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毛选》的朋友们多多少少都听说过“鞍钢宪法”，很多人可能还专门研究过。

　　所谓的“鞍钢宪法”其实本身跟宪法并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被称为宪法，体现的只不过是对当时鞍钢的企业管理经验的高度重视。

　　鞍钢宪法这个名称的由来，起源是在1960年3月11日，鞍钢向中央提交的一份关于它们企业在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命和生产创新的经验总结报告。

　　毛泽东看完这份报告之后，非常高兴，觉得这正是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企业管理的极好经验，因此他在对这份报告的批示中，将其上升到了“宪法”这样的高度。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批示中，总结概括了几项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其中就包括我们最为耳熟能详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其实，毛泽东的批示中还不仅仅只包括“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还包括“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挂帅”、“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等几项企业管理原则。

　　只不过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因为其余的几项原则，都可以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核心原则中得到说明和解释。

　　“鞍钢宪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曾经为推动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企业管理制度的健全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却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地被抛之脑后了。

　　有学者专门就此做过一项统计，统计显示在舆论各个主要的端口，自1982年以后，关于“鞍钢宪法”的宣传字样就基本绝迹了。

　　然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我们逐渐遗忘了“鞍钢宪法”的过程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却在国外被很多企业奉为时代的先进管理经验，一度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1982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日本丰田公司参观考察，就曾发现他们的公司章程里写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规则。

　　该公司的负责人还说：这是来自中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日本人学习运用以后，效果非常好。

　　事实上，他们不仅学习，还由此总结出一套TQM(全面质量管理)法则，他们称这套法则：是一种人际关系，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学习和借鉴“鞍钢宪法”文本的产物。

　　欧美的很多管理学者认为鞍钢宪法中的“经济民主”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是对僵化式的福特式管理的挑战和创新。

　　我们自己也发现了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曾任鞍钢原经理的马宾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就说：“政治挂帅好久不讲了，实际上办企业不讲政治不行，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现代企业就应该这么搞，对于鞍钢宪法，人家一直在研究，我们自己倒是给丢掉了。”

　　鞍钢宪法的“遗失”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比如它在某个阶段一度被片面解读、恶意扭曲，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它的片面理解。

　　但是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背后，往往有着一个根本原因，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鞍钢宪法的历史脉络中去寻找这种根源。

　　二、

　　一提到“鞍钢宪法”，大家自然觉得那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工业建设和企业管理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其实它的历史远不止于此。

　　要从根子上追溯，事实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的军事民主化。

　　首先，大家可以先看下什么是“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结合：即干部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者的结合。

　　这里面的思想萌芽，其实就是井冈山时期最早发展起来的军事三大民主。

　　我们对于革命年代的第一印象往往停留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上，那是因为战争年代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两项工作，但是战争年代也需要搞经济建设，从最早的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就是如此，你打仗不一样得解决大家生产和吃饭的问题吗?

　　而当时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又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这就要求经济建设同样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展开。

　　这自然就使得党在革命战争中的优良传统，直接迁移到了根据地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建设中。

　　这种迁移一方面是党的思想的迁移，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的根据地企业的管理者的干部来源，很多都是直接从军队干部中调过去的，因为在农村也很难从其他领域找到这方面的人才。

　　比如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曾经负责根据地后勤、企业、经济管理的余贲民，一开始就是秋收起义时工农红军第一师的副师长和前委委员。

　　所以其实从红军时期开始，企业的建设和管理、经济的发展等方方面面，其思想的根源，就跟毛泽东军事建设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在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中，其根源的出发点，就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只不过是通过党的领导来明确其性质，所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着“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区别于旧式国民党性质的“军队私有”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在敌军不勇敢，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而这些军事建军的思想，几乎完全被继承到了根据地时代的企业管理中，红军的三大民主也在根据地企业中落地生根，在企业里体现出的内容有这样几点：

　　1，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有权利派代表参加企业的管理;

　　2，对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如工资福利、劳保待遇等，职工有一定的决定权;

　　3，对生产计划和产品质量，职工有权利提出建议和批评。

　　这些原则形式自然同建军原则不同，但是核心思想是一样的，就是军队的官兵平等、军事民主、经济公开等。

　　总之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军队也好，企业也好，那都不是谁一个人的，那是大家伙儿的，是人民群众的，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有权利参与进来。

　　那么，接着可能就有人疑惑了，人人都有份的结果，也有可能发展成人人都没份。

　　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制度和规则，那么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空想，无法落地。

　　毕竟，喊口号总是容易的。

　　正是因为存在这个难题，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军队里面的党指挥枪，看到了民主集中制。

　　这种制度既要保证实现军队民主、官兵一致，又要避免出现极端民主化，出现平均主义等问题。

　　所以，我们看《毛选》第一卷里，有一篇关于古田会议内容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针对实行军事民主、官兵平等过程中伴随而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单纯军事化思想、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等等而提出的解决办法。

　　三、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本身不包含着矛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考察这种矛盾是否可以在制度本身范围内得到解决。

　　蒋介石的军队私有，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条件下，带来的军阀混战、枪指挥党、各自为政的矛盾，不可能在军队私有这种根本前提下得到解决。

　　就好像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是一个道理。

　　而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那一套思想要落实好，也会出现很多矛盾，比如早期朱德同志就不同意他搞的那一套，他认为军队就是打仗的，你天天喊着大家去挑水劈柴、发动群众，那简直是“不务正业”，由此大家还出现过剧烈的争执，导致毛泽东曾经一度离开过红四军。

　　其实，这不是朱德同志一个人那么想，这种想法肯定有士兵群众的基础，这就是执行中的矛盾。

　　随后林彪的游击主义思想也是如此，认为没必要建立根据地，待以后军事高潮来了以后，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再来搞根据地会更好。

　　其实这也是执行建设人民军队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想矛盾，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情呢?

　　可是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以上那些矛盾，是可以通过不断的纠正、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克服的，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方向没有错，这就值得大家付出辛苦坚持下去。

　　反过来，如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没有被落实，而是走上了旧军队建设的老路，那问题就大了，后面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看到人民军队的抗压性(比如长征不被拖垮)和强大战斗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些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原则，其实放到根据地的企业里也是一样，当时考虑的问题就是，既要保证企业是大家伙儿的，又要保证不出现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现象。

　　所以，在军队里，是用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在企业里也是一样，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四、

　　我们上面讲了那么多建设人民军队的事情，其实放到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里，就会发现，鞍钢宪法的思想精髓，跟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精髓是一脉相承的，那都不能说是模仿了，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种精髓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企业是人民的企业。

　　在这个基础之上，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解决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干部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的三结合(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才有了根本保障。

　　否则就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如果是建立在私有的基础上，士兵是拉夫和雇佣而来的，你指望他给你好好打仗是不可能的，用当时国军士兵的话说：“你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仗。”

　　这话一听，跟今天的摸鱼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反，有了工人参加管理的基础，那么干部参加劳动、以及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的三结合也同样有了保障，因为大家的关系平等了。

　　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的织布机、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耕地种粮的事情，也就不是什么神奇新鲜的事了。

　　所以，鞍钢宪法的历史脉络，其实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萌芽，才发展的，它早在井冈山建设工农革命军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思想的基础了。

　　后来根据地的企业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原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时，解放区大规模的发动大生产运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制度，以及三结合的生产模式。

　　在过程中还涌现出像赵占魁那样的先进劳动模范。

　　后来在三大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为即将开始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作了规划。

　　大家可能对这次会议上的那段极富预见性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的断言有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其实那次讲话中还有很多值得推敲和研究的著名论断。

　　其中毛主席提到：“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农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

　　这里提到了在以后的城市工作中，必须依靠的阶级和对象，就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全心全意的依靠。

　　而“鞍钢宪法”要得到根本落实和保障的基础，也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以工人必须有参加管理工厂和各种事宜的权利，否则也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了。

　　而这种保障的前提，又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制前提下的经济基础，否则工人如何谈得上管理工厂呢?

　　五、

　　大家现在一提到公有制，提到社会主义企业，大多会跟消极怠工、缺乏活力、毫无竞争力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这跟今天很多国有企业留给大家的印象有很大的关联。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国有企业，跟五六十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是有很大不同的。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部分国有企业，是在市场化浪潮下，经历了被倒卖资产、被私有化意识占领、工人失去管理权、干部脱离工人以后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事实上根本不能代表鞍钢宪法性质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六十年代曾经担任工业冶金部副部长的高杨文，回忆起当时干部们刚刚参加工业建设的情形时说：

　　“为了学习生产任务和生产管理，白天没有功夫就晚上读，出差时路上读，在现场一面调查研究，一面拿着书本对照。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学习，50年代初转到工业部门而又没有学历、不懂专业的人，都是废寝忘食的学习业务技术，有的后来上了大学成为专家，有的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也在实践中成为了业务骨干、技术骨干。这是当时时势造成的，那时如果专门去找大学生来领导工业，是找不出几个来的，毛主席早就预言了这种情况，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向一切懂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不管什么人，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的学，老老实实的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架子。”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对鞍钢宪法里，干部领导参加劳动，并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一种外在表现。

　　当时其实已经有理论学者对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精神有过精准的解释，比如一篇《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中就指出：

　　“社会主义企业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及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一切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依靠压迫方法来强制工人劳动，是使工人成为机器单纯的附属品，这样必然逐渐增加工人对生产劳动的厌恶，而社会主义企业则必须培养工人群众的主人公意识，激发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原来被机器操控的奴隶转变成管理机器的自觉劳动者。”

　　六、

　　最后回到鞍钢宪法，可能大家的理解就更深刻一些了，它背后的思想本质，其实就是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

　　外在的形式、制度肯定不同了，但是人民军队，人民企业的根本性质却并没有任何变化。

　　这种思想和管理制度，在经过井冈山时期，到苏区时期，再到抗战和解放时期，最后到了建国以后，一步一步才总结成为了鞍钢宪法。

　　而其核心“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它本身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并且要配合相应的意识形态才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如果经济基础变了，公有制的意识形态也变了，那么鞍钢宪法其实也就等于失去了灵魂，那么等待它的自然也就是遗忘和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