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慷慨赴国难，有人大发国难财。

　　美国时代杂志驻中国战地记者白修德曾经记录了发国难财者的嘴脸，一是抗战时期河南大饥荒时，贪官污吏，地主富人，竞相从饥民口中夺取最后一点活命的本钱：

　　“征实雷厉风行，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袋谷种缴给税局。饿得走路都不容易的农民，还必须缴马料给军队，这些马料要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营养得多。缴不出东西的农民，就被逼得无路可走。他们卖掉牲口，家具 以及土地，得钱买谷以交纳税款。最可怕的风气，是土地投机的飓风。西安和郑州来的富人，政府小官员，军官以及依然有粮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恶性的低价收买农民祖宗传下来的田地。”

　　与时同时，是发国难财者的花天酒地，娇淫奢侈。白修德在离开河南的前一夜，郑州的地方长官们为了堵他的嘴，设宴招待了他，据白修德回忆，那晚他们吃了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儿饼，饼上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那是他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二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官员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沿海一带失地，接收抢夺日伪财产，囤积居奇，中饱私囊：

　　“重庆的这般贪财无厌的官员们又回来洗劫被解放的城市和省份，为中国政治道德所一向容许的中饱和贿赂，便猖獗到漫无边际了。上海的人们以难堪的感觉，坐视他们所迎迓回来的政府出售执照，出售特权，霉烂国外的剩余物资，宽宥囤积居奇的事实。他们坐视印刷机滚出一卷卷的毫无价值的纸币，而物价却攀腾直上，官僚们在夜总会跳舞，在华贵的旅馆里喝酒，上海的工人团体眼看着国民党在跳舞场里举行他们的第一届工人团体大会。旧有的无赖，在国民党某些最有权势的人士领导下又抛头露面了。”

　　白修德所描写的，只是发国难财者的冰山一角，国民党的政府大员们，精于此道的数不胜数，他们把捞取的大量的“国难财”存储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香港分行，据说，那些国难财的数额相当惊人，相当于当时中国抗战前线一年多的军费开支。

　　也难怪，毛主席于1940年2月1日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之“取缔贪官污吏”中写道：

　　“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

　　对于发国难财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毛主席是极其痛恨的，形容如虎狼，直斥其凶残，必欲全取缔。他的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非常决断，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得到。

　　1933年8月，毛主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谈到红色区域的贸易问题，他指出大宗贸易全是商人在做，在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

　　“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

　　在日寇大举进迫，国家面临垂危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为避免“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发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案，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指导，握手言和，共赴国难。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解析统一战线政策，并表示：

　　“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 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再次重申：“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关于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内容是：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毛主席为杂志撰写发刊词，关于国共合作创造的大好抗战局面，他这样写道：

　　“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寄语青年们要“永久奋斗”，讲到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传统时，他说：

　　“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员‘吃树 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所以把共产党搞掉了，中国就不妙。大家要拥护共产党， 全国老百姓也要拥护共产党。相反，那些反共的、发国难财的、吃磨擦饭的坏家伙，应该统统清除掉。”

　　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毛主席发表演讲，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的取消边区政府的恶毒主张，毛主席愤怒地驳斥道：

　　“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1940年2月7日，毛主席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撰写文章，强调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指出“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在所反对的诸多倒退行为之中，他写道：

　　“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报告对中国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比较中，他讲道：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整个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发国难财现象“蔚然成风”，触目惊心，从高官到普通办事人员，都趁国难之时大开捞财之门。当时海外侨胞抗日热情高涨，纷纷为国内捐款捐物，甚者不惜毁家纾难，以身参战，血洒疆场。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40年3月抵达重庆考察，目之所及，皆是达官贵人的贪腐成性，宴请他的宾馆，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开的私家企业，是政府公宴的指定场所，安排接送他的司机，公然虚报冒领，多支车油，甚至每天索要五元茶水钱。此情此景，让陈嘉庚忧愤难加，仰天长叹：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在在哪里?直至他顶着压力访问了延安，看到了延安清明的政治，才长舒一口气：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权无心和平建国，妄想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不归路。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仍然改变不了贪婪的本性，置中国人民于空前的浩劫之中。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政治宣言，史称《双十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中指出了国统区的“败相”：

　　“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⑺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宣言发布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

　　“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过上了人的生活。国民党搜刮来的国难财，被悉数没收，成为全国人民的财富。

　　由于共产党人所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国家，基本清除了“发国难财”这一旧中国的毒瘤所存在的土壤，象国民党政府时期那样大规模、普遍的“发国难财”的丑恶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刚刚从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还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还存在着一个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因此，“发国难财”现象并没有完全杜绝，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最典型的表现在新中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因为战争扩大，军需供应紧张，国营企业的供给无法满足战争的强大需求，其中的军需供给任务要由资本家去承担，“发国难财”的邪恶念头于是在一些人的心头萌动，他们要趁机谋取暴利，于是假药、发霉大米、臭牛肉、病猪肉、黑心棉、劣质工具、劣质服装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军需物资纷纷出现在了前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的资本家通过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获取大量订单，把不符合医疗条件的低档药品、过期药品或掺假药品卖给志愿军;有的资本家在承制罐头时以次充好，用水牛肉、马肉充当黄牛肉;有的资本家在承制军用铁锹时，掺进用汽油桶铁皮做的劣质产品，志愿军用来挖工事，一触即弯;有的资本家在承制急救包等医疗产品时，用劣质棉花，甚至从垃圾箱、死去的乞丐身上搜集烂棉花。总而言之，为了赚钱而坑害在前线打仗的志愿军战士的事五花八门，令人不胜愤慨。

　　1951年4月26日，毛主席阅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他立即作出批示：

　　“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

　　自1951年底开始，国家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主要目标是针对党、政、军、民内部的干部的，但在运动中发现，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甚至一些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于是国家又配合“三反”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五种行为被毛主席称为“五毒”，去“五毒”，对私人资本是一次有力的打击和节制，对奸商的“发国难财”也是一次棒喝，大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针对部分违法资本家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甚至找理由报歇业，辞退工人等情况，毛主席作出批示：

　　“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1952年3月15日，毛主席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谈“三反”运动情况，提出民建要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他说：

　　“‘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耍，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

　　1952年3月23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八项目的中包括：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

　　从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利用三年时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从此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入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则办事，社会主义工商业不是为了唯利是图，赚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从此，“发国难财”这一难以根除的恶疾便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从历史上看，“发国难财”一族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民族大义，没有民族气节，甚至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不具备，在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他们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唯利是图，无孔不入，寡廉鲜耻，冷酷无情，只要能赚到钱，是什么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的倒行逆施，贻害无穷，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中华民族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在外敌入侵面前组织不成有效的抵抗力，有那么一大帮把灾难当成生意的贪官污吏奸商的存在，国事自然不可收拾，毛主席对“发国难财”深恶痛绝，没有“发国难财”成为共产党人领导的解放区的一大特色，最终在他的领导和治理之下，除恶务尽，在全国范围内铲除了这一毒瘤。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曾开展过“五反”运动，跟抗美援朝时期的“三反五反”不同，它的内容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比较新鲜的一个词叫“投机倒把”，投机倒把就是利用时机买空卖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谋取暴利，这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不相容的，因此过去对这种行为不能容忍，也是采取打压的态度。1963年5月4日，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等团体时说：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

　　1965年7月4日，毛主席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实际上变成了小资本家，他们的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了。我们要消灭这种现象。”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一些担忧，他担心“投机倒把”会畸形生长，从而滋生出“发国难财”那样的幺蛾子来，他要防患于未然，要消灭这种现象，要把滋生“发国难财”的任何基础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