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教授的童年记忆:美国农村的“集体化”之路

作者:土逗公社  更新时间:2016-11-18 20:59:11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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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逗公社:操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教授,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在此文中,他回忆了自己亲历的农场经营故事,日渐扩大的美国“朴素人”的集体化农庄,另类的乡村建设实践道路,或许是拯救我们家乡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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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猢狲子
 

  我爸爸是城里人,职业是卖保险。农业对他来说是一种副业。说的直接一点,农业是他把通过保险业挣的钱,进行投资的一个渠道,就像有些人炒股或炒房一样。同时农业又起了避税港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会贬值,所以把收入投入到农业就可以减税。这样把农业当作避税港,或者当作投资的机会,而非生活方式或者生产食物的方法,中国人在几年前可能会觉得难以去理解。但是最近几年,这种现象在中国也越来越普遍。这就是所谓农业的“产业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讲的一些故事,可能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诸如“农业产业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能源危机、气候变化和社会矛盾,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灾难;另一方面,中国人亦可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今天我想要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我爸爸开奶牛场的经历,这也许能代表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流;第二个是关于一些朋友买了我爸爸荒废了的土地以后,如何尝试把它用来建设一个自给自足、可持续的村庄的故事。

  一、爸爸的奶牛场

  我爸爸常跟我说,他小时候比较穷,他的偶像不是“蝙蝠侠”之类的超级英雄,也不是什么明星,而是唐老鸭的伯伯,“小气老鸭”(Scrooge McDuck)。小气老鸭的别墅有个游泳池,里面没有水而是装满了钞票和金币。小气老鸭忙完了一天辛苦数钱的劳动,就会跳进游泳池,钞票和金币就会到处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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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老爸的偶像

  为了实现成为小气老鸭的梦想,我爸爸很小就考虑,挣了点钱以后,应该把它投到哪儿?最后他决定——地产是最保险的:就算你在某块地上经营的企业不景气,那块地还是你的,可以改变用途,而且地产在历史上基本没有长期贬值的情况。虽然我爸爸在一个小城市长大,但是他从小喜欢农村,经常去我奶奶的娘家干农活,带朋友到山里面野营什么的,于是他决定在农村买地。

  当我爸卖了几年保险,买了一套自住的房子并积累了一点本钱和信用的时候,他就贷款买了一个“小农场”——162亩,18000美元。他和我妈做了几个月的修理,然后以27000美元的价格出售,挣了9000块。还完贷款以后,他又贷了笔钱,和一个比较富裕的朋友合资,一起买了个1000多亩的农场,其中有600亩耕地,接近5万美元。虽然我爸小时候干过农活,跟很多美国工人家庭一样,家里有个小菜园,但美国农业是个很复杂的商业领域,我爸和他合伙人都不知道怎么打理经营。

  幸好,一百多年的美国农民运动产生了一整套为农民服务的政府部门,我爸就利用这些服务来建设自己的农场。首先,他去郡政府(相当于中国的县政府)的农业局,农业局就给他解释本地比较合适的种植模式,也给他介绍了两位比较靠谱的“代耕”农民。“代耕”(custom farming)有点像佃农给地主打工,差别在于代耕者比较专业,有自己的机械农具和现代农业技能,一般也有自己的农场,做代耕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昂贵的机械。与佃农相似的是,代耕者不领工资,而是跟地主分庄稼收成。我爸和这两位代耕者达成的协议是:我爸出地和农资,代耕者出劳力和机械,收获各分一半。我爸跟代耕者一起做了市场调查,决定了种什么庄稼、买什么农资,以及通过什么渠道卖农产品。后来他们还买了小粮仓(农业局会贷款给农场主买小粮仓),又一起调研决定什么时候把产品提前卖给谁,就是搞“期货交易”。

  他们选择的种植模式是我们州中部比较典型的两年轮作模式,即第一年4月种玉米,12月收获;然后种小麦,第二年5月收;接着种黄豆,11月收;接下来种绿肥(小麦或者羊茅草),第三年春天把绿肥翻过来重新开始轮替。这个轮作制度的制定,是因为玉米比较耗氮,而黄豆能固氮,不过黄豆和玉米都适合春夏天种。

  顺便提一下,我爸爸他们是从农资合作社购买的农资。那个合作社的结构和经营方式有点像你们的合作农资店,主要差别在于,一是规模比较大,在美国东南部几个州有几百个分店;二是美国的农资合作社是纯粹的经济组织,没有其他项目,所以利润会直接分给社员;第三,它卖的东西比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农资”要广泛一点,包括农用的各种生产资料,从农药、化肥、种子到农机乃至手套;第四,美国的农资合作社比较官僚化,虽然理事会是社员一人一票选举的,每年也会开全体社员大会,但是大部分社员不会参加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合作社跟其他农资店的主要差别,只是稍微便宜一点,而且现在美国很多农业社区基本上没有私营的农资店了,只是不同合作社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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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美国奶牛场

  种了几年粮食,还了贷款,但没怎么挣钱,我爸就开始另想出路,准备对粮食进行加工增值。经过研究他发现,美国农业部(从19世纪末农民“平价”运动以来)会通过补贴的方法,保护各种农产品生产开支的最低价,但怎么定保护价的具体方法一直在变化。在70年代,只有牛奶一种农产品才会保持所谓的“平价”(parity pricing),即按照工业产品价格膨胀,经常提高牛奶价格。正好70年代通货膨胀很严重,我爸就决定开奶牛场。他去了我们州的农业学院,请专家帮他设计奶牛场(这服务也是农业部免费提供的),然后他贷款买了7个“小农场”,加上原来那个“大农场”,总计达6000亩左右,其中一个农场是奶牛场本身,其他农场则是用来给牛种粮食吃的。“老卜”即原来的代耕者之一,投资了奶牛场项目的一半,利润与我爸平分。老卜还担任奶牛场的在场经理,有工资。除了老卜以外,奶牛场最初有4个工人和100多头牛。十年之后奶牛场关闭的时候,有20个工人和800多头牛,一共投了几百万美元。

  这么大的农场的关闭理由,可能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规模太小!这种比较传统的奶牛场难以跟万头牛、设备更贵的奶牛场进行竞争。与此相关的因素是国家政策的两种“新自由主义”的变动:一、为了控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在1980年突然提高利息率,从11%提到1981年的20%,同时政府支持信贷机构比较积极地收回债务人的抵押品(美国农民一般抵押的是地产);二、农业部决定减少涉农的各种补贴和保护,其中包括了取消牛奶的“平价”政策,虽然农业部继续保护牛奶的最低价,但再也不会按照工业产品价格膨胀来定价。这两个政策变动加在一起,使得农场主的债务涨得比农产品价格快,导致了成千上万户中小规模的农场破产,尤其是奶牛场(从而引发了“农场援助”运动)。当时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农业市场自由化,信用市场严格化,就会把效率不高的农场淘汰掉,给比较能干的农场主提供发展的激励,同时也有利于消费者。实际上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农资及食品有关公司,他们可以从农场买比较便宜的食材,往往也会加入农场的生产过程,通过合同来规定农场从公司购买昂贵的机械和农资(电影《食品公司》中有介绍)。这使得只有规模比较大的农场才能承受这一压力,而消费者买牛奶等食品的价格并没有显著下降,只是更多的利润被食品加工和零售公司分走了。

  当我爸爸和老卜在80年代感觉到这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比较典型的:为了充分利用他们贷款买的地、农机等固定资产,他们就开始买更多的牛,并雇佣更多的人,直至达到奶牛场每天24个小时运营。当发现这样还是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他们就把土地、设备和牛都卖掉,并解雇工人。卖掉以后,债务还是还不完,我爸爸差一点宣告破产,幸好有亲戚借钱给我们渡过难关。不过我们的损失不算大,对于八九十年代破产的成千上万户美国农民来说,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财产,更是他们几代人恪守的家乡和生活方式。  当时我十二三岁,我爸爸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做了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为了让土地增值,他利用当时的一项优惠政策,贷款把一部分地开发成居民区。我心里骂他,虽然我们的压力很大,尚不至于这样把如此美丽的农村生态毁掉。不过后来我爸爸做了一件好事,也许能够弥补前者:他把差不多2000亩地卖给了一群“朴素人”。

  二、美国“朴素村”的农业集体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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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朴素人的蓄力农耕

  “朴素人”(plain people)是指北美洲的一些追求简朴的、与世俗分离的、自给自足生活的基督教群体,大概有几十万人,分布在美国四十几个州的村庄里,最出名的是“阿迷什派”(Amish),这一教派的历史根源是欧洲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长话短说,当时(由修道士、农民、市民及矿工组成的)“改革激进派”认为执政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会也好,16世纪初成立的改良主义“新教派”也罢,都腐败了,已经不是传播耶稣“为上帝服务”的垂训载体了,反而成为世俗力量牟利的手段。“改革激进派”主张与政府等世俗力量彻底分离,成立自给自足的村庄。这些村按照不同小教派的不同教义组织起来,但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追求某种“大公无私”的生活,甚至把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有些还会取消婚姻及家庭关系,把孩子交给村民集体教养。这就是现代“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根源,但这些村庄及其原则是参与者自发成立的,不像某些国家在20世纪自上而下集体化那样。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激进派”村庄跟现代国家建设和工业化毫无关系,它们一般会拒绝与世俗力量合作、纳税等,这导致了许多冲突(比如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17世纪英国内战等)。“激进改革运动”被镇压以后,剩下的一些群体在18世纪初逃到北美洲成立新的村庄,美国人把他们总称为“朴素人”。

  这些“朴素人”在美洲成立的村庄,很多在19世纪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而解体,但一部分仍然保留下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朴素人口本身在增长(比如美国“阿迷什派”人口从2000年的16万增到2010年的25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外部的环保主义、嬉皮士等运动进行了交流和合作,有助于后者按自己的各种理想来成立新的村庄,这个交流主要是在“合适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上的分享。为了保护朴素村的简朴性和独立性,他们对新技术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一般来说,在引进一种新的技术或机器的时候,村民要开会,讨论该技术的利弊,决定要引进还是拒绝。这意味着,朴素村保留了美国主流社会早已忘掉的很多传统的、低碳的技术,比如畜力农耕、保存食物的方法(盐腌、烟熏、糖渍等)、手工纺织、用本地建材建房子等。

  买了我爸爸土地的这群朴素人,知道我要来中国的时候,要求我帮他们买几台脚踏脱粒机(又称打谷机),他们听说中国有产这个的。北美洲只有(烧大量柴油的)联合收割机,传统的方法只有用连枷脱粒,所以对脚踏脱粒机的潜在需求很大,除了几十万朴素人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想搬到农村种地,当石油价格上涨时,他们也用不起烧柴油发动的农用机械。我在中国找了几年,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制造脚踏脱粒机的工厂。有些人见过这种机械,可是很遗憾,他们说似乎很多年没有人生产过这个东西了,而且他们很奇怪,美国那么发达,为啥还要进口这么原始的农具?最后那些朴素人自己找到了一台,按照它的模型开始自己制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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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朴素人使用中国产脚踏脱粒机

  有一位朴素老头总是跟我说,“把你人放在一块儿地上!”(Get on a piece o' land!) 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块耕地,知道怎么用它来种东西吃,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他们认为,再过几年能源危机会加重,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就会贵得根本买不起,我就不得不搬到他们那儿去生活。他们还预测,到时候城里的人都会逃到农村来抢东西吃,甚至采取了防御措施,买了几把自动枪和大量的子弹,挖了个坑,把它们藏起来了。但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猎枪,每户有几把,还有弓箭,用来打猎的。他们平常吃的肉,基本上是靠自己打的野味,每年每户会打几头鹿(还会把一头送给我家)。他们养的牲口主要是马和骡子,用来干活、销售、偶尔给旅客骑着玩(马和马车是朴素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有鸡,用来产蛋,老了可以杀来吃;还有山羊,用来产奶,多余的羊也可以卖(最初决定养羊而不养奶牛,是因为美国政府规定,养牛都必须用电子标签(RFID),他们反对这种技术,觉得它侵犯了他们人身自由;但开始养羊以后就发现,山羊奶比牛奶好喝)。

  他们种的庄稼和我爸爸以前种的一样:玉米、小麦、黄豆的两年轮作,但朴素人不用农药化肥,只用牲口粪便,种子都是传下来的或与别人交换的老品种,而他们收的粮食都用来自己吃或喂牲口。他们也种高粱,但朴素人不喝酒,高粱是用来做糖浆的。高粱糖浆是美国朴素人的主要特产,为了买它,城市消费者会开车几个小时到朴素村,顺便买些有机蔬菜、鸡蛋什么的,还可以骑马玩——这就是朴素人挣钱的一个主要方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搞建筑,他们留传下来一些稀少的老木工和建筑技术,所以他们在外面搞建筑的工资,比一般的建筑工要高一点。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们通过这些方法挣的钱还不够还完债务(为了买地,他们在银行贷了款)。他们这几年开始卖地,主要是卖给想加入他们社区的志同道合的人。我爸爸也把一部分他原来的土地买回来了,请他们给我们盖个房子。虽然我爸爸对他们“2012年”般的世纪末日预言保持怀疑的态度,他还是觉得以防万一。

  我对其他“朴素”村之类的社区完全不了解,但我的印象是,虽然有些朴素村会面临经济的问题,还有年轻人流失的问题,不过,这种追求自力更生的、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及其与城里消费者直接互助的网络,目前都在增长。以上已提过,严格意义上的“朴素”人口最近十年增加了56%。与此重叠的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一种农产品预付款直销模式)在1984年才开始出席那,到2007年美国已经有一万多个农场在使用这种模式,占美国“生产并销售增值商品”农场总数的20%。而1995年成立的“全球生态村网络”现在拥有大概一万五千个成员村,包括一万多个改良过的老村庄,还有一千多个新村,其中有几百个就在美国。总之,这种“别样”乡村发展的尝试,也许已经或正在为人类未来有尊严的生存建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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