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发生了一件令正处于高涨革命情绪中的全国千万青年学生料想不到而大为震动的事情：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人，从凌晨三点一直谈到八点半，足足谈了五个半小时，而且规格极高，陪同毛泽东召见的有几乎所有当时在政治舞台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在毛泽东接见来宾的政治活动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更特别的是，与毛泽东一贯不赞成在这类活动中作录音记录的主张不同，毛泽东特地要求对这次召见谈话作全程录音。由于在场人员众多，又有原始记录和录音，因此留下的材料十分可靠。

　　这几位被召见的，号称“五大领袖”，除了聂元梓，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学生，但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因为他们头上都有着“革命小将”的光环，他们是当时全国千万个抱着满腔热情投入运动的青年学生的代表。如韩爱晶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能有这样的殊荣，是一种多么被器重的感觉呀!

　　可是，这次的召见却不是他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情况，他们被要求“在外面走廊口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敏感的韩爱晶马上就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果然，这次紧急召见，他们所受到的，不是他们熟听了的赞许或鼓励，而是直截了当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这不仅是他们料想不到的，也正是使他们所代表的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大为震动的原因。

　　事情的导火线是这样的：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清华大学两派学生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文革史上有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期间曾有多个上级领导进行劝阻都毫无效果。7月27日，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蒯大富那一派以武力“还击”，导致五名工人死亡、数百名工人受伤的严重流血事件。震怒的毛泽东于是决定在7月28日凌晨召见这些学生领袖。他在谈话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说：“他要抓黑手，……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

　　清华大学的情况只是当时全国学校普遍情况中的一个突出事例，许多其它高校也是派性斗争不断，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有的发展为武斗。就是这“五大领袖”所统领的队伍里面也是纷争不断，分什么“天派”“地派”。所以毛泽东的这次召见不仅仅是为了清华大学所发生的事件。他指出：“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

　　“两年了”!回想两年前，毛泽东对这些青年学生抱有多大的期望啊!他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他不顾73 岁的高龄，不顾一天接连站立好几个小时、“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的劳苦，也不管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接见学生。其中有一次他“卧病三天，尚有微温”(见他给林彪等人的信)刚好了一点，还是坚持赶到天安门广场。就这样，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全国来的青年学生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吐露了自己执意这样做的心声：“我們将来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

　　然而，到第二年的上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经过群众运动的急风暴雨，毛泽东希望尽快由“天下大乱”转入“天下大治”，从而可以着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建立一个他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新局面。可是却出现了他所没有料到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显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遭到了严重的干扰。青年学生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每一派都自称是“真正的左派”，都要求“以我为核心”。工人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也与学生的派性斗争有密切关系，在工人组织里出主意、搞鼓动的那些摇鹅毛扇的人中都有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67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颇有感慨地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言语之中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之情。

　　尽管深感失望，但毛泽东还是期待青年知识分子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有所进步。他不断地以劝告，提醒，告诫的语气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说：

　　—— 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

　　——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可是，他们还是不听，局面仍然没有明显改观。到了1968年夏，毛泽东觉得不能再耽误了，由中央相继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直到7月28日召见学生领袖，毛泽东口气严厉地说：“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毛泽东显然怒不可遏了。

　　自毛泽东这次召见“五大领袖”之后，青年学生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大剧就谢幕了。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从开始的满怀期望变成后来的深感失望，成为许多当年当事人后来写回忆录时多有探讨的话题。可是细读下来似乎并没有抓到要害。

　　其实，毛泽东在召见开始时就说得很明白：“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在谈话中，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如果真的是认真学习、领会和信服毛泽东的思想，应该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真正的人民领袖必须是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为人民利益的实际奋斗中，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脱离了人民群众，特别是脱离了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农民，脱离生产者，除了自命清高，自我欣赏，唯我独尊之外，对历史和社会的进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毛泽东曾经希望新一代年轻人像他们年轻时那样在大风大浪的斗争中获得才干，成长起来，在他的身后把他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然而，当年的毛泽东是凭着对中国广大底层百姓的深刻了解，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带领他们为解放而奋斗，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成为无可争辩的人民领袖。而“五大领袖”却不是这样做，甚至没有用心去这么做，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观察学校动态时，毛泽东十分关注“逍遥派”。他说“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逍遥派是多数”，如何对待多数群众，这是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团结大多数，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可是“五大领袖”却从来不把“逍遥派”放在眼里，摆出“左派”的架势鄙视他们，排斥他们，结果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毛泽东后来谈及此事，他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从满腔期望到深感失望，毛泽东总结道：“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这其实是毛泽东从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得到的体验。众所周知，毛泽东曾经受到过某些熟读了几本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就自称为理论家的人的奚落，可是就是这些只有一点理论知识而对中国的实际一知半解，尤其对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众知之甚少的理论家，几次差点把中国革命的巨轮拖到泥潭里去。毛泽东给这种“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 画了一个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提炼出一个经典警句式的格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一个总的概括：“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注意到现实中的教育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他在1964年7月同他的侄子、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教育要革命”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文革的实践确实证明，未与工农劳动大众相结合的青年学生难以担负继续推进革命事业的重任。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这些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呆了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青年学子们，尽管他们满口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可以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可一旦走上社会，就表现得极不成熟。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对于这段历史，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从小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一下子进入农村的艰苦环境，自然很不适应。然而，在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中国，许多得到人民认可而有所作为的干部，不正是从上山下乡的艰苦锻炼中走出来的吗?他们在谈起自己的知青生涯时，绝不是为了诉苦，正相反，是为了说明他们有中国最基层社会的生活经历，是为了表明他们曾经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炼，是为了表达他们与广大老百姓结下的感情联系。当年艰苦锻炼的经历成为他们今天能够担负国家重任的一个重要资格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年的上山下乡，为几十年后新时代的中国准备了一批了解中国社会实情、体察基层百姓疾苦的干部。

　　回到本文的开头，召见过程中还有一些细节值得一提。

　　在谈话接近尾声时，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指毛泽东百年之后)，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提这种问题在当时会被认为是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心的表示，所以话音一落，整个会场就一片寂静，气氛有些紧张。稍过一会，陈伯达，姚文元的批评和指责就劈头而来。可是，毛泽东马上制止了这些批评，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想得远好。”他还表扬了这种勤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和坚持自己独立观点的性格：“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对于韩爱晶所担心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不在天就掉下来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只要有人民就成。” 说到这里，他再次点出这次谈话的核心： “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在讲话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休息，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他再一次叮嘱在场的官员：“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从这些细节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这些青年学生的复杂感情。他对他们那种严厉的批评，实在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