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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6年初，毛主席就曾明确指出：
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是我党的重要任务。
金融之乱，堪称百乱之首。
从大搞“旋转门”鲸吞攫取国有资产，到运用“放贷杠杆”席卷民间群众财富，甚至包括诸多不为人知的撬动国家命脉根基、祸扰社会公共秩序、干预中央大政方针……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实现。
不论是通过盘根错节的资本股权控制，还是设计规避审查的腐败路径，金融领域的“独立王国倾向”乃众江湖诸侯之最，更是扩大化国民贫富差距、实质性推进工业空心化的强力推手。
同时，由于我国金融产业的后发性以及国际资本格局的基本现状，金融领域也是最容易被域外触手渗透、操控、策反的一汪深潭，往往呈现出殖人遍地、反共反华、抱团取暖的反动特征，是历经反复改革之后仍旧极易滋生买办阶级即“买办金融阶层”的一个群体。
本文以一位落马人物——王滨为例，可一窥金融领域如不严肃整治所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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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滨是在2022年1月接受审查调查的，历时整整一年，他是2022年落马的首只“金融虎”，也是第二只落马的中管虎（第一只是一年前早王滨几个小时被通报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
王滨是50后，本已接近退休年纪，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金融学系金融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先后在政府与金融机构任职，有超过三十年的金融管理经验。
这个人，在国内金融系统位高权重，与诸多金融财阀或涉及金融业务的传统领域财阀勾连颇深。
王滨最初任职于政府部门而非专职金融口，1983年7月至1985年7月先后在黑龙江省商业厅和体改委工作；1985年7月至1990年9月历任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科长、正科级秘书、副处级秘书。
黑龙江的秘书生涯是王滨仕途关键一站，此后他便在银行系统摸爬滚打近二十年。
此后，他顺利进入金融系统，任职于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
1990年9月，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次年6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秘书处正处级秘书、处长。
王滨曾作为重要成员参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从1993年12月开始，他历任筹备组办公室负责人，筹备组办公室主任，江西省分行副行长、行长。
2000年1月，王滨加入交通银行，历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天津分行行长、北京分行行长；2010年6月，王滨同时担任交通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2012年3月，王滨正式出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正式进驻保险系统——这一段太平保险的主政经历十分重要，后文会有提及。
2018年9月，王滨转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人寿属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为副部级单位，其党委成员为中管干部，2012年3月被列为中央直管。
2021年9月时，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才对二十五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江湖戏称“廿五钱庄大洗牌”；次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巡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巡视进驻时间两个月有余。
动员会上，时任一把手的王滨还负责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要强化政治担当，以巡视为契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对高质量金融保险服务的需求，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国人寿落地生根见效……
结果巡视组前脚刚走，王滨即告落马。
除人寿保险的一把手职务，王滨还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2021年12月21日，他在《人民政协报》发文，大谈“双碳”目标下如何激活绿色投资新潜能。
八天之后，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广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举行揭牌仪式，王滨那天也有出席，是其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2
王滨曾经执掌下的中国太平表现不俗，他提出的所谓“三年再造一个太平”成效显著，曾有人说：“现在想想，公司规模做大之后，确实益处颇多”——只不过此话的另一面同样有所深意。
此前已有多位业内人士评价，王滨为人较傲，对保险业务不懂，但又急于拿业绩向上作为任命回应。
作为一把手，王滨在中国人寿年报业绩发布会上通常不多发言，而在外界他却格外喜欢“结交朋友”，对内心思不在专业上，更多是放在“人事”上——大多从外部调进关系户，平时上班一般十点左右来，下午不知去向……
这些人寿内部与金融江湖的传闻，都能够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王滨画像。
早在上任太平伊始，王滨的做法就是“搞关系”。
不仅利用其在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任职时积累的资源，先后与交行、建行、东风汽车等十几家大型企业签订总对总战略合作。
同时，在政府关系方面，“搞关系”的办法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比如说，2014年8月，同出农行系统的蒋超良，北上吉林担任省长。王滨很快就紧随而上，跑到吉林与蒋省长洽谈生意……
“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王滨金融仕途的大戏由此正式开场。
在2022年1月8日的官告出炉后，有消息称：王滨被人举报巨额受贿。
梳理太平在香港资本市场多条脉络，可以发现：王滨与“山东高速系”、景百孚的“嘉年华系”、张伟的“中科创系”，以及袁海波等资本玩家多有交集，而王滨也与因严重受贿等罪已被判处死刑的华融集团前董事长赖小民等人过从甚密。
2018年4月赖小民案发，曾令内地市场得以窥探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香港的运作乱局和风控崩坏。
例如以过桥贷款、股权或债权认购等不同方式向各类问题公司提供融资，关系人在“垃圾股”的狂欢里分赃。
“太平系”也蹚了这摊“浑水”，与其有关联的“妖股”“壳股”不在少数。
翻查过往记录，“太平系”作为投资方输血的其他可疑公司，较为典型的案例之一是港股代码为“412”的上市公司，它现名中国山东高速金融集团(下称“山高金融”)，是山东大型省属国企山东高速集团在香港的金融业务平台。
这家上市公司30年来多次易主，且五度更名，二十余年来更是在港股坊间一直有“妖股”之称，大比例合股与供股等影响股票价值和有损投资者利益的“财技”不断。
在王滨执掌太平控股时期的“412”，就经历了五年内三度更名易主，从“汉基控股”改为“中国新金融”。再改为现名“山高金融”。
历史资料显示，太平与“412”的公开关联披露于“中国新金融”时期。2015年10月13日，太平控股旗下太平信托认购了该公司5000万港元的可换股债券；2016年4月，太平和中国石化合资的太平石化金融租赁，又与中国新金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保险和融资租赁等领域达成优先合作关系。
虽然5000万港元对于当时资产规模逾4000亿港元的太平集团微不足道，但这笔资金到底是太平信托自己的投资，还是作为他人资金的代持方，尚不明朗。
受贿，具体受谁的贿赂，至今不得而知，但有一条显性的信息：2018年，兼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落马，在官方发布的落马通报中如是言：
家风败坏，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职务，纵容其妻利用其职权搞特殊、谋私利。
孟宏伟的妻子名叫高歌，此前在多家金融机构任职，而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期间，高歌于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任总经理、于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那段时间，正是王滨在太平保险集团担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时。
这是一条显性信息，但是在王滨案的背后还有一条隐性暗线：金融反腐与蚂蚁风波。
2019年，中央首次提出：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然而一年后马云就在外滩公然飞龙骑脸......
如今看，反而是加快了中央给金融圈“洗洗身子、去去历史污秽”的步伐。
2020年下半年，公开点名的金融领域党员干部，横向来看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央金融企业、金融监管机构；纵向来看，既有中管干部，又有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干部还有省管干部，有的甚至已退休多年，其中七人由所在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参与查办，派驻机构的监督“探头”覆盖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
那轮风暴里，王滨治下的中国人寿就非常显眼。
3
此前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2020年秋天的蚂蚁上市盛宴中，中国人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人，是马云的蚂蚁集团资本版图中极为关键的“国家队成员”：
中国人寿是蚂蚁集团的股东之一，也是蚂蚁谋求上市的重要推手。
2020年时，自7月传出蚂蚁上市风浪以来，中国人寿A股股价从14.98元/股最高上涨至20.9元/股，涨幅达39.52％；港股股价亦从14.52港元最高涨至20.9港元。
在蚂蚁金服2015年A轮融资中，中国人寿战略入股，2016年B轮融资中又追加投资。
国寿系通过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和港股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合计持股蚂蚁集团1.3012％，位列蚂蚁第七大股东，是马云最具分量的境内金主之一。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上市计划被国家强制叫停后，时任蚂蚁集团原副总裁、蚂蚁保险事业部的尹某，从蚂蚁集团黯然离职——这位尹某，此前正是就职于中国人寿，历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及副总裁，他于2015年9月加入蚂蚁金服。
但直到2018年10月30日，尹某才退出中国人寿，好一个长达三年期的“脚踩两只船”。
尹某在一年前王滨被审查时，担任着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该公司的股东，无他：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
2022年年中时，这个尹某又加入了阳光保险——阳光保险其董事宋立新是蚂蚁集团的股东之一，且阳光保险也曾与中国人寿共同投资控股过一家私募：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2015至2018年间，马云的蚂蚁金服先后历经九轮融资，共计金额超过203.5亿美元，吸引了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下属的中投海外和建信信托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
而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险这四大保险的加持，更是让硕大的蚂蚁集团一度于国内资本市场“横着走”。
2014年4月，中国人保旗下的人保资本战略入股蚂蚁；2015年7月，新华保险、人保资本、太平洋保险、中国人寿一齐参与到蚂蚁A轮融资中；2016年6月中国人寿再次入股蚂蚁集团B轮融资；2018年6月太平洋保险入股蚂蚁集团的最后一次战略投资。
除此之外，全国社保基金会也持有蚂蚁科技集团2.97％股权，国寿系通过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和港股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合计持股1.3012％，中国人保旗下的人保资本持股比例为0.5445％，新华人寿持股比例为0.4229％。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级明星，也是马云在淘系电商帝国之后最为倚重的独立资本王国，蚂蚁集团一度在马云的纵横捭阖下，短短六年时间拥有了大象一般的体量，业务涉及支付、银行、消费信贷、保险、基金、征信、评级、金融云、数据库等。
而四家保险集团的护航，更是让主打所谓“金融科技”实则放贷玩票、操纵“钱生钱”剪息票游戏的蚂蚁集团，拥有了庞大的流量基础与国民数据分析能力。
但是，蚂蚁集团的股东，可又不仅仅只有中国大陆境内那些国家队成员与买办巨头们……
蚂蚁在港交所的披露算不上详尽，但总体而言，囊括了境外最顶级的投资机构，以及人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港岛大拿。
这些外资股东，其背后的架构基本都设在维京群岛等离岸天堂里，现有的工具很难穿透。
4
很多人没有注意的一个点是，马云2020年秋天那场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虽然杀气腾腾地直指银行和监管，但却未有涉及基金、保险、证券等其他传统金融机构。
那年9月，也就是马云外滩开炮的一个月前，在2012年与王滨同年进入太平保险集团的著名金融人士张可，以“旋转人”姿态离开太平系，加盟了马云麾下的云锋基金。
这已然反映了蚂蚁集团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一种很微妙的竞合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保险业会与蚂蚁集团苟合。
以及，2022年王滨被带走之后，境内境外的资本市场会纷纷把目光再度投向蚂蚁集团，投向马云。
当然，这位张可，在今年年初已被查。
“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
应当说，在2022年以前，蚂蚁集团在国际上事实上已找不到任何一家对标公司，《经济学人》杂志曾将之称为世界上“最全的金融科技平台”，可以把它想象成Apple Pay（离线支付）、PayPal（在线支付）、Venmo（转账）、万事达卡（信用卡）、摩根大通（消费金融）和iShares（投资）的结合体，外加保险紧急业务，全部整合在一款移动应用里。
但是，马云本人彼时对于这种表述是不满的，擅长包装的马云最排斥外界“说实话”。
马云在蚂蚁集团上市准备时一直对投行强调的是：
要找科技分析师而不是金融分析师，对蚂蚁集团进行估值。
翻译一下就是：
要找个会扯淡的来给蚂蚁进行粉饰。
OK，从2017至2019年，蚂蚁集团的营收只翻了一倍，但是市场对其估值却狠狠翻了七倍。
2020年秋天，蚂蚁集团的最终估值定格在3130亿美元，这是马云满意的量级。
一边享受着科技股高估值的红利，一边在公开场合炮轰传统银行是“当铺思维”、嘲讽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甚至指出“中国金融问题不是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
然而，当晚外滩演讲的台下，坐的是央行前行长、政协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书记。
特别是，那场晚会的风被刮到了北京。
2021年，所有人都看到了，从湖畔大学被整治，到阿里巴巴因涉嫌垄断被敲脑袋，从社区团购被人民日报点名，直到蚂蚁集团的核心业务——放贷——被彻底的戴上手铐。
以致2022年的新年过后，国家都没有给蚂蚁集团一分钟喘息机会，动作仍续。
2022年1月13日，蚂蚁财富上线仅九天的“金选投顾”业务被强制叫停；同一天，原本宣布增资蚂蚁消金不足一月的中国信达，突发公告宣布退出此轮增资。
此外，蚂蚁旗下的所谓网络互助平台“相互宝”，其时也宣布将在2022年1月28日停止运营。
当然，国家也不仅针对马云的蚂蚁，此前美团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悟空互助、小米互助、360互助、新浪互助等多家互助计划机构同样先后被关停。
更不用提早在2020年7月明天系旗下主要的几大持牌金融机构均被接管的往事——包括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新时代证券、国盛证券、国盛期货。
结果未至，但格局已定。
5
除了与此前马云控制下的蚂蚁集团产生诸多诡异勾连，王滨其人更让人无法忽视的，还包括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期间的鬼魅。
还记得前年3月末、4月初频频“崩盘”的上海健康云系统吗？可以说是对当时上海疫情传播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效果。
直至当年4月中旬，上海的健康云系统全面被中央接管，所有数据从万达信息（上海地方国资企业，健康云开发公司）移交给北京东软，彼时刚刚火线进入上海市委常委班子的陈金山同志负责该项工作。
对于这个“万达信息”，值得一唠（先强调：和老王的万达集团没关系）。
好巧不巧，王滨，正是他主导了人寿2019年11月投资万达信息。
两家公司业务领域差别巨大，且人寿入股万达不是用自有资金，而是用保险资金，这里面争议颇多。
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能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且保险公司投资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银保监会另有规定或经银保监会批准的除外。
早在2018年9月王滨开始担任中国人寿董事长的四个月后，中国人寿就接盘了万达信息大股东的5500万股。
而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在2019年，中国人寿累计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共二十五次增持万达信息，加上此前通过纾困质押专项产品“凤凰”的投资（持股比例5.0025%），到2019年11月份时，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式取代万豪投资和实控人史一兵，成为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8.3279%。
值得一提的是，期间中国人寿更是尝试从2019年9月9号开始连续四天净买入2.97亿元，合计增持2.0464%——以至于万达信息跳出来公告称，中国人寿增持目的基于对行业和万达信息长期发展潜力的信心。
但耐人寻味的是，几天后万达信息便再次发布公告，宣布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从结果上来看，万达信息管理层遭到了洗牌，其董事会同意提名匡涛、胡宏伟、钱维章、李光亚、杨玲、姜锋等六人为万达信息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等于是：中国人寿成为控股股东后向万达信息派出了新的管理层，让万达信息与中国人寿产生更紧密的协同。
从2019年至2022年王滨落马，中国人寿共计增持万达信息1.54亿股，合计21.88亿元。合计持有万达信息20.3亿股，占流通股份比例为18.19%。
但并未给中国人寿带来太多收益………截至王滨落马当天收盘，万达信息股价收于11.69元/股，在此前中国人寿二十八次增持中有二十四次价格高于这一价位，其中增持最高价为18.85元/股。
而且，在中国人寿的扶持下，万达信息的基本面并未出现好转：2020年扣非净利润为-13.68亿元，2021年前3季度虽然扭亏，但也仅为两千万元。
王滨和万达信息，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鬼？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王滨在去中国人寿之前、在他履职太平保险集团期间，竟然就已与万达信息有过交集。
2012年3月到2018年9月，这六年多时间里王滨担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在此期间太平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资产）就曾有意参与万达信息定增……
2015年3月31日，万达信息对外发布公告称，万达信息拟以51.49元每股的价格向万豪投资、太平洋资产、太平资产、大成基金和东吴基金等五名特定投资人，发行不超过6797万股股份，募集不超过三十五亿资金。
当时，太平资产的法人代表正是由王滨兼任。
不过，此次定向增发后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从2022年4月9日起，上海市所有核酸检查采用新系统，原健康云被暂停使用（浦东已经从4月7号晚间开始试运行新核酸码），新系统采用一体化的操作模式，一经登记有效期达三十天，不需要再重复登录，新系统也可以通过刷身份证进行登记。
核酸采样环节不再使用PDA，而是通过采样点工作人员手机上安装APP进行扫描。
除采样环节外，在样本转运和检测机构检测的时候也通过安装APP进行扫描，整个系统有三个终端对应登记环节、转运环节和检测环节，不会再有“漏阳”。
同时，中央当时还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督察，要求其对上海各区加强培训，组织试运行，上海的区市级媒体也在全市范围内对市民采用新系统也进行宣传培训，这些全部要向中央进行阶梯式汇报。
新系统启用后，所有过程都是“中心数据化”控制，系统会倒逼工作进度和精确性，比如采样人数的异常变动、试剂送检的速度等，对上海市接下基层的工作组织会有更高的要求，但人力疲劳程度会得到下降。
前年沪上健康云的这番疑云，正是前文所述所忧的，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渗透以及对公共秩序的干扰与布控。
跋
开篇的图片里提及中信，仅去年一年，中信证券保荐的三十家IPO不到在十一个月内已有二十二家破发（有七家主动撤回），破发率达 73%，但其依旧作为境内“券商一哥”宝座，不得不说真的太牛……
本文谈及大量阿里系资本，而阿里巴巴2014年赴美上市和蚂蚁集团2020年谋求IPO，背后也都有中信的影子——阿里曾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上市后的现有股东出让情况，除大股东日本软银之外，包括了雅虎、中投、国家开发银行和中信资本。
当然，还有时下的舆论热门单位——中金公司，2019年时，阿里巴巴完成H股上市，融资规模达到130亿美元之巨，那次就是中金公司为其保举。
也是从2020年，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反腐。
仅半年后，继处理蚂蚁之后，国家开始对全国的国有银行展开审查，反腐风终于是刮到了金融领域，总共二十五家国属金融机构被列在审查——列表当中，包括中信集团、中国证监会、中国人寿保险（也是蚂蚁和滴滴上市背后的支持者）、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有人（也包括我自己）都在问：时隔八年，今年上半年（4月）又一次对中信集团动刀子，这一次否？
尤记2016 年初，随着“2015股灾”的爆发，新时代第一次整肃金融，中信证券（中信集团核心板块）董事长王东明被免职，宣布退休。此人与其胞弟王波明是中国证券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大佬，兄弟双双留学美国，并历任华夏证券、南方证券等重点机构要职。
但是不过两年后（2018 年），证监会宣告风平浪静、对中信调查结束……
而这一次，或有不同：
一直以来，群众对这金融业这头吸血巨兽的超高工资、超优待遇、骇人福利早有不满，2022年的“中金普通员工炫耀月薪八万”的新闻还记得吧：
其实近三十年来，江湖上就有中金公司违反国有企业限薪令的争议。
2002年的十六大后，国家曾推行过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其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十二倍；2009年又推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发出高管“限薪令”，规定高管年薪应限制在六十万左右。
然而，中金公司高管工资却向来远超国家规定的高管工资总额，这是从一开始就奠定的“企业文化基础”，又因为中金涉及诸多央企国企、民营巨头的上市融资举荐担保，说白了就是牵涉各路利益而始终“逍遥法外”……
一个国家不能依赖玩金融游戏为生，一个民族不能依赖“金融寄生”为生，特别是新中国是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化与公有制在世界资本森林中拔地而起的。
从大格局的层面看，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人类未来生存权的争夺，依旧在继续。
百余年前，我们党的革命原动力与执政合法性是旨在推翻蒋介石买办军事集团，而当年蒋府统治政权的本质正是其背后江浙金融财阀的权力触手。
蒋记国府表面是一个拥兵自重、主权独立的中央机器，但实质仍是为域外资本所控、为江南地区买办财权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从早期的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陈光甫、钱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国主义资本赞助，与其将蒋介石国府的统治看做政治机器，不如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视为一种典型性的「资本干预政治」或「资本操控权力」的蓝本。
这是一条绝对不可以再重走的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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