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成效最为显著的反腐风暴，要数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发动的三反运动。它为走上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开创了保持多年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清廉局面，给今天的反腐斗争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事实上，早在胜利之前，毛泽东就预见到这场斗争。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严肃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正当全党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而欢欣鼓舞，准备庆功的时候，毛泽东却一点也不感到轻松。这位熟读中国历史的伟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即使能够获得战场上的胜利，也难逃最后失败的结局，而这个失败不是来自敌人，而是因为自身的蜕化变质。在更早些的1944年，毛泽东读到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郭沫若所著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极为重视，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对这些高级干部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紧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事情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

　　1951年11月东北局送来一份报告，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相当于币制改革后五万元，下同)。

　　紧接着，毛泽东又收到西南局类似情况的报告和华北局关于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

　　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迅即将这些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毛泽东在关于张子善，刘青山报告的批语中特别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从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又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这个时期，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口气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不折不扣地办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决定宣布以后，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送来报告。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这一系列的会议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的新阶段。“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并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这一时期，毛泽东接连多天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如3月4日这一天，从前一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毛泽东十分注意官商勾结的情况。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反映了资本家贿赂和勾结工作人员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毛泽东对于军队内的腐败情况非常重视，他于12月11日在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上加批语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他于2月5日审阅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对三名贪污犯的处理决定的复电稿时特地加上批语：“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运动到了高潮以后，毛泽东也十分警惕出现偏差，他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毛泽东认为，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可以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不过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是贪污党费、慰劳捐款及使公家遭受巨大损失的，仍要视情况给以行政处分。”

　　但是，对于货真价实的大老虎，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毛泽东都绝不手软。他说:“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曾在敌人的监狱中经受住严刑考验的领导干部。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可是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任何求情，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刘、张二人被处决，消息传开，人心大快，从此树立起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的形象，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拥护。

　　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那种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令人震撼。你看，限期10天，就必须完成，如若不然，坚决问责：“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对于反腐不得力的单位和干部，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有官僚主义”就是自己“手面不干净”，这就扫除了一切推诿怠工的借口，避免了反腐死角的存在。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关键重点：一是官商勾结，二是军队内的腐败。今天的反腐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两个对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反腐运动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最根本的一条是坚决地发动和依靠群众。他强调：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必须“大张旗鼓去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足以震慑并瓦解罪犯心理的声势;只有这样，才能使腐败分子陷于愤怒的人民大众的汪洋大海中而无处遁形。如果只依靠专门机构冷冷清清地去搞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胜利。

　　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群众和干部普遍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干部队伍中树立起以清正廉洁为荣以贪污腐败为耻的价值观，营造出崇尚讲公德，讲奉献，鄙视自私自利、营私舞弊的社会新风尚。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打虎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宏大的社会大教育运动。人们常常感叹，当年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让党和政府保持清廉几十年;可今天抓了这么多贪官，却还是止不住贪官的前赴后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初的打虎运动不只是揪出几个罪人，而是通过群众性的参与在全社会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和价值观，从而使新的腐败分子一旦露头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如果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那就无法根除产生新的腐败分子的土壤。事实证明，好的外界制约固然可以限制不良的行为，但是，再好的制度也有疏漏，一个有贪腐念头的人，总能找到，或者自以为能找到制度的漏洞，在以为不被暴露的条件下大行其贪腐之道，从而出现“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久治不愈的情况。只有实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正本清源，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和干部政治生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腐前赴后继的顽症。

　　必须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决非放任自流，他将群众和基层在运动中的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从而提出指导群众运动的正确政策并及时纠偏。党的领导首先就体现于党的政策进而决定于政策的落实。在三反运动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逼供信现象的出现，强调要打真虎不可打假虎。他把占贪污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中小贪污分子列为教育团结对象，但对贪污党费或慰劳捐款等性质恶劣者予以重责。对于货真价实的大老虎，毛泽东则毫不留情，不管职位多高，以前功劳多大，都绝不手软，也绝不为说情所动。这种既坚决彻底又宽严鲜明的政策，达到了团结教育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的效果。（“团结教育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这是理解毛泽东群众运动的关键——民族复兴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