观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当晚，他们一同宿营在距离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这时，正逢八路军和游击队夜袭敌人在山西的重要战略据点汾阳县城。于是，记者们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山上，亲眼看到，八路军烧毁了敌人的火车站、机场和一个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的一座碉堡，击毙和俘虏了日伪军，并缴获了两挺机关枪、70支步枪以及香烟、饼干等战利品。

　　战斗胜利后，周边村庄的老百姓纷纷杀猪宰羊，成群结队地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蛋，赶到军队驻地慰问战士们和国际友人。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福尔曼，他不禁感叹：“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

　　几天后，记者们来到汾阳以北的娄烦镇，又遇到八路军包围日军据点。僵持许久，据点里的300名日军和百余名伪军拒不投降，于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决定挖地道，爆破敌人的炮楼。爱泼斯坦在通讯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7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趴在地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

　　10月2日，5位外国记者同卡斯堡少校一起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爱泼斯坦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他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多月，单是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据点20余处。

　　而武道颇为感触的是，不仅八路军抗击日军打得勇猛，就连每个普通的村民都有强烈的抗战意志。他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写道，在晋西北，有些区域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要和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老百姓用各种的方式和军队合作，帮助看护和撤退受伤的士兵。他们也独立地攻击敌人坚固的据点，在许多场合，他们在村庄的周围埋下如此之多的地雷，使敌人不敢走进去。”

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指导下，根据地人民自制出各式地雷。福尔曼摄

07.

外国人的眼睛亮起来了

　　“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

　　1944年10月下旬，5位外国记者返回重庆，结束了他们5个月的延安之行。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来到交际处同他们话别，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毛泽东的签名画像，爱泼斯坦后来一直将这幅画挂在自家客厅的正面墙上，福尔曼则在他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国的希望之星在闪烁……”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是福尔曼一个人的感受。早在参观团尚在延安访问时，外国记者们发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就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1944年7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根据爱泼斯坦报道写成的评论《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最让国民党懊恼的是，就连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反共倾向的夏南汉神父，也表示“报上指斥共产党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有看到。”

　　不过，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外国记者们根据实地参观考察撰写的100多篇电讯稿，大多数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全文扣检，或者删去主要内容。”赵红教授告诉记者，“这导致外国记者与国民党中宣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参观团的活动不仅没能给蒋介石加分，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在舆论宣传上的失败。”

　　新闻检查只能控制一时，外国记者们回国后出版的图书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很快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率先在美国出版《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7年，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问世。三位记者的三本书，不约而同地用大量事实、调查和对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和他们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反攻的巨大潜力。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大量发行，后来大都还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此外，由于善于规避“审查”，巧于用笔，《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关于延安之行的客观报道，也集结成了《延安一月》出版发行，受到国统区读者的欢迎。毛泽东曾评价《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有胆识的赵超构，其实是国民党多番研究后才选定的。据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抡楦回忆，国民党中宣部对《大公报》和《新民报》的外勤记者很不放心，认为其中大多数人倾向共产党，不易控制。这两家报纸的人选被否决了好几次，最后国民党中宣部才勉强同意派《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去延安，因为其听力很差，人称“赵聋子”，平日也不爱活动，不是活跃分子。万万没想到，恰恰是看似“安全”的赵超构，写出了让国民党后悔不已的《延安一月》。

　　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

　　的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正是在这些记者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自信、坦荡地步入了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