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来得突然。

　　接连用三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汉城（今韩国首尔）以南的志愿军正要转入休整——一连输了“感恩节攻势”和“圣诞节攻势”的“联合国军”显然不甘于接受连战连败的结局；从麦克阿瑟到李奇微，自然也不想让志愿军从容度过一个战场上的春节。除夕之夜到来前10天——1951年1月25日，敌人的全线大反扑开始了。

　　行动代号叫作：霹雳作战。

　　中华大地上迎接兔年春节的爆竹声和抗美援朝战场上裂空的炮弹爆炸声，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地面进攻兵力达23万之多，包括美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3个军，南朝鲜（今韩国）第一、第三2个军团，以及土耳其旅和英军第29旅等，总计16个师又3个旅，外加1个空降团。主要攻击兵力置于西线，目标为汉城方向；另一部在东线辅助突击，由西至东发起全线进攻。

　　世界第一强国的超强补给优势充分显示了出来：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快速补充到朝鲜，各种战备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战场。美国大兵还可以飞到日本，进行5天“纵欲+纵酒”式的休整，以便“恢复士气”，重返交战前线。

　　此时的志愿军一线兵力虽然也有21万余人，但几乎都是从鸭绿江劳师远征到接近北纬37度线的部队，从第一次战役打响到第三次战役结束，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连续鏖战了3个月。志愿军不但要与“联合国军”天上的战机、地上的坦克大炮搏斗，还要面对极寒、伤病和饥饿的严重威胁。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的纪实作品《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这样描述志愿军面临的残酷局面：“从鸭绿江到汉江数百公里的山路，基本没有任何现代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步行。这还需要时刻面对美军飞机无休止、对弹药毫不吝啬的轰炸。这些中国军人的食物只能靠自己携带，他们唯一的保护伞就是黑夜，在白天，只要有飞机出现，他们必须藏在树林里并保持静默，绝不能用轻武器进行任何还击和生火做饭，否则将遭致更加凶狠的轰炸……如此一来，补充的部队要从鸭绿江抵达前线，至少要耗费四至六个星期的时间。而他们抵达那里时，早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霹雳作战”的筹划和指挥者，是在“圣诞节”后第二天飞赴朝鲜战场的新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李奇微。在此之前，这位曾经在二战后期担任过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的美军中将，是美国陆军副参谋长。

　　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的“感恩节攻势”和“圣诞攻势”接连被志愿军粉碎。尤其是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付出了死伤和被俘2.4万人的惨重代价，1000余门火炮、3000余辆汽车、200余台坦克与装甲车被志愿军缴获与击毁，连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溃败之中丧命车祸，死在了“平安夜”到来的时候。

　　“临危受命”的李奇微所到之处，看到的美军兵营处处弥漫着死亡和恐惧的气息。无奈之中，他只好动用20万大军，在西起临津江、东至东海岸布设防御线。怎料，他的基本防线刚刚部署完毕——1950年的最后一天，志愿军又在一个落雪的黄昏发起了被美国人称之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激战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刚刚在元旦一早向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南朝鲜军仓皇逃命的一幕，不禁心生悲哀：“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

　　1951年1月3日凌晨，李奇微下令放弃李承晚政权的“首都”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毕竟是久历战火的一代战将，李奇微在佩服中国军人勇猛顽强的同时，也迅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都是五至七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而眼下，已经长驱汉城以南的志愿军，显然就处在战场补给最为困难的时候。李奇微认为，向北反击的大好时机到了！他专门为美军制定了一套缜密的“磁性”对阵策略：发挥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战役打响后尽可能与志愿军保持距离，待到志愿军弹药和食品耗尽，再发动猛烈攻击。他还吸取麦克阿瑟盲目冒进的教训，要求各路大军互相靠拢、齐头并进，以免再次沦为中国军队的“猎物”。

　　杜鲁门政府也不甘心强大的美国败在新中国面前。1951年1月6日，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紧急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费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80%。

　　战场上的较量，就像两位高明的棋手对弈，任何一丝瑕疵都会导致战局逆转。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虽然朝汉城方向大举进攻的西线美军第一军和第九军并肩突击没有空隙，但东线的美军第十军与南朝鲜第三军团之间则有兵力薄弱环节，这无疑就是志愿军的机会。彭德怀由此确定“西顶东反”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组织西线坚守防御，牵制“联合国军”主要进攻集团；而在东线则有计划地后退，待敌人一部态势突出时，集中主力寻机反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人，动摇其布势，制止其进攻。邓华、韩先楚，两位曾经携手挥师解放海南岛的年轻战将，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

　　这一时期，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海空兵力已达13万，作战飞机超过1100架。从13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遮天蔽日，雨一样密集的炸弹、燃烧弹把每一个黑夜都变成了白昼。这让擅长夜战近战的志愿军的作战优势大打折扣。

　　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西线，韩先楚指挥的阻击战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大“王牌”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1951年2月2日，春节前四天，志愿军用电台与当面之敌联系，让对方运走躺满了阵地前的“联合国军”伤员和士兵尸体。美军战地记者记载：“直升机群来来回回运了整整一个上午。”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远离祖国，远程征战。比战场局面更危急的是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存危机。彭德怀后来回忆：“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

　　还在第三次战役期间，朝鲜方面倾其所能，也仅仅筹措到了9吨粮食。临近春节，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进攻和狂轰滥炸，志愿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我军情况：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补五斤，须二月六日才勉强完成……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需二月十八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

　　1951年2月5日，除夕之夜。“联合国军”发动的“霹雳作战”已经持续了10个昼夜。大雪茫茫，前沿阵地上的志愿军官兵没有过年的饺子和爆竹，有的只是冻成了“冰疙瘩”的土豆和敌人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进攻。此时此刻，支撑几十万大军勇敢战斗的力量，是坚韧的毅力和迸发的意志，还有深埋在心底的“祖国”两字。

　　那个春节，中国的大街小巷不时飘出淡淡的香味，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在为朝鲜前线的官兵赶制“炒面”。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加入了这支特殊的拥军方阵之中。

　　2月11日，大年初六。邓华指挥的东线志愿军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傍晚时分，中朝军队趁着早到的夜暗，突然向态势突出之敌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横城反击战。至13日凌晨战斗结束，志愿军歼敌1.2万人，缴获各种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各种枪6200余支、坦克7辆、汽车550辆，迫使东线“联合国军”后撤26公里，重挫了敌人大举反扑的锋芒。这一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横城反击战，涌现出了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33岁的邓岳指挥第40军第118师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第八师十六团团长权泰顺以下656名，俘敌2178人。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34岁的张竭诚则率领第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第38军、第39军军长。

　　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时，已是当年的4月21日。志愿军伤亡4.2万，歼敌5.3万。虽然主动撤出了汉城，但“联合国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平均每天死伤近千人才前进1.3公里。李奇微后来回忆：“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这一天，是当年的谷雨。“雨生百谷”——新中国第二个春天的播种季节，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