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午

　　昨天讨论了“城投债”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若干年的“造城运动”中，通过城投债务的手段，的确迎来了基础设施建设和GDP的爆炸式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也总是会拿这个绝对数量的增长，来指责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耽误了发展”。

　　在这样的增长曲线中，新中国“漫长”的前三十年接近于一条停滞不动的“水平线”，似乎很能佐证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然而，且不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很多经济活动并没有拿货币结算，因而水利建设、三线建设以及许许多多的动辄投入亿万人力的重大工程，都没法计算GDP。

　　以水利建设为例，1949年-1979年这30年间的水利工程建设，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3610亿立方是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是2亿立方，三峡工程不过3亿立方——也就是说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间，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仅水利建设一项就相当于修了1800条万里长城或1200座三峡，相当于平均每年40座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的总投入是2000多亿，据此计算的话，毛泽东时代仅水利建设创造的GDP就达到每年至少8万亿!(这还没有考虑物价及通胀因素)

　　巨大的水利建设当然不是无效劳动，即便是80年代的农业主流专家，也不敢否定(只是故意隐瞒和忽视)毛泽东时代水利建设对粮食增产的重要性;大规模的山河整治极大地减少了旱涝灾害的发生，保证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工业和生活用水，是造福后世的壮举;此外，今天的很多地方取名“xx湖”的风景区，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库，在源源不断地为旅游业创造着GDP……

　　而即便单考虑GDP的问题，我们不妨把1978年前后的增长曲线单列出来：

　　1953-1978年GDP增长曲线(纵轴单位亿元)

　　1979-2020年GDP增长曲线(纵轴单位亿元)

　　从图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无论是1978年以前还是1978年以后，GDP增长大致都是一条上抛物线形状。

　　其中，1953年-1978年的25年间，GDP增长了4.46倍;而1979-2004的25年间，GDP增长了39.7倍;同样的25年跨度，1978年之后的增速是前面的8倍多。

　　不过，GDP始终是单一货币指标，我们还不得不考虑不同时期实际物价水平的影响。2009年底，《第一财经》评论部主任徐以升先生曾经发表了一篇《系统性质疑CPI》的文章，综合对比了《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到的1978年的多种单一物品的价格，以及中国价格信息网查询到的2009年各单品的价格，发现1978年的单位货币购买力是2009年的58倍。

　　而更为直观地，则是可以拿两个时间段的主要工业品的增长曲线来进行对比。

　　钢产量(万吨)：

　　1949-2018

　　1949-1978

　　1979-2018

　　煤炭产量(亿吨)：

　　1949-2015

　　1949-1978

　　1979-2015

　　发电量(亿千瓦时)

　　1949-2017

　　1949-1978

　　1979-2017

　　从上面几个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增长曲线对比可以看出，与GDP增长曲线相似，对于单一产品来说，我们将新中国整个阶段的增长曲线拟合在一起的时候，1978年以前看起来都是接近零刻线、且几乎停滞的水平线，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口中的“僵化”、“贫穷”;而一旦我们将1978年其后分开生成增长曲线，可以发现无论是1978年之前还是之后，其实都是接近于上抛物线的高速增长曲线。

　　以发电量为例，对比各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电量年均增长率，毛泽东时代所在的前面四个半五年计划反而比后面更快：

　　1949-1978的30年间，发电量增长了58.7倍;而1979-2007的同样30年间，发电量增长了11.8倍;类似的还有1949-1978的30年间，煤炭年产量增长了19.3倍，1979-2015的37年间，煤炭产量按照2013年的顶峰算也只增长了6.4倍。

　　可见，毛泽东时代的发展速度并不慢，增长曲线图的奥秘也并不神秘，只有不懂数学的文人精英才会拿70年的增长曲线去嘲笑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更何况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实际上是首先填平了旧社会三座大山砸下的大坑，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还是“气多钢少”，到毛主席撒手人寰，新中国已经是“气多钢也多”，这才为新中国迎来了70年的和平建设岁月。

　　如果说“问题”的话，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积累太多、消费太少”，以至于群众没法从个人生活的改善中直观地感受到所谓的“增长红利”。当然，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被讨论的，毕竟新中国先后被两大帝国主义威胁，所处的国际环境逼着那一代的领导者只能选取这样的方式，尽快壮大自身。

　　前几天，笔者看到国家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何新转发了一条微博：

　　何新支持这样的观点一点都不奇怪。国家主义者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不懂辩证法，不会联系地、发展地看待问题。

　　据说，“上海180万住户中，三代同室的11.9万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万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万户……”这在人均住房面积41平米的今天看来简直是“罪大恶极”。

　　然而，解放前繁华的“十里洋场”只是上海的一角，绝大多数的底层百姓要么无家可归、流浪街头，要么就是一家人挤在茅草和树叶搭建起来的简易窝棚里。

　　即便是今天的香港，至少30万底层百姓一家三代还住在大约7平米的“笼屋”里，还有更多的工薪阶层住在条件稍好的、带有厨房的“劏房”中。

　　那时上海工人的居住条件虽然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在力所能及的住房改善中，工人得到的是公平的免费分房。

　　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要把更多的建设资金用于住房改善，速度只会更快。

　　1949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开始攻克装配式房屋建筑的主要技术问题;1954年开始，大批的从法国“社会住宅”的样板楼移植的简易住宅开始大量兴建，短短10年间，就让约5400万苏联人民住进了两居室和三居室的新房。这样的房子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其功能布局与现代住房当然没法相比，但在当时至少让欧美的工人阶级大为羡慕。

　　赫鲁晓夫楼

　　在后来新中国的三线建设过程中，那些新建的工厂住宅区已经在向这样的标准看齐，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只是这些三线厂区在后来被荒废了而已。

　　秦岭大山中废弃的某机械厂工人住宅区

　　而上海与这些新建的三线企业不同的是，它本身是新中国的“老工业区”，很多住房新建于解放初期，砖混住房相比简易窝棚已经是极大的进步，而后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拆旧建新、改善居住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初期大量知青返回上海，这些新增的住房需求完全是在毛泽东时代的“计划之外”，自然会加剧住房困难。

　　随着生产力水平、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发展，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方式不是不能快速地改善群众的住房问题。

　　1953年，毛主席就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