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讨论了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近平2022年新年贺词又一次提到“窑洞对”，指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6-19页、250-286页)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第601页)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确立为根本方针。“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是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部是一种现实愿望的扩张。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揭示了自我革命的人性根源。《心之力》指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观世界，为我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进行自我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遵循，也是指导自我革命的锐利武器。没有自我革命，党就不能克服错误团结一致取得革命胜利。“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巴黎公社失败是因为缺乏统一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为了避免公务人员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老爷，规定：“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而且只能拿普通工人的薪水，为自我革命开辟了道路。“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形势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人民群众的斗争与监督是保持政府廉洁的根本途径。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政治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都影响党的纯洁性与军队的战斗力。“红军既是从旧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旧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党太管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的口号。“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

　　序·1945年，黄炎培造访延安。其间，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其畅谈，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直言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后来被称为“窑洞对”。“我曾经谈到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这是习近平主席2022年新年贺词特别强调的。

　　一

　　1917年毛泽东在《心之力》指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

　　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

　　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360百度)

　　1920年12月毛泽东《致蔡和森等》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是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更为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情感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

　　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在认清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专政)，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发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

　　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部是一种现实愿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向走，决不向减缩的方向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到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可以证明这个道理。(《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认为：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方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是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二

　　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收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醒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9页)

　　1926年3月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指出：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八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国家，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到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受他们的愚弄!

　　现时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到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道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

　　巴黎公社存在了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表现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一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国民政府打倒杨、刘(杨希闵、刘震寰)，肃清发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允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36页)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到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弱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消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形势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38页)

　　1927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3—91页)

　　1929年4月毛泽东在《红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面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以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4-55页)

　　毛泽东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得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旧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只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去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个人庞大的领导权。

　　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才是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我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不能说是已抛弃了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干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白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纪律。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意见，一种以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

　　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74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毛主席语录》，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省哲学重点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出版《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等6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哲学研究、文汇报均有介绍，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