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能力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延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造谣污蔑，向国内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党中央精心部署、主动作为，充分开辟各种渠道，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向外界有效展示了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和人民军队、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气象，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延安时期对外传播的成功实践，为新时代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党的领导同志积极开展对外传播工作

　　对外传播工作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要求领导者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去谋划、去推动。毛泽东一生对新闻宣传、对外传播有着浓厚的兴趣。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让外界了解党和红军实情，宣传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毛泽东同杨尚昆发信动员，号召红军指战员人人动手写长征经历，“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等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写作，征集的稿件定名《两万五千里》，这些原始材料后来为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提供了重要帮助。

　　1937年7月13日，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毛泽东高度重视，当天傍晚步行至斯诺住处看望。此后多次与斯诺长谈，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等同志，都善于与媒体和记者打交道，主动对外宣介。延安时期对外传播工作的成功开展，得益于党的领导同志传播意识强，积极主动，亲力亲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以革命理论和话语体系彰显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传播的影响力取决于思想的力量。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日益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理论著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如何把党的理念和革命理论传播开去，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是党的对外传播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党利用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重要著作，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论持久战》，还发表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组织翻译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发行。党关于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概念、范畴、表述，使国内外进步人士耳目一新，为之振奋。许多进步青年是在读了党的著作，受党的主张感召，决定奔赴延安的。《论持久战》出版后，周恩来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精辟分析所折服，立即请爱泼斯坦等人将书翻译成英文。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论持久战》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人们从充满必胜信心的思想和文字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认识抗战、认识革命、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独特思考，感受到思想和精神力量。

　　有效运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发声

　　针对国民党封锁、自身传播资源不足的状况，党中央一方面加强自身传播能力建设，创办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晋察冀日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这些新闻媒体发挥了传播主力军作用。各个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类报刊，如《抗战报》《救亡报》《三边报》《大众报》等。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非常善于借助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国内媒体、外国媒体，向国统区以及国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大公报》曾提出派记者随八路军采访，毛泽东明确表示欢迎。1944年6月，在党的热情邀请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延安采访，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6人。毛泽东专门设宴招待，认真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并亲自安排接待工作，指示有关部门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中外记者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撰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以书籍、文章、照片、电影、讲演等形式介绍了所见所闻，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延安时期运用各种媒体和渠道的经验，对当今各类媒体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如何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中国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自信坦诚、客观真实的面貌示人

　　对于中外人士的来访，延安的方针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边区机关、工厂、学校和各类单位，不搞浮夸，更不弄虚作假。在与中外人士的互动交流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展现出的战略思维、精辟见解和人格魅力，使走进陕北的中外人士大为折服。共产党人的坦诚友好，增强了对外传播的亲和力，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等人都与党的领导人建立了深厚友谊。1944年7月，经过积极斡旋，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考察。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放手与美军接触。观察组所到之处，当地领导人予以热情接待和通力合作，得到了美方高度赞许。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看到的是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深入接触后认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让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延安的经验启示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秉持开诚布公、以诚相待的原则，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向世界讲述真实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传播效果

　　毛泽东要求新闻传播语言要新鲜活泼，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这方面他亲自作出表率。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经典论断迅速传遍世界。“纸老虎”的比喻，准确生动，风趣幽默，令人回味无穷，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写法上也很有特点。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传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假托的艺术笔法，借第三者“军医”的口吻讲述。作者善于讲故事，使人如临其境。由于《随军西行见闻录》故事生动、语言通俗，发行之后流传甚广，不断再版。这一成功传播案例启示我们，对外传播要注重艺术和技巧，形式和语言要考虑到受众的感受，以精准的传播方式，增强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把握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主动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延安时期，针对国民党的歪曲攻击，党中央积极开展舆论斗争，阐明事实、亮明主张，争取斗争主动权。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造谣污蔑、混淆视听。为了打破封锁，党中央和毛泽东广泛动员舆论，公布真相。《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国统区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立场，得到国内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迫于压力停止了剿共军事行动。1943年，国民党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大造反共舆论，准备以重兵突击延安。党中央在作好军事部署的同时，先发制人，发起舆论宣传，通过集会、报纸、电台、电文，揭露国民党的企图，国内外舆论纷纷予以谴责。苏联报刊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发文抨击，苏、美、英等国大使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边区。先发制人的对外传播，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历史经验表明，对外传播不可避免有斗争，面对敌对势力的攻击抹黑，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积极争取话语权，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