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为齐相，“通货积财，富国疆兵”，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成为史上“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的成功，在于其治国能赢得民心：真正做到“与俗同好恶”。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

　　“俗”者，人民群众之义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管仲执政，能想人民之所想：人民群众想要的，政府就给予满足;人民群众反对的，政府就坚决废止。“与俗同好恶”，无疑是典型的“民本”主义。

　　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民本”思想的创导者。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以“仁”为首。“仁”者，爱人。它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伦理核心。孟子甚至把“民”的地位提得最高，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管仲是“法家”代表性的政治家，他的“与俗同好恶”思想，说明“法家”同样具有“民本”思想。如此说来，早在春秋时期——即两千多年前，政府就已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孔子的儒家学说，为历代传统思想，讲的是“仁义道德”;可是实际上是言行不一。诚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的那样：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毛主席认为：

　　“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它都处理不了，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废话、屁话!”;历代统治者都是“尊孔”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1973年毛主席关于孔子的谈话——毛远新回忆》)

　　由此，对中国古代的“民本”现象，不能只看表面;更应看其实质。那就必须对这个“民”字进行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只有用阶级史观去观察历史，才能准确认识历史。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时代。管仲的“与俗同好恶”，所讲的“俗”——“人民群众”，绝不可能是被压迫的奴隶阶级;只能是专指奴隶主阶级成员。管仲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的政权自然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绝不可能去与奴隶们“同好恶”。他所宣扬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按：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恰恰也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演变成为封建社会，“民”的含义自然也发生了改变。在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那时的“民”，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成员，绝不会是那些遭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处于农奴地位的“农民”。

　　其实，毛主席早就讲过：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可见，只笼统地讲“民”，是很不科学的。只有对不同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情况作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