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随录（一）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现实使作者在改变，应该说是找到了原因。可，三十多年来资改派的造谣污蔑，作者自身还有一定的迷惑，及存在逻辑没有理顺的问题，但，不妨碍网友对现实的观察及思考。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情结。不管你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不管你发财了，还是一无所得，都会赶到春节和家人团聚。我的老家在鲁西南农村，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乡民们日子逐步好了起来。回家的路上，汽车拥堵也成了一道风景。

　　回家这些天，见到很多人，也听闻了很多事情，我感触良多，趁着年还未远去，自己还有些印象，将一些印记写下来。

一、 人情社会和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习惯和文化，也保留了很多传统陋习。这不是乡村的错，这是历史的遗留。总而言之，乡村背负了太多历史的负担，承受了太多社会的压力。

　　在我们鲁西南，大年三十下午乡民们要带上鞭炮、纸钱、香火和酒，上坟祭祖，祈求祖上保佑子孙安康幸福。值得注意的是，上坟的时候也是一个大家族一起去的，基本上就是五代之内的近门子，原则上只有男性才可以上坟祭祖。上坟队伍的多寡就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人丁是否兴旺，在村中能否有影响力。这是传统宗法社会的残留，或多或少影响着乡村权力的分配和运行。

　　大年初一，村民们同样以家族为单位成群结度向村内长辈磕头拜年。如果说上坟祭祖是单个家族内的行动，那么初一拜年就是各个家族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为了联络感情，提醒大家都是同族同脉。磕头这礼仪在现代城市里已经消失匿迹了，但是在农村拜年磕头是必须的，这也是我这样的年轻人不习惯的。我曾经问过村内长辈：当年毛主席带领大家破四旧，不是不允许磕头吗？答曰：倒是有一阵子反对孔老夫子那一套礼数，但是毛走了一切如故了。
想来想去，已经被现代文明冲击成碎片的农村社会也就是靠这磕头拜年的仪式来维系着脆弱的乡邻关系，也算是一种人情的投资。因为要是哪位乡邻发达了，村民们或许是可以借一点光的。

　　很明显，家族势力可以直接影响村民选举的结果。村委会的组成人员一般都是村内大家族的人把持。每到选举的时候也是各种势力活动频繁的时刻，一般而言本家族内的成员都会支持本家族的候选人，因此家族越大获选的机会越大。当然，家族成员获选之后也会对家族成员有利益回报。所谓的利益回报就是在计划生育、涉农补贴、低保申请等方面开绿灯。当然，候选人为了竞选往往会通过行贿的方式拉拢村中其他非竞选家族。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参与乡村权力争夺的除了出身大家族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候选人以村内地痞和不务正业者居多。这些闲散人员社会关系复杂，善于拉帮结派，寻衅滋事，往往通过控制村级权力开启财富之路。获得村委会的控制权之后，他们往往通过私分集体财产，截留惠农资金，向村民索贿获得现金回报。
因为我们那地处偏僻不可能像城乡结合处的村干部那样三年村主任，千万人民币，但他们也是生财有道，贪婪而狡猾。新建的文化大院被村委会一帮人给变卖了，村里的河塘也以极地的价格承包给了自己人，村民要想获得低保必须向村支书和村主任行贿，新农合资金他们都敢截留，超生户需要向村委会行贿获得庇护，……

　　有村民气不过，举报村官，但是可能遭到莫名的报复：家中失火，被莫名人暴打……即便是向县乡两级举报了，也很少真正启动调查程序。如此大的举报成本，让大部分村民感觉官官相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党中央大力反腐倡廉和反对不正之风之际，天高皇帝远的乡村似乎还感受不到这凌冽的风。他们依旧跟着习惯走，直到现代文明的风将他们给慢慢改变。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叹道:老虎虽然凶猛，但是老百姓一般都见不到，苍蝇虽小但每天都扑面而来。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乡村的选举也仅仅是民主制的一点皮毛，有选举而无民主。这种建立在整个官场生态都不那么民主基础的纸房子随时可能被风吹倒。

二、名存实亡的集体经济和一盘散沙的农民

      取消了农业税，增了涉农补贴，有了新农合和新农保……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的确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出台了不少切实靠谱的政策。不可否认现在有的农民生活条件比十年前强太多了，小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房子越盖越漂亮。但农民的大部分收入不是来自农业，而是来自打工收入。

　　农民集体经济早在80年代起就名存实亡了，分田到户或许曾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经营，很难实现规模经营效应。单打独斗的农民也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市场的竞争。所谓分久必合，农业经营模式也到了合的阶段了。

　　如何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是个天大的问题。当年共产党将蒙昧的农民组织起来搞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通过激进的手段搞人民公社，试图将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成高效统一的大农业，其中出现了典型的村子：大寨村和华西村。但由于受限于农民生产技术和农民本身的素质，这种一刀切的经营模式在很多地方未取得理想效果。（民族复兴网编者按：这与上一段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大农业是被中断了。不能用现在的普遍状况衡量毛主席时期的农业。当时，搞互助组及人民公社都是自愿加入的。道理很简单，集体或小集体经济，不是个人自愿加入是没有丝毫积极性的，而且，会有破坏作用，激进是激进不起来的，这不是高深的道理。事实上，一开始是一部分劳动力较弱的组合成互助组的小集体经济，取得了好的效果及经济效益，如此，大家就都纷纷加入了。毛主席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也不是毛主席的中央想出来的，是群众自发干出好的示范，然后，中央集中以自愿为原则全国推广。农业学大寨，榜样是陈永贵大叔嘛！）

　　80年代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分田到户，家庭经营，解放思想，从而彻底瓦解了被处心积虑搞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依靠传统的小农经济在短时间内解决温饱问题是非常有效的（民族复兴网编者按：粮食问题不是恢复小农经济就能解决的，如果，这也成，那么中国就没有历史周期律了。新中国建立，那就不是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会有了。），但是农民很难因此富起来。而伴随着90年代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村经济陷入破产的边缘，农民种田难，看病难，上学难，谋生难。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中央政府果断跟随世界潮流彻底免除农业税费，并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持。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提供了海量的就业机会。没有税费负担的农民，一身轻的外出务工赚钱。但是从事农业生产成了妇女和老人的任务。

　　分散的小农经营成本很高，从耕种到收获都无法依靠集约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举例说明：农户的田地分散而零碎，往往是这里1亩，那里3分，根本没有办法规模经营管理。而农民需要个体购买化肥、农药和农机服务，没有议价权。

　　同时，私有化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便大家认为集约的合作化经营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益，但农民本身也不会自然联合起来。这也是当局摈弃人民公社的经验直接引导资本下乡搞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私有化是既定国策，不可能重走公有化之路。

　　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而村委会掌握的集体财产反而成了村官发家致富的工具。村委会通过官商勾结搞土地买卖和开发，获得暴利，而一盘散沙的农民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带血的强拆的一个诱因。

　　现在的乡村虽然修好了路，盖好了房子，但是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了。大量的耕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用于种绿化树，用于宅基地……政府本身没有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反而对土地开发很热衷。因为土地开发可以让他们更快富起来。

　　在自由化和私有化横行的中国，任何坚守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人士都被视为笑料。而现实的农民也被裹挟其中。只是食物链上层的人们获得了更多财富，而食物链下层的散兵游勇只能苦苦挣扎，以求得一个安稳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