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业需要“依靠”，办大事业需要“大依靠”。

　　毛主席无疑是个办大事业的人，他的大事业是改造中国和世界。这是一件非常的事业，当然需要非常的“依靠”。

　　毛主席找到了这个非常的“依靠”，那就是人民群众，他也因此成就了非常的事业，建立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在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在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讲话时，无比自信地表示：只要我们依靠群众， 就有力量， 就能够修好铁路。他说：

　　“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我姓毛，我只一个人，要当班长是不行的，要当司令更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 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

　　依靠群众才能成就大事，这是毛主席坚定不移的信念。

　　1925年12月1日，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因此，他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科学论断，他说：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主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找到了自己的“依靠”：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为了找到他的“非常事业”的最主要的同盟军，他来到广州开展农民运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出版的《农民问题丛刊》中告诉自己的同志：

　　“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成了毛主席克敌致胜的法宝。

　　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和经济封锁，人民政府采取了发展经济以冲破经济封锁的毒计的基本方针，还发行了建设公债，毛主席在1934年1月末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阐述经济政策时说：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还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的著名主张，他提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为此，他说：

　　“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主席迅即提出反击侵略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他说“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他指出没有群众参与是国民党片面抗战失败的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向学员们分析抗日战争的时局和方针时说：

　　“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

　　1939年5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撰写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文章《五四运动》，他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依靠问题，他说：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他还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是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他说：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仅仅依靠军队是不行的，是不能打胜敌人的，还必须依靠主力军，他说：

　　“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1939年6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加强群众运动，他说：

　　“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 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他在宣言中发出号召：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提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他说：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给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是：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里，他指出农民是人民大众的主力，是打败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力量源朱，他说：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提出要靠大家办报，人民群众办报，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谈到一些地方领导机关不向宣讲党的政策问题，他说：

　　“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毛主席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战胜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他改造中国的大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之际，毛主席总结了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他说取得胜利依靠了三件经验：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全国解放以后，无论是过渡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存在着依靠谁的问题，毛主席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依靠”，把人民大众视若珍宝。

　　1949年12月4日，毛主席在“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的讲话中，谈到劳资关系，他说：

　　“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1950年6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式上谈到农村土地革命时，要求其他阶级支持农民的这一革命，他说：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瞧不起工人阶级的现象，毛主席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依靠什么得来的这一问题时，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他说：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对付反革命复辟以及帝国主义的核恐吓问题，他说：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 封神榜》 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1956年9月15日，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要反对和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他说：

　　“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苏联丢掉斯大林、列宁这两把“刀子”问题时说：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闹事问题时，要求从匈牙利因领导人因脱离群众导致闹事事件发生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提出脱离群众，势必挨打，他说：

　　“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济南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等人汇报，谈到干部贪污问题，他说：

　　“我们这些人原来不都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

　　1960年7月23日，毛主席会见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高度赞扬了古巴革命道路，他说：

　　“政府依靠群众是很正确的道路。政府不依靠群众，总有一天要倒台的。你们解决了土地问题，你们敢于武装人民，搞民兵，也是许多国家不敢做的。你们政府和人民合作，凡是与人民合作的政府总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基本问题是和群众在-起。我们从拿起枪那一年起，即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止，打了二十二年的仗，基本上是和群众在一起的。”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民主集中制问题说：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对单干风进行了批评，他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1963年5月7日，毛主席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谈到依靠谁的问题，他说：

　　“我看一万年以后，还是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因为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总还会有左、中、右。”

　　1963年10月18日，毛主席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谈到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他说：

　　“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1964年5月12日，毛主席听取国家计发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当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时，他说：

　　“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

　　1967年5月16日，毛主席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到要依靠群众时，他说：

　　“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

　　一九六八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一一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稿中有一段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毛主席的话回答了一个历史追问，一个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一个立场问题。你是代表人民的，是依靠了人民大众的，你就应该一辈子忘不了人民群众，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一生的依靠是人民大众，他一生也在为群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永远都站在最广大的人民一边，他也在不停地告诫党的干部们：永远都不要忘了共产党人基本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