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大”作政治报告的时候，毛主席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和原则，对于应不应该选举犯了错误的同志的问题，他讲了一段“党史”，他说：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 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毛主席提出的选举原则是“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他说：

　　“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 ——现实主义的方针。过去对陈独秀，对李立三，痛快明了，从感情上说倒很痛快，没有烦恼，但结果搞得不痛快，很烦恼。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

　　在毛主席的坚持和努力下，犯过错误的王明补选为“七大”中央委员，犯过错误的王稼祥补选为“七大”中央候补中央委员。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当时的陈独秀可谓众叛亲离，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指责他的错误领导，向他宣泄着失败的愤怒情绪，清算着他的诸多不是，重要的会议不通知他，做出处理他的决定不容他辩解，以至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把他赶到党外去了。毛主席说他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做的什么坏事?他跟苏联的托洛茨基搞到了一块，搞托派组织，成立“托陈取消派”，要取消革命，结果被开除了党籍。

　　陈独秀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最著名的人物，普及科学和民主，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他的思想影响了像毛主席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青年毛主席就是他的热心读者，陈独秀等人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让毛主席心生敬仰。

　　有一次，毛主席与张昆弟、蔡和森等好友一起旅行，谈起国家大事，他由衷感叹到：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因散布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消息传来，毛主席立即出手营救，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号召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公函、致电、舆论等各种方式，促成陈独秀获释。毛主席在文章里称颂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说：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是神圣的，是至高的。陈独秀的被捕，引起群情激愤，面对汹涌的声援浪潮，当年9月，北京政府被迫将其释放。

　　这之后，陈独秀与毛主席张罗过“工农互助团”，想替“一般埋没于旧社会恶制度底下的青年，另造一种新组织新生活”，还在上海组织维护工人权益的“机器工会”。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年底，在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毛主席开始在长沙地区发展团员，筹建团的组织，同时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他们开始积极准备“建党大业”。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陈独秀以其巨大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了党的领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反帝反封建，国共合作，北伐，一路凯歌。但随着革命的深入，陈独秀的革命软弱性和历史视野的局现也逐渐表现出来，他过度注重同国民党的合作，忘掉了独立性，忘掉了农民，迷失了革命方向。而毛主席此时的目光开始投向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思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开始进行农民运动考察，寻找革命的同盟军。他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右冀背叛革命的预兆，他焦急地上书党的领导机构，希望能够引起警觉。但陈独秀仍然沉浸在大革命的迷梦里醒不过来，被迷惑得完全分不清方向，在蒋介石磨刀嚯嚯的前夜，仍然与汪精卫签订“宣言”，妄称国共两党“如弟兄般亲密”，当国民党右派屠刀落下的时候，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引刀就戮。

　　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人们纷纷把愤始的矛头指向他。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没人请他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沉痛地说：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要拿起枪杆子继续革命下去，而陈独秀则固执己见，走到了“取消革命”的邪路上去了，做坏事去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危害了革命，他成了一个“反面教员”，成了一个血的历史教训，毛主席在之后的各个重要时期都要时时提起他来，警示后人。因为这一教训的深刻，毛主席开始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进行思考、归纳和总结。他在《矛盾论》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

　　毛主席跳出了陈独秀个人因素的狭窄的圈子，转而从历史的高度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也开始哲学地思考在对待陈独秀问题上发生的对抗性的弊端，他说：

　　“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1939年10月4日，毛主席为《共产党人》刊物撰写发刊词，要求高度重视统一战线中独立性问题，他总结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

　　“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

　　1942年3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上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谈到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时，他说：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4年4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学习和时局”问题进行讲演，要求干部们要在思想上弄清党内历史，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能否定一切，他指出在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及后来的李立三错误路线中存在的缺点，他说：

　　“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陈独秀主义进行了定性，决议指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决议”还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错误立场进行了批判，指出：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毛主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说明，他说要把治病与救人统一起来，他以陈独秀为例说：

　　“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 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上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在回顾大革命历史时又讲到了陈独秀，他说：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 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讲起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问题，他禁不住说道：

　　“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 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 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七大”作结论报告，谈到领导问题，谈到领导的预见问题，指出大革命时期缺少预见，他说：

　　“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他指出对蒋介石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能学陈独秀步步退让，他说：

　　“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

　　1953年2月21日，毛主席在“长江”舰上同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谈话。在了解陈独秀老家的情况后说:

　　“陈独秀早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

　　毛主席说的中央派人做陈独秀的工作的事情，可以看出毛主席虽然对陈独秀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十分痛惜，但还是没有忘记这个当年五四运动的“总司 令”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启蒙者的，毛主席不想丢下他，就想不想丢下任何一个犯了错误但还想革命的人一样。陈独秀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后，中央派了周恩来去说服他，没有成功，陈独秀是自己放弃革命了。

　　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到思想斗争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陈独秀的右倾是党的革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路线错误之一，是一次血的教训，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在另一条错误路线上疾走，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这些都是难以原谅和容忍的，毛主席历次对他的批判也是非常重的，但人们从中也不难发现，毛主席的批判完全是出于对于中国革命的呵护和公心，没有任何的私心在里面，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在批判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忘记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功劳，而且屡屡强调将来修史的时候要记住他的这份功劳。

　　毛主席历来是反对将人“一掌推开”的作风的，历来是主张给人“出路”的，从毛主席对待犯了大错的陈独秀那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