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作者正在转变，就目前他的思想观念是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当然这不属于讨论范围。余华是很能讲故事的，能把读者煽情得稀里哗啦，但仅仅是故事，走的套路与莫言差不多，所以主流了。如果作者以前是说的事实，我认为是要理清的，但，无论真假都与宏观的视角无关，何况是故事。

　　众所周知，毛主席时代是个消灭差距追求平等的时代，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毛主席时代的差距是历史客观造成的，与毛主席时代无关，而毛主席时代的政策恰恰是消灭三大差别，干群之间的差别；地区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等等，综合看就是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本人不清楚也不理解作者为何能形成那些胡说八道的观念，我能骂吗！事实上，形成各种差别不平等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华尔街游行民众不也是高呼，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的矛盾吗！这难道不是差距吗！）

　　正文：

　　这40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或者境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或出境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话剧《活着》剧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30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3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4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4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90多位和100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30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欧洲400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400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30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摘自余华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新经典文化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