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中国第二个元旦。

　　瑞雪过后，朝阳初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将新的一年第一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传向四面八方——

　　“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两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因此，当我们进入1951年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侵略虽然还没有停止，我们却是满怀信心地面向着光明的将来!”

　　这篇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毛泽东亲笔审阅修改了多处。激扬的文字，如同澎湃在志愿军心中的战斗激情。

　　此时此刻，第三次战役已经打响13个半小时。漫天飞雪中，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官兵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20万“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把守的三八线。

　　东京帝国饭店10楼，“联合国军”总司令办公室。接到志愿军打响第三次战役的报告，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他无法想象，中国军队会在经历了一场残酷大战仅仅一周，就再次发起规模浩大的进攻之战。并且，是在远离后方支援的情况下。

　　第二次战役的伤亡数字，摆在麦克阿瑟的案头：这一战，“联合国军”付出了伤亡和被俘3.6万人的代价，其中美军2.4万余人;各种炮1100余门、汽车33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台，被志愿军击毁或缴获……美国国内的谩骂和国际舆论的抨击，让头顶着“军神”光环的麦克阿瑟，几乎在一夜间跌入了低谷。

　　麦克阿瑟清楚，与美军相比，志愿军不仅武器装备过于悬殊，后勤保障更是有天壤之别。他的士兵每天可以领到净重227克的3个Meat系列罐头和3个Biscuit系列罐头，前者以肉类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饼干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还配有口香糖、巧克力、火柴、香烟、餐巾纸等等。即便如此，他的穿着鸭绒服的陆战一师仍然在长津湖冻伤了7000多人，何况缺衣少食的中国军队?

　　麦克阿瑟以一个职业军人的直觉断定，既然他的“圣诞攻势”被中国人粉碎——美国陆军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最大败绩”，那么，中国军队肯定也会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不想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毁在朝鲜战场。1950年12月23日，沃克身亡的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以尽快挽救战场颓势。杜鲁门政府同样也不甘心惨败于年轻的新中国，一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让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一边在联合国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企图争取时间，扩充军备，卷土重来。

　　这一切，自然逃不出毛泽东的如炬目光。还在二次战役期间，毛泽东就敏锐意识到，随着敌人速战速决图谋的破产，美国与其仆从国之间的矛盾会更加尖锐，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也会更加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乘胜而战，再给敌人致命一击，才有可能把敌人彻底逼到谈判桌上——否则，一旦让对手得以喘息，以美英等国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志愿军必将面临更大的战场压力。

　　乱云飞渡仍从容。无论逆境还是顺境，久历战火的毛泽东早已风轻云淡了。1930年元旦，当时的“朱毛”红军不过万人，毛泽东看到的却是“风展红旗如画”的前景;1949年元旦，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就要到来，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告诫全党勿做古希腊寓言中那个怜悯毒蛇的农夫。打完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已经败退300公里，沦陷了49天的平壤重回朝鲜人民手中，但毛泽东还需要一场新的胜仗，巩固和稳定战场态势。

　　新年来临的那段时间，中南海与朝鲜前线之间的电波格外密集，一封封电报直指一个目标：打过三八线!

　　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所追求的，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有政治上的主动。他之所以下决心打赢这场立国之战，就是要用正义之战为新生共和国的和平奠基，让世界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已经在饥寒交迫的条件下，浴血鏖战了整整两个月，但毛泽东坚信，这支跟随他从长征，从抗战，从解放战争战场上一路征战而来的大军，有力量、有信心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种力量，来自志愿军迸发的血性，同样也来自他们身后的祖国。那个冬天，中国北方几乎每一座城市都会在傍晚时分，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混合香味，那是每家每户在为前方的志愿军做炒面。连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出现在了炒面的队伍中。

　　1950年12月26日，56岁的李奇微匆匆赶赴朝鲜战场。美军高层专门为这位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增加了一个头衔：“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上任伊始，李奇微专程飞到东京拜见麦克阿瑟。李奇微问：“您对我上任后，立即实施进攻有无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拍拍李奇微的肩膀说：“第八集团军是你的，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他提醒李奇微：“从清川江撤退下来的美军正据守三八线一带，部队疲劳，士气不高。”

　　果然，当踌躇满志的李奇微视察了他的部队后，猛然发现自己的心情远比朝鲜的严冬还要阴冷——接连遭受志愿军重创的美第八集团军，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无奈之下，李奇微不得不放弃转入进攻的打算，快速部署13个师又3个旅进行防御，企图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李奇微还玩了一个心眼，将南朝鲜8个师部署在第一线，把美军和英军放在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然而，令李奇微不曾料到的是，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基本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就伴着飞舞的雪花开始了。

　　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按预定计划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黄昏血色，天寒地冻。“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在美国作家约翰·托兰眼中，朝鲜战争远比他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志愿军远比他在欧洲战场上见到过的各国军人坚韧。他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旧中国曾经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的李奇微显然没有意识到，新中国的军队如此无畏，更没有想到“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对志愿军如此畏惧。不过一昼夜间，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美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美国随军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写道：“第八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也就是在这一天，周恩来忍着悲痛将一个再也不忍隐瞒的消息报告毛泽东：1950年11月25日，美国战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牺牲——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已经被周恩来压下了一个多月，这封不到30个字的电报，彭德怀写了一个多小时：“今天，志愿军总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毛泽东久久沉默，直到抽完第二支烟，才发出一声叹息：“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两天后，志愿军占领汉城。又过4天，第三次战役结束。是役，中朝两军毙伤俘敌1.9万余人。至此，志愿军三战三胜，彻底扭转朝鲜战局。

　　李奇微后来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但此刻，却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

　　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国际舆论就不断发问，中美两国国力军力悬殊，刚刚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靠什么对抗强大的美国?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兵同样难以理解：面对空中的炸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面对地面坦克和榴弹炮的火力，“在尖利的军号和哨子声中，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攻击”的中国军人，为什么能够镇定从容地迎着死亡冲锋?

　　也许，从毛泽东亲自修改的195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就不难找到答案，这就是——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