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几十年来一直都有人孜孜不倦地向国人灌输，西方民主国家是契约社会，具有强烈的契约精神。他们对此十分羡慕，热情讴歌、虔诚仰望，进而坚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精神，所以才塑造出西方国家高度发达、高度现代化的现实，才支撑起西方国家所谓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的神圣地位，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所极度缺乏的东西。
 

　　建立在羡慕仰望的基础上，所以几十年来一直都有人极力培育中国社会的契约精神，也极力推动中国社会向着所谓契约社会迈进，为此做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直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是不是契约社会，是不是缺少契约精神，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倒可以另当别论，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实实在在存在一个十分重大而又特别闪亮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就是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
 

　　脍炙人口、声闻全球的这一论断，既是支撑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无数人投身市场争相发财的行动指南。因此，虽然该论断并没有升级和升华成为国家宪法，也没有具体地写入执政党的党章，但却在事实上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集体践行的法则：首先是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是“先富”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足够合法性的政治基础，然后是先富带后富——这是“后富”得以认可与认同“先富”最重要、最关键的政治承诺。如果没有这样的承诺，则中国人很可能首先就要在谁有权“先富”、谁有权“后富”的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了。正是因为在实现富裕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承诺与契约，所以因为“先”与“后”所造成的矛盾与对立，才得以极大程度的化解、稀释。因此，相比于西方“主流文明”社会种种显性隐性的社会契约，当代中国的这个政治承诺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昭然的社会契约。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先富”旗帜的引领下，中国社会如雨后春笋一般诞生出一大批“先富”者。这可不是一般性的先富，而是富得流油、富得十分厉害，以致于现如今人们对他们已经不以“先富”命名，而是冠之以“富豪”“大款”的名号。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在规模与质量上都堪比顶尖资本主义先进与发达大国的富豪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兑现“先富带后富”承诺契约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当代中国的富豪群体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与历史责任。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他们这些人要是不想带、不愿带和不去带的话，所谓的“带”就要失去着落，就要仅剩口号与空喊，就要在相当程度上沦为谎言。须知，在这个问题上，仅靠执政党和政府的呼喊以及老百姓的叫嚷将无济于事。正因为这样，所以全中国十几亿“未富”、“待富”或“后富”者都在死死地盯着富豪大款们，如久旱之望云霓一般，渴望来自于他们的带领之恩泽。
 

　　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富豪大款们带领中国老百姓奔向共同富裕了吗？
 

　　真实的情况令人遗憾。在当今中国，以先富之尊而带后富者不是没有，但远非先富群体的全部，甚至连少数也都说不上，只能说凤毛麟角而已。在此之外，大部分人并不是这样，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富豪们花天酒地者有之，为富不仁者有之，腐蚀收买者有之，转移资产者有之，而诸多“有之”中最为突出的，则是中国的富豪们掀起了用脚投票、卷款跑路之风。据说，一个时期以来，相当一批中国的富豪大款已经将资本转移到海外，由此造成中国国内资本严重的短缺与空虚。现在看，中国那些“后富”的老百姓大都比较遵守契约，反倒是那些高喊契约精神的人对此不屑一顾，将其置诸脑后了。
 

　　果真如此的话，这就是相当恶劣的政治与社会现象，其影响不仅仅在于经济形势，更是对“先富带后富”这一契约直接而干脆的背叛，是对高尚与神圣契约精神最粗暴的践踏。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蔓延下去，则必将导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景越来越渺茫，而不是越来越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在呼吁，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们，请你们遵守你们所推崇的契约精神，不要跑路，而要通过实际行动践行契约精神，发扬契约精神，把“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落实到位。
 

　　践行和兑现这个既定的政治契约，是保持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违背这个契约，所带来的后果将相当可怕！跑出去的那些富豪大款很有可能要沦为“耗材”，结合霸权对华战略竞争的战略实际，综合中西方关系发展的现实，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而跑不出的那些富豪大款，则很可能要生活在越来越严重的对立与怨恨的氛围中。须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报还一报、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的习惯，既然先富者敢于毁约，那么后富者当然也可以照此办理。如此一来，双方就都有可能被打回历史的原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