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老师在《柳传志的事会不了了之吗?》一文中指出，“经济工作会议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思路，会议关于资本的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大家都在用嘴咂摸、用心品味、用脚投票。资本是什么?资本是生产要素之一。我们需要的是全要素生产力，资本只有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生产出全要素生产力来。资本独大不行，资本野蛮生长不行，资本不服管不行，资本人格化带来社会风气朝邪路上跑，一片纸醉金迷嫌贫爱富，朝着外星人喊爸爸，那当然更不行。”

　　司马南老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资本的说法确实值得认真研究，需要切实弄清楚。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是丝毫不能含糊其辞、混淆而言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根本问题。关于“资本问题”，马克思早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研究透了，阐述清楚了，真是是非清楚，真理烁烁，是不容修正和胡说八道的。

　　马克思研究和论清资本问题，是力图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关系的物化，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裂，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必然表现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是在物的外表掩盖下的一种人和人的特定生产关系，也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榨取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资本在现象上表现为货币和生产资料，但货币和生产资料本身并不是天然的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条件下，货币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用来作为剥削雇佣工人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讲的“资本”是指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是一种由剩余劳动堆叠形成的社会权力，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并不是一个生产力内在存量的概念，而是生产关系范畴，是资本主义阶级剥削范畴，即血淋淋的阶级剥削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支配生产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具体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和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都阐明，资本是一个二重性范畴，既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又是指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资本家。也就是说，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是资本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是讲生产力问题，生产力的要素只有劳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根本不包括资本家，资本家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支配者和获利者，是剥削者和吸血鬼，创造社会财富(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只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必然要反抗和斗争!所以，所谓“资本是生产要素之一”，“我们需要的是全要素生产力，资本只有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生产出全要素生产力来”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谈谬论，是资本主义复辟之道。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资本主义是漫长痛苦的道路，新中国是走不得的!

　　新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这一时期，毛泽东主席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理论，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不仅使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且为新中国未来发展开辟了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毛主席阐明新中国产业革命或经济革命是中国的 “第二个革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道路。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就及时指出：我们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说：这个世纪(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他还把“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第二个革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6页)。

　　对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结论。他指出：“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他还强调，“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样新中国才能摆脱在世界上被动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确定和规划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与方针政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调查研究基本国情、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确定新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最好的选择。

　　毛主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1957年3月，毛主席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据此，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任务。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关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战略，比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较早见于1963年八九月间经毛主席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其中讲到：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战略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这就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符合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的战略，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参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大致的时间进度表，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对它不断地进行校正。

　　1955年3月，毛主席指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1956年9月，他还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1957年3月，他又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诚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间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比较顺利，我们一度对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估计变得过于乐观。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以后，毛主席带领中央领导同志重新冷静地思考和研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马利谈话时就说：我们的工作，“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1962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实际行动及时坚决领导纠正了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以及否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左”倾错误和人为破坏的倾向。

　　毛主席经历四十多天对各部门的调查研究，形成了《论十大关系》重要经济理论著作，领导制定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各种关系的方针政策。第一，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主席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1959年7月，毛主席提出了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理论。1959年底、1960年初，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以工业为主导”的理论。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理论，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第二，主张“两条腿走路”，即实行一系列“同时并举”的方针。这里所说的“两条腿走路”，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第三，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理论。毛主席指出：“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为此，首先要制定粗线条的计划，主要规划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主要部门、主要方面的大致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关的主要政策。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同发展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而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第四，提出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为此，一要正确处理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1969年3月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曾说过：“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二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毛主席提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加强经济建设。”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四要平衡经济布局与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

　　毛主席阐明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政策。我们的经济建设，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主席一贯坚持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是不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毛主席明确地讲过：“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他关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张，主要包括：要发展对外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他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方针，要求“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还要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进行适当的帮助。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进展。诚然，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缺乏经验和人为破坏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遭遇过两次严重的挫折。但是，历史地总体地来说，这一时期，依靠毛主席的智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党同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实际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也是巨大的，是不可睁着眼睛任意否定的。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贫弱落后的。当时，毛主席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轮船、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尽管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是相当快的。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努力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甚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历史事实表明，这一时期，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资料来源：司马南：《柳传志的事会不了了之吗?》，红歌会网站2021-12-13 17:47;沙健孙：《毛泽东曾指出：资本主义道路是痛苦的道路》，2014年1月2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