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笔者是坚决反对那些在已经达成“动态清零”目标的大陆地区鼓吹“与病毒共存”的言论;人类与瘟疫作战的历史充分说明，“物理隔绝”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但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拉垮的防疫让大流行在全球不断反复。

　　与大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经济自循环，可以实现“入境隔离”等更有效的“物理隔绝”手段不同的是，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由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支援服务主要构成的服务业占比超90%，均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仅有700余万本港市民的香港，在大流行之前平均每日出入境人数高达86万(2018年数据)，其中非大陆地区访港旅客占比22%。

　　所以，香港不大可能完全模仿大陆的“入境隔离”措施(香港实行的是又乱又“水”的“14天强制检疫”);考虑到高度依赖外贸的经济与民生，特区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敢轻言“封城”。

　　在无法彻底堵住全球人员及物资在港流动所造成的防疫漏洞的情况下，香港事实上只能被迫接受长期“与病毒共存”的局面。碰到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香港真实的防疫水平也就被彻底暴露出来了。

　　因为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入侵香港，2月5日开始，香港每日新增病例人数便开始迅速上升，多次突破新高，最近已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病例突破3万，连续两天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超百人。据媒体报道，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爆满，半月前就已经出现确诊患者露天盖保暖铝纸候诊的局面，医院停尸房也出现了“尸叠尸”的状况(大公报)。

　　这个“死亡率”已经快速超越了俄乌战争，然而在“简体中文”的舆论场明显不如后者受关注。

　　由于各国防疫专家普遍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高传染性(突破了目前全球所有疫苗的防御)及低致死率，目前国际普遍不再重点关注感染数字，而是将死亡数字看作大流行严重程度的指标。而香港目前的死亡率相比全球遭遇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地区的平均水平也是偏高的。

　　对于死亡率偏高的问题，香港的卫生专家普遍认为疫苗接种率低是主要原因。香港目前的死亡病例中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但是，香港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并不够理想，全香港一针及以上接种率为85%，而80岁以上老年人的接种率只有42%，且老年人第二针接种率更低：60至69岁为72%，70至79岁为56%，80岁以上28%。

　　香港医管局数据显示，首102例新冠死亡个案中，仅7人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2月底，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分析香港的感染者数据显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死亡率是已接种者的死亡率的18倍。近期，在香港已经出现了市民踊跃接种疫苗的场景，2月18日更是创下了单日接种10万剂次的新高。

　　疫苗接种能否彻底扭转香港高死亡率的局面呢?事实并不乐观，香港卫生专家有关接种疫苗可降低18倍死亡率的说法毕竟样本太小，3月1日最新统计的死亡数字显示，这一差距已经降到了16倍。随着统计样本的进一步增加，这个差距恐怕还会进一步显著缩小。

　　而在较早实施疫苗接种、总人口为香港9倍的英国，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5月9日，70岁以上人口平均接种率就已经达到89.5%;95岁以上人口的接种率也达到了86.1%。而香港直到9月中旬，70岁-79岁人口的接种率才达到32.17%。

　　在如此高的接种率下，遭遇了奥密克戎大流行的英国，仅2022年初的一个月内就新增了超9000个死亡病例(1月5日累计死亡148941例-2月5日累计死亡157984例)，这还是在英国民众已经“习惯”且“躺平”，医疗资源没有被挤兑，重症得到收治的情况下产生的死亡数字。

　　如果我们把香港和英国的总人口做分母，计算单日的“总和死亡率”，就会发现接种率不足的香港与接种率极高的英国差距远没有18倍或16倍那么大;而很多有基础病的高龄老人本来就不适合接种，这群人一旦感染，就面临着“不接种是死、接种亦是死(这种情况被说成是偶合)”的尴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还要恬不知耻地宣布成为“全球第一个战胜新冠的国家”，并逐步取消全部防控措施。这是对英国广大人民特别是老龄人口生命和健康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累计死亡数字还不及英国的意大利，在前不久宣布，因为大流行造成的老龄人口“超额死亡”，意大利每年可节省11亿欧元的养老支出。

　　香港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显然绝不应该采取英国这种极端漠视老龄人口生命安全、“甩掉社会包袱”的极不人道的做法。所以，被迫“与病毒共存”的香港的“防疫”，显然不应该押宝在“接种率”上。

　　要找到香港防疫的真正关键，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症结上去寻找。

　　1、香港抗疫的症结

　　香港对风险地区的入境旅客指定酒店隔离14天;对已完成接种的旅客可缩短检疫时间。

　　而大公报在此前就已经抨击过不少酒店“食两家茶礼”的现象：

　　目前，香港尚未关闭室内公共场所，在明知疫苗不防感染的情况下，只是规定2月24日起市民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后才可进入商场、街市、学校等公共场所，餐饮处所每桌人数上限收紧至两人。

　　香港在2月中旬就已经曝出检测能力严重不足、市民长时间聚集排队等待检测的问题，由此造成了实际感染数字远远高于确诊数字的问题，与之同时还有医疗资源的被挤兑。正是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前不久还出现了三例幼儿死亡的罕见情况。

　　香港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问题所在，面对检测能力和医疗资源的不足，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冬雁强调了“分流”的重要性，一是核酸检测分流，防止扎堆检测;二是有条件的轻症居家隔离，医院集中精力救治风险更高的老人和儿童。问题是谁来执行?

　　此外，香港大公报还用第一手的资料，指出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公立医院爆满，享受众多优厚条件的私立医院却拒收病人!

　　这样的事情谁来管?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中信泰富总经理，大昌行、香港电讯、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及香港兴业董事身份的香港医管局局长范鸿龄还声称：“目前香港医疗团队可以应付现有疫情，不需要内地医护人员支援……两地医疗标准不同，并涉及种种法律问题。”

　　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医管局一方面说快速检测包不足，另一方面又拒绝大陆送出的检测包，暗批大陆检测包未在香港注册。连大陆物资也不愿接收，何况内地医护人员?

　　香港市民怒批：“范鸿龄的声音符合香港部分管制团队(尤其是医疗管制团队)的腔调，他们有钱有势，可以染疫后去私家医院，才能不顾香港市民死活，说出‘两地医疗标准不同，并涉及种种法律问题’这类屁话。”

　　据了解，内地医护人员如果没有通过香港的考试和许可条例，不允许在港工作;内地方舱医院和医护人员现在不能直接引入香港，须符合本地法例规定。我们都知道，2020年连“北约”的意大利都欢迎中国医疗队的万里驰援;中国的香港还比“北约”的意大利更高级?

　　“一国两制”的香港是我们近距离观察西方资本私人占有制的一个窗口。面对种种怪现状，谁还能否认“资本主义才是最大的病毒”?

　　不过，面对异常艰难的处境和香港市民的愤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最终于2月24日公布，已将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第241章)订立的《紧急情况(豁免法定规定)(2019冠状病毒病)规例》刊宪，为政府推行中央支持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筹建医院及隔离设施等，提供法律基础。

　　大批的检测试剂、药物、口罩等医疗物资援助近期才得以送到香港;卫健委组建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驰援香港，为香港亚博馆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及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持，中央援建的香港青衣“方舱医院”也在2月28日正式竣工;内地还特意抽调了9000名熟悉粤语或者是熟悉英语的医护人员，目前正在进行培训，随时准备进入香港。

　　2、香港不能再歧视中医

　　香港告急，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人们很有可能还会看到“德叔”的第12次出征。

　　提到“德叔”，笔者又想起了19年前香港被SARS困扰，香港医管局不得不找到了已经在广州大放异彩的国医大师邓铁涛。其后，广东省中医院组成医疗队驰援香港，救治危重病人近50名，康复期病人100余名。亲眼见识了中医的“神奇”以后，香港的公立医院才开始设置中医科。

　　时至今日，面对这个近似的冠状病毒和瘟疫，面对大陆全面使用中医药有效防治大流行的经验，中医在香港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尽管香港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养老院舍中医诊疗服务”计划，发动注册中医师为确诊养老院舍的院友及职员按临床情况开具处方中药，且已有部分确诊老人经过中医治疗转阴，前不久还是发生了香港骏洋邨检疫中心将中药列为违禁物品的荒唐事件。

　　香港市民在微博上也爆料了香港医院目前的主流治疗方法，“鸡尾酒激素疗法辅以瑞德西韦”：

　　再结合上面的种种怪现状，香港出现这么多的死亡病例似乎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而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接种率低”就能解释和掩盖的。

　　背靠祖国的强大实力、特别是雄厚的中医药资源，只要不再出现“禁止中医”的闹剧和人祸，香港扑灭此轮大流行，最大限度地降低重症和死亡，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3、香港更需要中医药

　　尽管媒体没有大规模宣传，但细心的人们还是会注意到，在大陆地区前面多轮的病毒局部突防和“动态清零”过程中，各地均采用了中医大锅药和预防汤剂漫灌的手段，有效地抑制了病毒的大流行。从2020年5月中旬到现在接近两年时间，大陆地区2.5万的本土病例才出现两个死亡病例，而且后期已经经受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多轮检验，中医药对当前这场大流行的治疗和预防的双向功效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过去两年多中医抗疫的过程中，中医专家们的观点略有不同，有认为是寒湿疫的，也有认为是湿热疫的。这主要是大流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令和不同的阶段，表现有差异。甚至出现寒湿疫和湿热疫并存，或相互转化。但专家们有一个明显的共识，那就是“湿邪”。

　　中医认为，天地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火，湿为其中之一。六气可以长养万物，但是，当六气有太过或者不及的时候，也会伤害万物。六气太过不及的时候，就称为六淫。外来六淫邪气，超过了人体生理的调节能力，这就是外感疾病的发生的原因。

　　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温疫之为病，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

　　一句话概括，人之所以发病，就是是外来邪气和人体正气的战斗过程。正气胜，则病愈，邪气胜，则病加重。黄帝内经所谓：正邪相争是也。

　　所以，在中医看来，预防病毒的关键，就在于“祛湿邪，扶正气”;无论治疗还是预防，顾护正气都是核心关键点。

　　对于将可能长期被迫“与病毒共存”的香港，中医药的预防作用比治疗作用显然更为关键。

　　顾护正气的预防手段，除了服用中药进行调理(各地的预防方大致都是类似原理)，还可以通过各种外治保健手段和饮食起居的调节来实现，而后者恰恰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学习和掌握的。

　　而这需要中医文化以及中医保健知识在香港的广泛普及。

　　当然，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被祛的“湿邪”，是资本制度之弊;对中医的歧视与打压，不也是“被殖民”的思想遗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