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谁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作者:茴香豆  更新时间:2024-12-22 22:17:30  来源:小小的治愈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复兴网

  近年来,诸如《人民的名义》《狂飙》《县委大院》这样的影视剧以“社会现实”为题材,通过生动的情节、鲜明的角色形象,以及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刻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这些作品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还被许多人视为了解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然而,越是从中获取“真实感”,越需要警惕其背后隐藏的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目的。

  透过这些作品的表面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并未触及社会矛盾的核心,而是通过美化改良主义、塑造“清官”神话、掩盖权力本质,巧妙地维系了既有权力结构的合法性。

  《县委大院》的故事聚焦于梅晓歌这一“清官”形象,通过讲述他在光明县进行一系列治理改革的事迹,塑造了一位“为民请命”的好官典范。

  剧中,他以解决乱收费、整顿懒政、改善环境为切入点,通过扎实的工作,让光明县从一个矛盾激化的地区转变为安居乐业的“光明”之地。然而,这样的叙事逻辑究竟在传递什么?它真的在反映社会问题吗?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人们对社会根本矛盾的关注?

  梅晓歌的上任并非由光明县人民的选择决定,而是由上级领导谷书记的提拔完成。这一点在剧中被轻描淡写地呈现,但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权力的来源并非来自人民的意志,而是依赖于上层的认可。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配置机制本质上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背道而驰。虽然形式上有地方委员会的选举程序,但这不过是象征性的点缀,真正的决策早已在更高层面被完成。

  这种权力逻辑决定了像梅晓歌这样的官员,其工作目标并非真正服务于人民,而是服务于那些赋予他们权力的上级。剧中,梅晓歌的努力更多体现为对上级意图的贯彻,而非对人民诉求的直接回应。

  他改善基层环境、整顿治理秩序的目标看似“亲民”,但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基层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以符合上级的要求。换句话说,这种治理逻辑的核心并不是为了改变基层群众的处境,而是为了巩固现有权力体系的运行。

  剧中,梅晓歌的治理措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解决基层乱象、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然而,这些改良措施的核心目标并不是改变光明县普通群众的地位,而是通过有限的调整缓和矛盾,从而延续现有的治理模式。无论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光明县的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例如,剧中光明县的环保改革虽然减少了污染,但劳动者的地位并没有因此提升。他们依然处于被管理、被安排的地位,只是从污染严重的工作转移到“绿色产业”中,这并未改变他们的从属关系。

  这种表面的改善实际上掩盖了更加深层的问题:在现有的治理框架内,基层群众始终无法摆脱对上级决策者的依赖。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寄托于某个“好官”的道德品质或工作能力。

  改良主义的局限在于,它通过让渡一些边缘性的利益缓解社会矛盾,却从未触及问题的根源。例如,剧中光明县“乱收费”的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改变基层治理中权力运作的逻辑。收费的形式可能被废除,但群众依然无权参与资源分配与决策,问题只是被换了一个面貌,而非被真正解决。

  梅晓歌的“清官”形象是《县委大院》的核心叙事点,也是最值得警惕的部分。这种形象的塑造旨在向观众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只要有“好官”在位,社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这种逻辑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权力的运作逻辑决定了其服务对象,无论个人品德如何,权力本身并不会因为掌握者的道德品质而发生根本改变。

  剧中通过塑造梅晓歌与反派角色曹县长、马副市长的对立,将治理中的问题简化为“清廉”与“腐败”的对抗。这种叙事模式让观众误以为,只要消灭了腐败,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实际上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即权力结构如何运作、权力如何分配,以及这种分配究竟服务于谁。

  历史经验表明,“清官神话”往往是维系现有权力体系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将问题归结为个别人的道德问题,避免了对权力本质的深刻反思。

  剧中,梅晓歌的成功被塑造为一种“个人奋斗”的胜利,但这种叙事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上级的支持,他根本无法实现任何所谓的“改革”。这说明,无论个人如何努力,只要权力的分配逻辑没有改变,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无法触及。

  《县委大院》的真正危险在于,它通过“清官”形象和改良主义叙事,巧妙地让观众接受现状。

  它向观众传递了一种隐含的逻辑:只要有“好人”在权力岗位,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这种逻辑削弱了人们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更进一步,这种叙事让观众将希望寄托于他们自己的调整,而非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改变。剧中的群众始终是被动的,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梅晓歌这样的“清官”是否出现,而不是通过自身的觉醒和行动来改变。

  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极其隐蔽,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让人们相信问题可以在现有框架内解决,从而避免了对更深层次变革的追求。

  《县委大院》以细腻的叙事和感人的故事情节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但它的深层逻辑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通过塑造“清官”形象和美化改良主义,这类作品掩盖了权力运作的本质,将社会矛盾简化为个体问题,削弱了观众对制度性问题的反思。

  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可能仅仅依靠个别人的努力,也无法通过局部的改良实现。只有深入认识到现有权力逻辑的局限性,推动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县委大院》这样的作品虽然在表面上揭示了一些问题,但它们更多地在维系现有结构的合法性。对于观众来说,重要的不是沉浸于虚构的“清官神话”,而是透过这些叙事,看到问题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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