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他此行的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中国政府此前集中一批顶尖的经济行家，学习讨论了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结果拿给苏联征求意见时，苏方认为：它不仅不像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像。

　　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

　　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在经济运行中体现两个“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今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是因为无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明晰各自的优长和短处，拥有特殊的经验和体会。

　　经济计划是怎样编制的?

　　向苏联学习搞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计划，眼前的事实是，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经过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便迅速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积累了物质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较好地执行了战后复兴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大大超过战前水平，重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相应，联合国也一度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推崇计划经济，是理所当然之事。

　　就新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显然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通过计划体制，采取高积累机制，集中配置资源，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则是务实可行的选择。这也是新中国的两大政治优势，即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领域自然延伸。再说，新中国成立几年后，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用计划的方式管理经济事实上已开始逐步实行起来。

　　为了尽快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领导层在干部配备和机构设置上，花费了很大心思。陈云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计划制定工作，他的副手李富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奉调进京，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6年，又增设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负责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和编制。计划工作和计划机构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

　　在新中国，率先实行经济计划的，是重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四面八方的优秀干部和大学毕业生被选配到东北工作。1951年夏，23岁的朱镕基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他的直接上司袁宝华处长，后来长期担任国务院经济部门领导。东北工业部当时约有10个处室，计划处是最核心的部门，人数最多时达到180人。

　　有了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人才配备，还有苏联的帮助，制定经济计划看起来应该比较容易。然而，当新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真正做起这件事时，却发现困难重重。

　　最先碰到的问题是专业人才准备不足。政府体制内真正能够打算盘、看图表、找资源的人才很少，矿产资源的调查资料更为匮乏。

　　搞经济建设计划，重点是搞工业建设的计划。什么是工业?陈云的提法很有意思：“戳穿西洋镜来说，工业是一个叫‘地下’，一个叫‘机器’。”“地下”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地下资源的勘察与开采;“机器”最基本的是工作母机，地下掘出来的资源要靠机器来加工，才能成为工业品。

　　机器制造本来不易，要把地下的资源找出来就更难了。旧中国留下来的地质专业的毕业生只有200多人。1952年8月，地质部成立时，国家培训和调集的技术人员也只有1000多人。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这点勘察力量太小了。同时，进行矿产普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资料很难整理出来。旧中国留下来的有关地下资源分布、储量、构造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当时，苏联对寻求帮助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没有拥有地质资源的报告，金、银、铜、铁、锡等许许多多的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都不明白，你们怎么建工厂呢?”

　　不仅地质人才和资料匮乏，统计人才的情况也不乐观。据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当时苏联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品有3000多种，中国只有300多种，其中只有30多种有统计资料，其余都是参考有关资料估计的。为此，国家计划委员会就要求统计局增加统计报表。由于要求过高，一时报不上来，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之间就常常发生矛盾。

　　这就是当时中国开展经济计划工作的实际水平。

　　那么，制定经济计划的具体流程又有什么要求呢?今天的人们对下面的描述或许会感到惊讶。

　　中国采用的计划方法是主要产品平衡法，这是从苏联那里搬来的。以女性必戴的发卡这种产品为例：做生产计划时，首先要对全国妇女的发卡用钢情况进行测算。近6亿人口约有3亿女性，除了小女孩以外，成年女性都需要发卡，一个人需要几对发卡，换算成需要的钢铁数，由此确定生产发卡需要多少吨钢。以此类推，当各行各业都计算出需要多少钢铁后，海量的信息汇集到国家计委，形成一个钢铁生产计划总量。随后，又根据钢铁生产总量的需求，来计算需要多少煤、多少电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能力。有了各行各业工业品生产需求的总数后，接下来就要计划需要增加多少工人和城市人口，需要多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保障，等等。

　　由于计划各参数之间互相影响，如果其中某些参数发生变化，原定计划就要重新制定。比如，实际生产中一旦钢的产量达不到，其他都跟着削减;如果钢的产量比较多，其他相关产品也要相应增加。于是，有些地区和部门，直到当年的12月，还在修改这一年的年度计划，被人们戏称为“一年四季编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

　　编制计划就像小孩子搭积木一样，稍有不慎，一块没有搭好，就可能导致整个积木坍塌。当时编制计划的作业方式，主要是打算盘、手工画表，一旦某个数字错了或者漏了，接下来的计划表格就全都不准确，必须重新计算。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国营天津酒精厂产品比较单纯，但作起生产计划来却不那么简单。学自苏联的计划表格很复杂，单是成本计划就要填报235栏，347项，6239笔。这些数字，需要3个人计算半个月，还得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才完成上报任务。厂子不论大小都采用一样的表格，这对于人数少、管理手段落后的工厂来说是吃不消的。

　　从宏观上看，编制经济计划采取的是上下集合的办法。1952年颁布的《人民经济计划编制办法》的规定是“两下两上”。先由基层提出编制计划的建议数字，上级机关综合平衡后提出编制计划的控制数字;基层接到控制数字后，根据生产实际编制计划草案，上级机关经过讨论和论证后，最后批准和颁布计划。

　　新中国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对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李富春当时做的解释可以说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他说：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设备，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充足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和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改造;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保卫祖国的军队，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也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个解释，事实上也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实现工业化问题上积淀的历史感情和经济逻辑。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共施工了921个大中型工业项目，其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是重中之重。1953年，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下线;1955年，第一块手表在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第一套6000千瓦发电机组在上海组装;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在武汉建成通车;1958年，“东方红”牌拖拉机制造成功……

　　中国的工业化，在短短五六年间，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建立起钢铁、航空、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拖拉机、化学药品、发电设备、矿山设备等产业部门，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实施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通讯、石油化工、原子能等高端工业部门，现代工业体系更加完备。

　　老百姓的吃穿用

　　1963年3月17日，中国乒乓球队即将赴布拉格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家里做客，同时还请来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邀请大家时附了一项特别申明：吃饭的费用从他的工资里支出，但参加宴请的每个人却必须自己掏粮票。

　　在那个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每个城镇居民都有自己的粮食定额和对应的粮票。总理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但每月领取的粮票与普通城市居民却是一样的，可以花钱请客，但无论如何不能花粮票请客。

　　城镇居民为什么要用粮票?它从哪里来?

　　民以食为天。由于人口众多，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从来被视为天大的事情。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宣称：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才会发生革命。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美国新闻记者替他说出了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将不可能稳定。毛泽东批驳了艾奇逊的观点，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吃饭”的问题，完全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恢复很快。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3278.3亿斤，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570斤。和过去相比，确实相当不错了。但由于当时肉、蛋、奶等副食品供应非常有限，一个人每年570斤原粮也仅是够吃而已。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基本建设投资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自由市场上的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产需矛盾，推波助澜，粮食供应陡然紧张起来。

　　按照计划，1953年7月至1954年6月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只能收购粮食340亿斤，粮食供应任务量却增加到567亿斤，缺口达到227亿斤。

　　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主管这项工作的陈云，一笔一笔地算细账，想来想去，都是个两难选择。为什么说是两难?陈云的顾虑是：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硬行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农民不干，政府就可能挨农民的扁担打;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又势必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政府不得不拿出紧缺的外汇到国外进口粮食，就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国家发展不起来，最后农民还会用扁担打你。总之，“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推进工业化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双重困境中，陈云先后设想了八种方案，供粮食部门讨论。权衡利弊，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只能是“又征又配”，即向农民征购，向市民配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陈云提出的方案，毛泽东最后表示：征购配售，统一管理，势在必行。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一是农民不满，二是市民不满，三是国外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当时担任粮食部长的党外人士章乃器建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

　　还好，1954年开始搞统购统销，比较顺利地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势。这项在短缺经济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重大举措，在中国大陆实行了将近40年。

　　今天的年青人对此已经很陌生了，在过来人的记忆中，统购统销是同农民交售公粮、城镇居民用粮票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城镇居民每月大致有30斤左右的粮票，根据职业、年龄和性别，有些微差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多一点。如果出门办事，在本地区用地方粮票可进饭馆吃饭，跨地区则必须用全国通用粮票，粮票由此被老百姓称为“第二人民币”，光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

　　其他生活品的供应，也先后采取了票证制度。比如，买布做衣服，则使用配额的布票。布票配额也是比较紧张的，逢年过节给大人或者孩子换一身新衣服，是件大喜事。孩子较多的家庭，对“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这种生活经历，记忆非常深刻。除了粮票、布票，还有油票、肉票、糖票。日用轻工业品方面，肥皂、火柴、自行车、手表之类，也先后凭票供应。

　　票证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自然延伸。从根本上说，与短缺经济时代有关。放眼世界，在食品供给上实行票证配给制度，确也不是新中国首创。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军队占领后，食品短缺，维希政府便从1940年开始对面包、红酒、食糖、牛奶、肉类、食用油乃至巧克力、咖啡、水果蔬菜等几乎所有的主要食品进行限购，进而把国民分成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重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农民以及老人等不同的档次，实行定量配给。战后的法国，依然无法立刻结束食物配给制度，直到1950年代才彻底摆脱定量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用品的供应较之从前大大增加，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由3300多亿斤增加到3900多亿斤。1956年棉布供应达到17365万匹，其中民用布为14948万匹，相当于1949年市场供应量的3倍多。为什么粮食、棉布的产量增加了，市场供应仍然紧张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仅从1953年到1957年，便由5.87亿增加到6.46亿，在此后相继达到7亿、8亿、9亿(这也是在1970年代开始逐步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票证制度能大体保障人民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从社会需求来看，实行票证制度，因定额有限，不能使人们的购买意愿全部实现，限制了货币购买力，但同时也弱化了消费膨胀对经济的压力，也弱化了对市场物价的冲击。而且票证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定向发放，分配基本公平，能有效地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现在，人们把这种生产生活的安排方式，叫作高积累、低消费。正是靠着全体老百姓勒紧裤带过紧日子，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仅在“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担负抗美援朝战争巨大消耗的同时，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8亿元，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6亿两黄金。工业方面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100年的投资总和。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看到了这种计划体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意义。他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更快。”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急”

　　“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和新中国头七年的发展成就，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但横向相比，新中国高层领导仍然觉得还应该加快速度，才能尽快地赶上时代发展潮流。比如，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535万吨，生铁产量594万吨。美国当年的钢产量达到了10225万吨，生铁产量达到7341万吨;英国当年钢产量是2205万吨，生铁产量是1451万吨;苏联当年钢产量是5118万吨，生铁产量是3704万吨。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实在太大。

　　在毛泽东心目中，忧患与自豪并生。能否找到好的途径，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面貌，在短时期内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呢?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苏联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中国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新中国试图“弯道超车”的赶超战略，就此酝酿。1958年，正式发起一场经济上的革命——“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核心是“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化进程。

　　今天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为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钢铁产能头疼不已。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昨是而今非、昨非而今是的转变往复之中。20世纪中期，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象征。无论是国防还是民用，现代化的产品和装备归根结底都离不开钢铁。在当时，它是一切机器的原材料，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钢铁产量由此成为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

　　强大与否，在于实力，在于钢铁。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得很清楚：“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反观中国，当时实力还不行，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被人看不起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

　　按这种想法，“大跃进”运动让“钢铁元帅”升帐，把大炼钢铁作为牵引经济跃进的牛鼻子，也就顺理成章了。“大跃进”运动中，几乎是全民办钢铁，目标是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比1957年的535万吨正好翻一番。

　　其实，在“钢铁元帅”升帐之前，“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

　　1957年冬天，全国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那个年代搞水利建设，主要凭人力，通常是上千人、上万人或者几万人同时作业。挖水库、修堤坝这样的大规模工程，单靠现有规模的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是难以完成的。许多地方为了加强集体协作，开始实行并社，即把原来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的合作社。这样做，无形中便扩大了生产资料集体化、公有化的规模。转过年来，有个别合并而成的大合作社，便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乡视察时，看见那里挂的是“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便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次视察，他还到了河北、安徽、江苏、山东、天津等地，沿途讲话中，提出人民公社是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8月9日，他在山东明确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新华社对此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毛泽东回北京不久，中央便正式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被2.6万个人民公社代替，全国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社。

　　和以前的合作社相比，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是指规模大，一般情况下是一乡一社，也有数乡一社的，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谓公，就是在公社内部无偿调用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分配上许多地方实行各个生产队贫富拉平的办法。

　　作为政社合一的体制，人民公社建立的初衷是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并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生活上不少地方办起公共食堂。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初给许多人以新奇感，但很快就显现出弊端，难以为继。像在各个生产队之间平均分配财物，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的做法，实行一段时间后便叫停了。生产资料明确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于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则延续了20多年。

　　“大跃进”运动是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全面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在城市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在农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各方面的生产计划指标订得很高。毛泽东提出，计划可以搞“两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可以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这就导致发展计划的指标层层加码。一时间，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当时在工农业生产当中，把创造新的生产纪录称为“放卫星”，报纸和电台报道了许多地方“卫星”竞相“上天”的情况。

　　“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面貌，结果却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1958年底，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几乎是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盲目炼出来的钢铁许多是不能用的半成品。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用，一些已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造成农业“丰产不丰收”，困难局面开始显现。此外，“大跃进”运动还打破了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

　　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深感还没有摸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为了克服困难，找出问题的原因，他号召各级干部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还作自我批评：“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随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赴浙江、湖南、广东作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以摸清情况，问计于民。

　　通过调查研究，中央领导层大体摸清了情况。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70条，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和经验，后来竟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给日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很大的影响。此外，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0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40条，等等。1963年至1964年间，还试办了烟草、盐业、医药、橡胶等12个托拉斯，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实行工业改组，由原来多头的行政领导改为由托拉斯统一领导，成效不错。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济建设经历严重挫折后，新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重申：在中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

　　中央领导层还意识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平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投资要量力而行，如果计划投资超出国力，待到算总账的时候，最终损失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是，1965年“三五计划”方案出来后，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认为指标太高，建设规模太大，留的余地太少。他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

　　1970年11月，毛泽东同外宾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体会时说：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得稍为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

　　从发展战略到经济布局

　　1964年12月下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上追求的目标，先是叫中国式的工业化，从1964年起，讲得更多的是“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比“以钢为纲”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更为丰富，展示出更具体可行的中国经济发展蓝图。

　　这幅蓝图从1964年作为国家意志一经确立，此后便没有改变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岁月，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再次郑重地重申。毛泽东逝世后，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仍然把“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来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此后，经过反复论证，邓小平提出经过“三步走”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的追求，总是离不开对国情的认识。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广袤的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自西向东横穿中国大陆，将会看见各种生产方式递次展开，从刀耕火种、手提肩扛，直到电光石火，汽车轮船;你还会发现，十分有限的现代工业，又集中于沿海一隅。

　　新中国领导人从1950年代开始，就想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中，就专辟一节讲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从1950年代末开始，他又号召知识青年和拥有技术专长的职工赴边疆，赴西部工作就业。

　　在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1964年，改变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步骤正式开始实施。

　　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就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并写成报告转呈毛泽东。报告指出，中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都在大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洪能力都很小，等等。根据报告，一旦发生战争，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这年8月，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升级。作为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的形势牵动着新中国领导人的神经。当时的中国大陆，东面，美国支持下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声称要反攻大陆;南面，是美国军队入侵越南北方;北面，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中国的东、南、北三面都面临战争威胁，战略支点唯有向西部广袤地区转移。

　　为此，毛泽东正式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迅速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地区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项。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湖北第二汽车厂等，都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工厂约有400个。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全国各地调集的都是精兵强将和好设备，当时称之为“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三线”项目中，四川南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是重点中的重点，意义非凡。

　　毛泽东对攀枝花项目看得很重，面对选址中的不同意见，他果断提出：“攀枝花有煤有铁，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他还风趣但又不失严肃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5年初，国家调集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的1300多人，进行了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弄弄坪(攀枝花钢铁基地所在地名)“设计大会战”。同时，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几千辆汽车把物资和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到攀枝花，到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以前，共运送物资800多万吨。

　　“三线建设”当然也有缺点，诸如经济效益差，浪费比较严重，弱化了沿海的一些工业基地等。但从大局上来讲，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使中国拥有了广阔的战略大后方，在当时战争威胁的环境下，相当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

　　从全国经济布局来看，“三线建设”促使中国西部与东部的经济水平差距开始缩小。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地区不仅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还新设了许多科研机构和院校，形成了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宝鸡、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这些，都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政府同中国接触，以抗衡苏联。西方发达国家此时也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在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世界的大门对中国打开了，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从此大大改变了。

　　1971年8月底，毛泽东乘专列到长沙视察。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了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女工作人员回来后非常高兴，毛泽东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这件事让毛泽东深受感触。不久他同周恩来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还说，做这件事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恩来回答可以。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问一答，揭开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序幕。

　　从1972年1月开始，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国家计委先后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和钢铁工业引进联邦德国“一米七轧机”的计划，到1973年初，国家计委正式形成《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这个方案因为计划的盘子很大，需要43亿美元，被人们称为“四三方案”。方案即刻得到批准和实施。这是新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这些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一共搞了四个五年计划。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亿元，工业年均增长11.1%。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走过不小的弯路。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