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个革命家，做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他所非常擅长的一门功课，除了自己的文笔，他的演讲也独树一帜，尤其在延安的时候，那里的一些学校，像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经常邀请他去做演讲。

　　毛主席的演讲很受欢迎，听讲的人入脑、入心、全神贯注，有幸听过毛主席演讲的人，历经几十年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一个老人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年的情景，脸上依然掩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演讲的时候，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毛主席如此牢牢地抓住听者的心，靠的是什么?

　　不妨拿一篇毛主席的报告来读一读，都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24日，毛主席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又在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口头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枯燥无味的，处理得不好，很容易让人瞌睡，毛主席的这个口头政治报告是怎么作的呢?读下来，很明显会感觉到一些鲜明的特点。

　　开门见山

　　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套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直奔主题。毛主席开篇便说：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就这样了了数语，便将人们带进了报告的中心内容了。

　　语言生动

　　毛主席的报告是讲大道理的，讲路线，讲政策，讲党内的严肃的问题，他却没有板着面孔，单纯地去空泛地讲道理，而是处处采用通俗的、活泼的、生动的语言，轻松自如地把大道理讲通了，讲透了。

　　他在讲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讲到了大革命时期忘记农民的深刻教训，他用了“泼冷水”这种说法，“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

　　讲到“反帝”的时候，他说“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 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

　　他讲到丢掉了农民后的严重后果时，他说：

　　“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

　　怎么办呢?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才有说服力。毛主席说：

　　“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对那段忘记领导权、忘记农民的历史错误，毛主席说道：

　　“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

　　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毛主席说虽然结果没有改造成功，但“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它取得了宣传上的收获，因为它让老百姓认识到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需要洗一下。他讲道：

　　“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 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 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

　　“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讲到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以及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毛主席用“反面教员”强调经验对教育人民的重要性，他说：

　　“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 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讲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正确路线的来源问题，毛主席这样说：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

　　讲到革命不要怕麻烦的问题，毛主席这样说：

　　“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讲到党内存在的不喜欢孙中山的情绪问题，毛主席指出要举起孙中山的旗帜，他说：

　　“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比喻形象

　　毛主席的演讲中存在着大量的比喻，他在讲道理的时候，形象的比喻随手牵来，活泼而有趣味。

　　他在讲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时，这样来比喻：

　　“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

　　他在讲到国际形势、外国的情况时，警示说：

　　“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 我们要警觉。”

　　他在讲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时，这样来比喻：

　　“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他在讲到部队力量增长问题时，这样说：

　　“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 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 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他在讲到党员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时，这样说：

　　“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 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 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 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

　　引经据典

　　毛主席自幼喜欢读书，长期大量的阅读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在演讲中常常自然而然地“用典”，增强了演讲的趣味性和说理性。

　　他在讲到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自卫反击时，他用了《左传》上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还用了《礼记》上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用到了《列子》上的“愚公移山”，他说：

　　“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 儿子再交给孙子。 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 ，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 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 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他讲到我们的军队与党外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这样说：

　　“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 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 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

　　他在讲到城市工作时，这样说：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 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他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这样说：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 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

　　他在讲到讲真话的问题时，这样说：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除了这一些，毛主席的这篇口头政治报告里的趣味性“爆棚”，他颠覆了人们对政治报告的一般性认识，象“聋子放爆竹——散了”、“猪鼻子里插葱—— 装象” 等歇后语的应用，象“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等趣话的应用，象“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等幽默语言的运用，比比皆是，枯燥的政治语言悉数消融在通俗的群众性语言之中，深奥的大道理倾刻间成了浅显的大道理。听着这样的口头报告，哪个还能瞌睡起来呢?

　　毛主席的好友萧三曾评价毛主席说：

　　“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这样的评价，真是太确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