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篇“魂归地府”，可我还是要说。为什么不让人说话呢?天能塌下来?

　　上周末在外地，等公交时遇到一位高一学生。他告诉我，自己住在学校，每天6点20早读，晚上9点多放学，两周放一天假。他家离学校开车需半个小时，上月因为没手机，做错车等了4个多小时才到家。后面爸妈实在担心，给配了个手机，到了学校再上交老师。这样的日子，不像是学知识，倒很像蹲“监狱”。

　　长身体的年级，一天坐10多个小时不停写写写，比不少打工人上班时间还要长。我问他，你累吗?他笑着说，不累。后来跟同事聊起这事，感叹现在的学生实在难，高强度下能有多高的学习效率?同事一句话把我噎住，“不好好学，能考上好大学，能找到好工作?”

　　是啊，在全国一盘棋的市场经济社会，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才，而是选拔“人才”，除了少数有条件实现“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人群，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或者是用“特殊”方式保送重点大学，大多数学生只能拼命学，从早卷到晚，从小卷到大，从父辈卷到儿孙，既累坏了身体和眼睛，又坏了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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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 2 月 13 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讲道：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从始而终的。土地革命时，他就倡导在根据地的学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例如，当时苏区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手工劳动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生产技能，同时也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更加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一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产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工厂实习、农村劳动、勤工俭学等。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不仅便于学生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提高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在于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只有亲自去参与生产劳动，才能真正了解农民和工人的辛苦，遇到什么苦难，才能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与工人和农民们共同成长为有觉悟、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人。

　　当然了，党员干部做为社会的领头羊，自然要带头参与生产劳动。195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中，要求干部参加一线劳动：

　　“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

　　中央认为，干部参加一线劳动，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避免党内官僚主义。

　　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该指示认为：

　　“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

　　1958年5月25日下午，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及其他中央委员，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直到天快黑，毛主席拿铁锹铲土、周总理亲自拉独轮车、朱总拿扁担挑土。

　　毛主席认为，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会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他还提出“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显然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有利于改变社会上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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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方面，1966年到1977年实行“五四”学制，即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高中。

　　1971年7月29日，周总理在接见出席教育、出版等7个专业会议的代表时说：

　　“目前小学加中学有9年的，有10年的，都是试办。城市小学到底是5年还是6年， 各地按自己情况试办。现在不强求一致。”

　　当时中小学学制基本上是九年制和十年制两种，比之前和现在的十二年制，少了2到3年。

　　上课时间(包含小、初、高)，基本是早上8点上学到下午4点半放学，中午一个半小时吃饭休息，每45分钟为一节课，每节课之间休息10分钟。上下午会有半小时时间，上午半小时是全校锻炼身体，做些体操，下午半小时则是打扫学校卫生、参与学校农田活动等。

　　学校大多有自己的一片耕地，可达几十亩，有些高中学校会有自己的工厂，生产糖、棉花等轻工业产品。

　　学生会被分成多个小组，分别负责种植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和蔬菜，每周二、六一般会有半天时间参与劳动，打理自己负责的田地或在本校工厂参与劳动。学校也会在春秋俩季，组织全校学生一起帮助农民耕种和收获。

　　作业方面，老师布置作业很少，一般是2～4道题，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那时候没有各种教程辅导资料和兴趣班，放学除了做农活和家务活，一般都是疯玩，掏鸟窝、钓鱼、游泳、跳皮筋、做游戏等等，也有喜欢阅读和音乐等，时间自由，自己选择，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不是训着学习。

　　前三十年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社会，社会崇尚集体精神，工人和农民视自己为国家主人，没有利益至上主义盛行，“人贩子”也就失去了偷孩子的动机。再者，也不敢偷小孩(包括拐卖妇女)，一户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很容易引起邻居和居委、大队等组织生疑，轻松就能掌握具体情况，把人扭送见公安(这跟80、90年代孩子和妇女大批被拐卖，村民却围堵警察不让解救，形成对比)。

　　学校也很少建有高围墙，没有现在这种军事化管理，有些学生下课就偷跑回家。学生放学都是自己结伴回家，爸妈会把钥匙放在门外哪个角落，自己开门吃东西或者放下书包玩。

　　有的家长会把钥匙系个绳，挂在小孩脖子上，不过对于年龄特小的孩子，偶尔会丢失钥匙，被爸妈责骂。或者去邻居家里，做作业或吃饭，父母下班再领回家。(不管农村还是城市，邻居基本都是本单位、大队或隔壁厂熟人)。

　　有些工厂有专门托管所，由一些退休的热心肠爷爷奶奶简单照顾，孩子们在屋里学习、游戏等;一些街道办也会有一些手工、教育活动，会把家里大人不在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学习。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

　　1.工人和农民政治地位高，主人翁意识强，社会较安定，偷盗案件少。工人和农民、官员按劳动分配生活物资，学生高中毕业后上大学、中专、参军、进工厂、去农村等，大家收入差距小，基本不存在挤破头争固定岗位的现象;

　　2.官员带头，全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热爱劳动，积极参与生产劳动;

　　3.得益于当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制企业，城市和农村流动性很少，农村基本都在人民公社劳动，较少有长年奔波在外的农民工，在农闲，工厂等会向大队抽调人手帮忙，农村也在逐步建设各种大小工厂，农民就地转化为工人。

　　城市工人在附近工厂做工，家离得近，学校也在附近，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很少有生面孔，治安好，对周围人信任度高，人贩子绝迹。

　　结尾

　　在市场经济社会，缩短上学时间，面临最大难点在于很多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父母大多在6点下班，孩子放学后去哪?社会乌烟瘴气，骗子和坏蛋太多，更有人贩子潜藏其中，孩子丢了怎么办?只能送去类似补习班机构，磨到父母下班，每天照看孩子2小时打底，一个月不得最少大几百块钱?这对于打工人来说，又是一笔大支出。

　　办法产生于困难，有的小区业主自己组织“托管所”，几个孩子放学去固定一家，爸妈下班在去接孩子回家，这也是一种尝试。

　　从国际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工业国家，初中、高中学生基本都在早上8点前后到下午4点左右放学，周末休息俩天。

　　如果孩子每天大量的时间被各种课程资料、作业等繁琐事情挤满，熬到11点还在忙碌作业，这不是在学知识，而是在摧残人性，学生也谈不上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只是把学生培养为只知道接受特定外界刺激做出特定程序反应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