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极著名的话：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PUA，就是一种典型的剥削与驾驭性质的情感交流方式，是私有制下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伦化体现。

　　不论是劳作场景下的职场PUA(包括KPI枷锁、公司性骚扰、劝酒灌酒文化)，还是孝悌场景下的家庭PUA(包括爹味说教、“打击式”“贬低式”教育、“棍棒底下出孝子”、“盐比饭多 桥比路多”)，亦或是教学场景下的校园PUA(包括对导师的人身依附、难以根除的封建学阀问题)，以及社交场景下的伴侣PUA(包括爱情、友情)………

　　本质都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逻辑里，人们被资本无限“原子化”、“机器化”、“商品化”、“去情感化”之后所产生的被动保护机制。

　　因为失去了集体，所以才会寻求安全感;因为必须通过资本这个“中介”，所以才会无止境的逐利。

　　就像恩格斯说的：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这种情绪投射在不同能力、场合、身份、对象、阶段的人群中，就会导致一个个单向度的个体要么PUA别人、要么被别人PUA。

　　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奉为真理的话，就是不折不扣的、冷血的资本主义成功学。

　　“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同时，由于深谙“一旦成为人下人就一定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打压”的社会现实，所以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妄图成为“人上人”……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头颅，是违法乱纪忤逆人伦，是置人格尊严于不顾………也要“成功”!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放置于情感交流的领域，便是无上限的冷漠、自私、算计、功利。

　　这件事情中，最让我失语的其实不是男女主人公的情节，而是舆论发酵后茶百道、牛约堡等商户的“空包”闹剧——太可笑太讽刺了!生而被人欺，死亦为人骗，一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

　　因而，围绕着性别问题去进行面红耳赤的争吵这毫无意义。

　　男对女的案例，一抓一大把;女对男的案例，也是一抓一大把;甚至还有女对女的案例，比如去年上海的案子(一女子被闺蜜PUA骗额达百万之巨)。

　　伊娃·易洛思在《冷亲密》中有这样一段评析：

　　工业资本主义以及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都需要并制造了人们‘分裂的自我’，这个自我总在策略性的工作领域与家庭内部、经济领域和情感领域、自私自利与合作共赢之间自如切换。

　　现在，资本主义文化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是市场中的成本收益文化分析法被用于所有的私人领域和家庭内部的互动，而且，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从一种行为领域(经济方面)切换到另一种领域(爱情方面)。

　　在我看来，胖猫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于其位于一段爱情故事里所有最直观的情感表达几乎都是“金钱开道”，每每向谭竹转账时似乎才是他最自信、乃至有些“霸道总裁”味道的时刻，甚至当谭竹稍有迟滞，他都会略带破防的质问：“怎么，看不上吗?”

　　随即，红包从520换成了5200……

　　将格局扩大化，胖猫的悲剧不是意外或者少数，只不过他也许是最极端的那一个。

　　在没有办法挑战一种社会性规则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死亡」这个无论在任何制度文化中都能够唤起哪怕一点点共情的自我防御通道。

　　德国社会学家齐梅尔认为：

　　单向度的人、工具控制的社会以及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使得人际关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理智至上、计算性格、傲慢冷漠、矜持保留…成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本质。

　　理性取代感性，个体以及情感被精确计算，人在日常活动中精打细算、锱铢必较、遵求准确，他们用脑行事，心的作用式微，理智主宰心灵，其他任何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都被拒之门外。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幅令人震惊但细细品来实则早已见怪不怪的局面：一面是纵身一跃为爱殉身的“逃亡者”，一面是男友自杀不到一周便开始勾搭撩骚下一个目标的“冷静人”。

　　不是人类失去了道德和情感，而是私有制的流水线上本就不需要道德、情感、温暖、善良、人性……它只需要效率和结果，最终的局面就是人作为原本情感动物的异化，从拥抱走向对立，从亲密走向猜疑，从集体走向分散，所有群体被拆分，最后造福了资本立于不败之地的增值与控制。

　　欲拒还迎的交往手段，亲疏拿捏的控制手法，一口一个“老公”但又拒绝同居的分裂人格，从异性恋切换至同性恋的诡异变幻，几乎都在现实化齐梅尔的论断：

　　普遍理性原则和现代工具的控制，构成了一张无个性的、平面化的牢笼之网。在理智至上主义和货币经济的支配下，现代人越来越工于计算，人们对任何对象的靠近都感到敏感，任何直接或有力的干扰都会带来恐慌与痛苦。这一方面导致了个体间的距离化，从而增强了主体性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日趋冷漠。

　　还是要再引用一句恩格斯导师在《爱尔兰史》里的名言：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是伪造一切商品……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某种意义上，谭竹向胖猫所提供的情绪价值(特别是后期)都是明码标价的，都是有保质期与卖方最终解释权的商品。

　　纵使我不愿臆测她的主观意识，至少她是精准察觉到了胖猫早已自愿沉沦于这场半真半假的金钱陷阱中。

　　她没有选择叫醒他，因为她或许也明白根本叫不醒;她也没有选择拒绝他，因为正如《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言：

　　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

　　都知道一段毛主席1940年在延安讲演的名句：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道德的前提是团结，团结的本质是集体。

　　八十余年前的延安，有工人当家做主的国营工厂，有不分贵贱阶级的抗日军政大学，有农民和干部竞相挥锄的田埂粮地，连毛岸英从苏联归来都必须“下放”到农田和基层单位去锻炼、去练出一手被毛主席称为“毕业证书”的厚厚老茧……

　　据当时在抗大任教的徐懋庸介绍：

　　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16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排除行政厂长的参与可能。

　　从“亲不亲阶级分”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从“中午放学你去王阿姨家吃个饭”到“孩子在外面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从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到见到老人摔倒怕讹不敢扶……连如今看到社交平台大家发的的美照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美颜照骗”罢了…

　　在一个需要全民下载反炸App的时代，除了死亡事件在某一个瞬间的使人震颤，其他大多数时候人们其实并不会意识到资本拜物教笼罩下的群体分离有多么的可怖。

　　想起数年前年近九旬的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采访时的吐露：

　　以前的社会主义有某种意义。如果我们退回到过去的时间，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由生产者控制生产，将生活的所有领域民主化：生产、商业、教育、媒体，在工厂工人自我管理，由团体进行社区的控制等。这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时期。

　　我认为，我们应当质疑的是人们是否还关注人类，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担心……我们应当试图使现在的生产系统重新人道化。

　　最后放一段十几年前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一个片段，它极其丑陋又足够讽刺，但没有人敢说它是假的：

https://mp.weixin.qq.com/s/XsXTY-D_kMCgKWSo7Psi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