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明

　　几天前，妻子忽然对我说，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我们去韶山吧?

　　虽然很多师友此前已告知今年要去韶山为毛主席守岁，而我自己也十分想去——去到那片沸腾的红海洋，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抱团取暖”，但终究没有成行。

　　事业、生活搞得一团糟……经济的拮据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更大的原因却是内心深处无比的自责与愧疚——此刻我去韶山能干什么呢?向毛主席谢罪么?

　　12月26日那晚，我和一群小朋友一起度过，看一群学生复排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一些片段。舞台道具极其简陋，学生的表演更是粗糙且稚嫩，却不禁地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毛主席带领劳苦大众战天斗地的年代，也带回到了自己曾经理想飞扬的青年时代……

　　最后环节大家一起合唱《国际歌》，唱到第三段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要夺眶而出。为了不在小朋友们面前失态，我迅速起身，悄悄从后门逃了出去。

　　冬月十四的圆月是如此明亮，我遥望着韶山的方向，默默地点燃一支香烟，任由眼泪随着思绪肆意地流淌：

　　一为老人家，壮志未酬身先死，忍将夙愿付东流?

　　二为苦兄弟，长夜难明赤县天，人民五亿不团圆。

　　三为自己当下的这种深深的无力感……

　　月光平静地倾泻在河面上，此刻我更能体会到鲁迅先生“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无奈。

　　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去到了一些地方，也终于有机会去到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故居。

　　少年时代，我在课堂上读鲁迅，所记得不过是鲁迅先生儿时在百草园找何首乌以及与闰土捕雀的那些趣事;

　　高中时代，林贤治的一套《人间鲁迅》让我对鲁迅先生从了解、喜爱，一步步走向膜拜;

　　青年时代，对历史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更加折服于鲁迅先生的深邃与高远，甚喜鲁迅先生“一个都不宽恕”的冷峻与桀骜;

　　而今人到中年，历经了人世的艰辛与沧桑，我才体会到鲁迅先生的孤独与悲凉……

　　鲁迅先生或许也没想到，百年之前他在铁屋子里所写的一字一句而今又复现了吧?

　　正因为这样，百年之后，依然需要有人呐喊。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是悲哀的，但鲁迅先生从来没有将这样的悲哀归罪于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们自身，他们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鲁迅先生的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

　　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麻木的，但这麻木坚贞如夏瑜者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们只是局限在少数“觉醒者”，脱离了群众，没有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正如鲁迅先生后来谈小说《药》时说到的群众与革命者的“双重悲哀”：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所以，毛主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孤独、悲凉如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努力地打听着毛主席与红军的消息。

　　1931年，听闻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挫败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鲁迅先生十分高兴，一度想把这位“山大王”的事迹写成小说，苦于没有足够的素材参考而无法动笔。

　　1934年，红军进入长征以后，鲁迅先生无时不在关注着长征的进程，也密切关注着留守苏区的红军将士的安危，竭尽所能地对方志敏、瞿秋白等同志给予帮助。

　　1935年末，在得知了红军经过长征，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成功到达延安的消息后，病榻上的鲁迅先生十分开心。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已经重病缠身的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别人，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

　　假如鲁迅先生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他一定会像长征“四老”一样，拖着瘦弱的身体，去寻找毛主席、寻找红军吧?

　　因为只有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可以治愈鲁迅先生的孤独与悲凉，而鲁迅先生的文字却可以治愈我们的麻木、软弱与胆怯。

　　所以，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读鲁迅先生，仍然需要像鲁迅先生一样顽强地去呐喊、去战斗、去找寻……

　　如果生命的长度只有55年，甚至更短，这件事就更显得迫切了。

　　“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