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封建迷信现象普遍存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注重教育和引导农民，发挥农民在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通过采取多种方法积极开展反迷信运动，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了农民参加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广泛的民众动员。其做法和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一、迷信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严重危害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封建迷信现象较为普遍，宿命论和鬼神观念束缚着农民的头脑。天旱要求雨，生病找巫神，死人求僧尼，蝗灾要拜神。在灾荒年份，迷信活动就更为严重。落后愚昧的封建迷信活动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危害很大。

　　(一)封建迷信活动严重危害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迷信的农民生病以后，不是积极找医生治疗，而是相信“鬼神散疫”之说，找巫婆神汉。巫神假托鬼神，以“安砖”“吊瓦”“烧黄表纸”“迎神”“送鬼”等形式欺骗病人，用钢针扎肉、鞭打裸体、头顶放炮、麻绳捆指等极其愚昧和残忍的手法“驱妖”“捉鬼”。无病者被折磨成病，有病的给摧残致死。病人即使不死，也会延误治疗时机，造成人间悲剧。

　　当时晋察冀军区的一份材料记载，“(晋绥边区曲阳县)岸下村高红儿四个孩子全得麻疹，因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不信任医生，死了三个。迨至我们部队医疗队拜门诊视，她最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亦因误了治疗时机救治无效而死亡”。

　　迷信行为也危害农民的财产安全。农民到庙宇烧香拜佛以求得家人平安，给一些不法分子骗取钱财提供可乘之机。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不法之徒利用农民迷信思想，使尽一切坑蒙拐骗手段骗钱。心诚需看布施多少，农民为了表示诚心诚意，把省吃俭用的钱投到庙里或给了巫神，造成财产损失。

　　(二)迷信活动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由于迷信，不少农民深信“命中没有别强求”的“宿命论”，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再努力生产也没有用，于是就消极怠工，沉溺于烧香拜佛，不安心、甚至无心从事农业生产。

　　特别是遇到灾荒时，农民更是依靠“老天爷”。比如，遇到旱灾时，不是积极抗旱，而是敲锣打鼓，抬着贡品向龙王求雨，根据地政府干部劝说也无济于事。又如，蝗灾是华北地区较为常见的自然灾害，发生严重蝗灾时，“有些落后群众认为是神虫，纷纷禳祭祈祷，不敢打，以为越打越多”，结果庄稼被蝗虫吃得一干二净，造成农业生产更大的损失。

　　(三)迷信活动严重阻碍农民参加抗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但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一度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受迷信思想影响，参加抗战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还会被反动组织吸收利用，严重阻碍抗战事业的发展。比如，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数不少的巫婆神汉在神权观念强烈的乡村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农民的迷信，控制着乡村的一部分社会力量，如离卦道等。

　　这种力量在乡村是一种变数和离心力量，甚至酿成武装暴动。1941年 10月，黎城 1000多农民受封建迷信蛊惑和日伪煽动发生反革命暴乱。日伪利用部分农民迷信，大肆宣扬鬼神观念和迷信思想，诋毁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破坏抗战。在晋察冀边区，日伪宣称“八路军是混世魔王，不能成事，天下是佛家的”，让老百姓做“皇民”“顺民”“良民”，不要参加八路军，不去抗日。这些谣言和蛊惑之论使一些本来就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农民不敢起来参加抗战。另外，不少巫神也是“二流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有奶便是娘”，容易被日伪以蝇头小利拉拢利用来破坏抗战。

　　二、反对封建迷信的主要举措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领导军民坚持抗战的同时，为破除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动员他们起来参加抗战和发展生产，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民迷信的首要原因是没有文化，缺乏科学知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大力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使他们逐渐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破除迷信创造了条件。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剔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封建性的糟粕。

　　1944年 3月 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他强调，“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大众化”的要求，强调科学技术人员要努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把最基础的科学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用新的意识、观念和知识替代落后的意识、封建迷信思想和陈规陋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1940年 9月，胡乔木在《中国青年》发表《反迷信提纲》，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迷信、迷信的产生、迷信的错误、迷信的危害、怎样打倒迷信等问题。194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指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

　　1940年，晋察冀边区颁布的《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规定：“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建立并健全学校教育”，“加强自然科学教育，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和文化娱乐工作，定期逐步扫除文盲”。1940年 12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公布《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在教育内容方面规定：“指导学生理解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接触的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如日月水火风雨等)，养成其利用自然解决生活问题的智能。指导儿童认识对各直接有关民生之各种生物现象(如五谷、家畜、花草、鱼木等)。指导儿童了解抗战中各种主要武器(如飞机、汽车、坦克、大炮、火车、毒气等)之简单构造原理及其使用方法。”“养成儿童的卫生习惯，教授儿童救护常识。”“继续教育内容之自然科学概论。”晋冀鲁豫、晋绥等多个抗日根据地也颁布了类似的教育政策。上述政策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反对封建迷信提供了重要依据。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一种集中体现，是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载体，是传播和普及意识形态、科学知识的重要工具。在晋冀鲁豫边区，初级小学课本有很多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内容。初级小学课本共有 316课，其中自然和卫生部分有 75课，占总课数的 23.7%，从自然现象到适应和改造自然并培育科学思想，从儿童的生活及其生理卫生到学校卫生和社会卫生，从反迷信到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法，内容十分广泛。

　　比如，初级小学课本第 5册第 17课中有一段以“巫婆坦白”为内容的顺口溜：“从前俺是糊涂蛋，信神信鬼胡捣乱，自己迷信还不算，还要装腔把人骗。如今觉悟回头看，原来都是胡扯蛋，你说世间有神鬼，从来没有看得见。我当神婆好几年，神鬼从没照顾俺，先前死了原配汉，接着儿子也完蛋。你说神鬼真厉害，烧了神像没事端，如今俺可想通了，生活原来靠动弹，从今好好闹生产，装神弄鬼咱不干!”这段顺口溜，用巫婆坦白自己装神弄鬼骗人害己的经历来教育民众，很有说服力。在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民教部门和社会团体经常定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广泛深入的宣教工作，小学民校都增设卫生科目，打破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

　　华北抗日根据地还开展广泛的冬学运动，使广大农民逐步脱盲，并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在晋冀鲁豫边区武乡县某村，村里不少人认为，下雨是龙王爷在生气。民众学校教师就把烧着开水的锅的锅盖掀开一条缝，在冒出来的热气上遮盖一个磁盘，一会便流下水来，用这个办法讲明了下雨的道理，人们才不再信龙王了。同时，在发展社会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宣传党的理论政策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逐步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抗战的热情。

　　报刊是传播信息和宣传新文化的重要媒介。除了发展教育，华北抗日根据地还利用报刊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破除迷信。1939年 9月 2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关于应付封建迷信组织》的社论，强调“治本之道，首在改善民众生活，提高民众之政治文化水准，破坏民众的迷信观念。民生既经向上，教育既经普及，则一切妖道邪说不攻自破，更无欺骗群众之魔力”。《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设有“问答栏”，用简短的文字和通俗的语言，回答了群众提出的 59个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晋察冀日报》连续登载了《神鬼是怎样来的》《天是怎么个东西》《地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地球是怎么来的》《月亮是怎么来的》《月蚀和日食是怎么个道理》等科普短文。这些浅显易懂的科普文章让农民增加了科学认识，树立了正确的观念，有利于铲除迷信存在的土壤。

　　(二)借助戏剧等文艺形式反迷信。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文艺工作繁荣发展。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文艺工作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并且指出，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因此，要教育和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必须充分发挥文艺宣传的重要作用。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戏剧很普遍，是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迷信的良好载体。朱德指出，戏剧是宣传民众最有力的武器，应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进行教育民众与动员民众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冀西一个区域内就有 300多个剧团，平山有 99个，阜平有 44个，望都一个游击地区之中就有 22个。晋冀鲁豫边区武乡县有剧团 160多个，武安、黎城、左权、平顺等县的村剧团发展很快。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一起集体创作、导演、演出剧目，内容包括坚持抗战、发展生产、宣传科学、讲究卫生、反对迷信等。

　　例如，1944年，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凹里村剧团演出《反巫婆》;1945年，定北县台头村剧团演出《照妖镜》。这些剧目通过揭露巫婆神汉骗人钱财的真相，教育民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并揭示了应当如何改造以及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在根据地政府的感召下，一些觉悟了的巫婆还亲自参加演戏，表演以前自己怎么骗人，劝大家不要迷信。晋绥边区“临县一位瞎子白如珍，为了教育别人，把自己过去在旧社会被生活所迫、如何去骗人过活的事编成《瞎子反省大鼓词》，自己弹唱出来”。这些改邪归正的巫婆神汉现身说法，揭露迷信的骗人把戏，打消了农民对巫神的信仰和崇拜，说服力强，反迷信效果好。有群众说，“再不信神信鬼了”，也有农民说，“村剧团是俺们的扩音机，演一出戏比开十天会都强”。

　　(三)改造、瓦解、取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如一贯道、九宫道、离卦道、一心会、佛教会等，名目杂乱，多达几十种。这些封建迷信组织，有的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有的是抗战时期华北沦陷时农民在兵荒马乱中为抵御敌寇土匪以求自保而成立的。这些组织鱼龙混杂，有的成为地痞恶棍鱼肉百姓、对抗抗日民主政权的工具。对于这些组织，八路军和根据地政府分类施策：对于其中迷信受骗的贫困农民，采取团结、争取和改造为主的策略，教育和改造他们改邪归正，积极参加抗战;对于其中勾结日寇、充当汉奸、破坏抗战、屡劝不改的反动头目则坚决予以镇压。

　　1942年4月，晋察冀边区盂县红枪会(密称“九宫道”)发生暴乱。为了彻底粉碎这一组织，争取民众，八路军和根据地政府采取先礼后兵、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首先，八路军和根据地政府组织工作团，配合武装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深入宣传，但由于没有惩罚为首的反动分子，红枪会的气焰仍然很高。接着，八路军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并处决为首分子，平息了暴乱。被迫加入红枪会的群众，经联名悔过，登记退会。在平暴的过程中，八路军及工作团按照政策，区别对待，对胁从分子教育后释放，使其摆脱迷信，改恶从善，还向农民发还所没收的物品，对误伤人员给予救治和抚恤。

　　1938年 4月，八路军 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军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遭到六离会的阻挠。六离会是南宫以东和清河一带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首领李耀庭，会员有 8万之众，大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为团结、争取六离会共同抗战，徐向前多次派人联络李耀庭，但李耀庭仗着人多势众，坚持与八路军为敌，而且还杀害了几十名路过南宫的八路军同志，抢走电台一部。

　　徐向前在请示上级领导后，采取果断措施，派出骑兵团，活捉李耀庭等反动会首，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审他们破坏抗战、杀害抗日军人的罪行，并当场枪决了李耀庭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头子。徐向前还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动员六离会的一般成员不要再受坏头头的蒙蔽，调转枪口，和八路军一起共同抗日。六离会事件的妥善解决，使得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绝大多数迷信的农民会员被改造和争取过来。根据地针对反动迷信组织采取的举措，不仅迅速消灭了反动迷信组织，也让群众深刻认识到迷信的危害，从而洗心革面，支持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支持抗战。

　　三、反迷信运动的积极成效及其影响

　　在党的领导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迷信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让他们明白了迷信的危害，而且通过把宣传党的抗战主张融入到反迷信运动中，逐步教育和引导农民转变了思想认识，激发了他们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一)农民的迷信活动大幅减少，促进了生产发展。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反迷信运动中，由于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有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农民的思想观念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步发生变化，迷信现象大为减少，社会风气得到扭转。农民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后，把精力和资金投入到发展生产上，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在天旱灾荒时，农民不再花钱向龙王求雨了，而是修渠打井，积极抗旱，发展生产。

　　1944年夏天，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冀南和沙区最为严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通过说服教育，打破农民中存在的蝗虫是“神虫”的迷信观念，积极开展捕蝗行动，保护秋苗，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些迷信的群众在事实面前也逐渐放弃迷信思想，积极参与到剿蝗斗争之中。鄄北县的“神娘娘”“李善人”，起初坚决不打蝗虫，而是选择烧香拜佛，但在看到积极采取灭蝗措施的人家保全了粮苗而他们家的粮苗被蝗虫吃得厉害时便着了急。

　　这个时候，根据地干部带领捕蝗队帮助他们挽救了秋苗，他们也最终转变了观念，并向群众宣传“烧香不顶用，不打真不中”。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农民打破区村户界限，男女老幼，日以继夜，反复捕灭，部分秋苗虽被蝗虫吃尽，但马上补种了豆子、荞麦。至当年 8月底，冀鲁豫根据地内大部蝗虫被消灭，保住了秋苗六七成，拯救了数百万群众的生命，创造了奇迹。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涉县在 1940年后，除个别迷信行为在背地活动外，敬神多已停止。山东抗日根据地莒南县大店一个 13岁小女孩在反迷信斗争会上说：“上次我有了病，按花堂，许了愿，也没好，还是想办法吃药才好了。我把花堂给砸了，母亲不让砸，我还是砸了，迷信没用。”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被改编成戏剧，广受欢迎，影响很大。戏剧的结局是，小二黑和小芹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喜结连理，“二诸葛”“三仙姑”在群众的讥笑声中退场。这个结局反映了抗日根据地迷信减少、新风尚在农村逐渐兴起的社会现实。

　　劳动力缺乏，是制约华北抗日根据地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巫神大多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劳而获、诈骗钱财、挥霍浪费、搬弄是非的二流子，但他们中的多数也是贫穷的农民，是发展生产的潜在劳动力。通过开展反迷信运动，华北抗日根据地把巫神改造过来，把人数众多的被封建迷信欺骗的反动会道门的会众争取和改造过来，把他们变成现实的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晋绥边区离石县张家庄村巫婆刘着锦，经过劳动英雄张秋林的多次劝说教育终于承认错误，主动捣毁“神器”，参加了变工小组，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了好日子。经村民教育，保德县樊家沟 38个神婆承认了错误，主动交出了“神器”，多少年的迷信思想被打破了。通过改造，巫神转变为自食其力的生产者，有的后来还被选成劳动模范，受到根据地政府的表扬。

　　(二)破除迷信后，农民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高了健康水平。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反迷信运动中通过普及卫生常识破除了农民的迷信观念，提高了民众对疾病的科学认知，有效改善了民众健康水平。比如，根据地通过报刊和印发《妇婴卫生》《母亲须知》《怎样养娃》等小册子以及举办卫生展览会等，宣传普及了卫生知识，还培训了青年接生员，改造了旧产婆，教给她们科学的接生方法。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派遣优秀医生开办中西医训练班、妇婴卫生训练班、村卫生员训练班等，培养了一批乡村医生，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为边区卫生事业发展打下一定基础，也破除了农民的迷信思想。这项工作给妇女和婴儿带来了福音，产妇自愿科学接生，农民群众财旺人也旺了。事实教育了群众，妇女们改变了临产时坐灰的习惯，躺着生产了，懂得了如何消毒、如何哺育婴儿，许多产妇到医院生产或请卫生人员助产。

　　《晋察冀日报》(老百姓版)接连发表《讲究干净少灾病》(1941年 2月 22日)、《切实注意清洁卫生》(1941年 3月 30日)和《卫生常识》(1941年 4月 12日)等，以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宣传基本的卫生常识，告诉他们生病是细菌造成的，不干净就会生细菌，而不是什么瘟神造成的，还告诉大家打疫苗的好处，而且免费，提倡大家去试试。定县北刘家营的妇救主任说，从前有拉扯不住孩子的人，以为是没有积下阴德，现在才了解是不干净的东西和思想上不注意造成的。大家都讲究卫生，不讲卫生的也逐渐变为讲卫生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群众在接受卫生常识的过程中，也进一步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1945年农历 3月 18日，襄垣县水碾村组织庙会。“往年妇女们都去拴娃娃，求神治病，今年可是不同啦。到了五千多人，会上有张盛宜等二十三位中西医，给群众看病，有妇科、小儿科、杂病科。抗属和穷人免费治疗，一天就看了一百三十三个病人。群众说 :‘治病要靠医生’。”晋察冀北岳区二分区阎家庄村一个神婆让生病的孩子吃老鼠屎，孩子母亲嫌脏，就找医生开处方吃药后好了，这位母亲在座谈会上讲了这件亲身经历的事，并说以后不相信神婆了。有了这样的事例，妇女们在讨论交流后便不再信神。普及卫生知识，有利于破除迷信，而破除了迷信，又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

　　(三)反迷信活动塑造了“新人”，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和参与抗战的热情。在开展反迷信运动过程中，根据地不仅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还进行了革命启蒙和教育工作，引导广大农民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增进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以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积极抗战的热情，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在抗击日寇、大生产运动和教育学习运动中，华北抗日根据地破立并举，一方面积极开展反迷信运动，改造巫婆神汉，特别是改造和团结人数众多的会道门会众，破除封建迷信观念和活动，另一方面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抗日的主张，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来教育农民，使他们树立新的思想和认识，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使大部分迷信农民参与到生产和抗战中来。

　　这两方面的举措，堵住了日伪利用迷信破坏根据地、破坏抗战的漏洞，极大增强了农民抗战必胜、发展生产的信念和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二流子(包括巫神)改造运动，认为这一做法“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总结说：“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开展反迷信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破除了农民的迷信观念，还普及了卫生常识，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领导力，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生产和抗战中去，意义和影响深远。

　　破除迷信是转变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迷信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主要原因除上文所述的具体做法和举措外，从根本上说，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和使命，从民族大义出发领导人民坚持抗战，不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且开展了有效的根据地建设，让老百姓从抗战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中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政党。

　　正因为如此，这些反迷信措施才能真正奏效，根据地农民也才能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由衷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自觉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去。在反迷信运动中，根据地一位农民对灶王爷说：“你是天天看见的，咱从前吃的是甚，吃的糠面野菜，你也没个办法;这会儿八路军来了，咱翻身了，吃的白面，你在这也没啥用!”这个事例从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上述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