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因为南京老太事件，“坏人变老”的说法又不绝于耳了。

　　持这种说法的不乏一众所谓的“正能量”大V，然而当初发明“坏人变老”说法的却是那些以诋毁毛泽东时代为己任的知识精英。

　　“坏人变老”的一个深层次的逻辑就是，“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最后十年摧毁了传统的道德，使人变坏”，诸如“抄家批斗、举报家长的红小将”，这些“坏人”到今天都变成了“老人”。

　　如此说法，是对历史细节和历史真实的抹杀。

　　运动刚开始时起来的小将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最后逼得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出来制止“武斗”。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一份《要事汇报》，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22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毛主席随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见毛泽东手稿)

　　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胆大”，正是因为他们的干部子弟身份，其代表人物便如陈小鲁、秦晓之流;反观那些工农弟子出身的小将，即便在那时也是被官僚打压的状态。可笑的是，陈小鲁之流后来个个成了亿万富豪，却要跳出来“代表”整个红小将群体“表演道歉”，将自己的个体罪行扣到整个群体头上。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或曰“道德水平”究竟怎样?左翼自己评价别人可能不信，我们不妨听听第三方的说法。已故的炎黄春秋老人谢韬生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和“xian政民主”，对毛主席当然也没什么好评。然而，谢韬的儿子谢小庆先生在回忆自己班的同学“串联”时，却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1966年底的)一天，我们班的几位女同学邀我和她们一道去串连。问我父母，他们觉得能有机会让自己的女儿出去见见世面是件好事，就同意了。这样我们一行五个女同学就决定长征步行去北京。

　　我们五人中最大的15岁，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才14岁。但我们五位孩子的家长都是极为开通的，他们都同意我们的选择。

　　我们每天走60-70里，基本上一小时走10里地。从浙江省出发，先到江苏，再到山东。到了孟良崮，那儿的老乡到底是老区人民，待人格外热情，恨不能将整颗心都掏出来给你。正是他们的盛情和实诚，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做人的样板，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见谢小庆博客文章《用两则小故事说说毛时代的社会治安》

　　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古语来形容那个时代毫不为过，古往今来，社会风气、群众的“道德水平”就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儿时的一段经历：80年代分田单干，生产队里每户出一名代表到我家开会，民主评议公平分田，不仅面积要公平，每户分到的田土质好坏也要公平，这个时间就拉的比较长了。开会期间在我家管的饭，伙食费用的是生产队结余。我在厨房玩耍时，做饭的阿姨塞给我一个西红柿(那时可是比较稀罕)，却被我拒绝了，说这是“集体的”，把做饭的阿姨们逗得哈哈大笑。这样的“觉悟”也正是来源于儿时父母的日常教导以及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

　　这段往事令笔者记忆深刻。笔者成为一个青年左翼之后，有一次曾经跟母亲讲起这个事情，诧异的是，母亲竟然抱怨我，“你怎么那么傻啊”，要知道这种“傻”明明是二十多年前她教给我的。市场经济通过短短二三十年，就把曾经朴实、善良的“大集体的一员”，塑造成“为自己的人”。在市场浪潮中苦苦挣扎的南街村班长王宏斌同志，就不得不以这样的“傻子精神”维系来之不易的南街集体经济。

　　南街村的标语

　　1996年上映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发生在雷锋战友乔安山身上的故事。90年代，乔安山在长途汽车公司当驾驶员，上来了七、八个站长亲戚，都不买票。乔安山对陈站长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抵制，把他们轰下了车，为此得罪了陈站长。汽车行驶途中，一哑巴拦车，他女人难产，乔安山没按规定行车，及时地将产妇送到医院。有一次，乔安山驾车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老人在家人的压力下，违心的指认是乔安山撞了他，老人女儿还指责乔是用车“撞死雷锋的元凶”。安山痛心，家人寒心。最终，撞伤老人的司机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谴责，拉着乔安山的手，认了错。

　　影片的最后是乔安山与其亲生儿子乔兵之间语言和思想观念的交锋：乔兵从他爹助人为乐的辛酸事和路遇车匪路霸，车陷泥泞无人助等经历中，认定“雷锋精神已不存在”，乔安山则始终坚信“雷锋精神将世代永存”……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结尾只能这样设定。然而，现实生活中，雷锋精神是否还能够“世代永存”，大量的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乔安山曾经遭遇的问题已经成了民众普遍焦虑的“扶不扶”的社会现象……

　　毛泽东时代大量地培养出了雷锋以及乔安山这样的雷锋式的人物，然而，市场大潮“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却是容不下乔安山，逼着乔安山或者“路见不平、视而不见”地“避世”，或者只能随波逐流彻底去做个“为自己的人”。

　　此等情景，究竟是“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呢?

　　南京老太贪图享受、为了打麻将隐瞒行程，害了一座城，当然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样自私自利的行为难道能怪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所以，“坏人变老”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对于南京老太的行程，她的家人不可能不知道，知道了却还要替其隐瞒。这个事件也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反毛知识精英们对毛泽东时代一个现象的指责“儿子举报父亲”。

　　毛泽东时代为了批评反动的“血统论”，将干部子弟写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改作了“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改动没有丝毫的毛病，只是在那些知识精英眼里成了“违背人性、违背伦理”的行为，他们而今捡起了“弟子规”、“朱子训”那套腐朽的封建伦理，又鼓吹起了所谓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南京老太能够为恶，多少也得“感谢”这帮封建卫道士鼓吹起的旧伦理吧。

　　毛泽东时代的确是砸烂了旧的规则，打破了旧的秩序。这套旧秩序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吃人旧秩序，打破群众对权威、对精英、对领导的顺从，戳破了统治阶级编造的“贫穷可耻、致富光荣”以及“贫穷是因为自己无能”的谎言。

　　2012年，冯小刚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里讲了一段大实话，称“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提醒自己那帮兄弟小心群众“抗日”哪天就变成“抗富”，让他们别总是豪车，也准备两辆小面方便将来跑路：

　　许子东在节目中坦言，六七十年代把自古以来的“规矩彻底破坏了”：

　　不过许子东也承认，“经过了这个革命以后，使得中国的劳工阶级有特别强的民族要求……我们中国的打工的人他不甘于为人打工……中国老百姓特别要平等，特别受不了不平等。”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打破规则”、“破坏规矩”，对劳动人民来讲是坏事吗?当然不是!但对于统治精英来讲，那就是天大的坏事了，所以，他们才要不遗余力地诋毁、抹黑毛泽东时代的革命。

　　在打破剥削阶级吃人的旧规则、旧秩序之后，毛泽东时代消灭了私有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又建立起来新规则、新秩序，这就是公有制下的人人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雷锋大量地产生了。

　　然而，随着私有制的回归、市场大潮的侵蚀，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规则、秩序又重新被打破，才造就出了大量如南京老太这样的自私自利的人。

　　造成这一恶果的始作俑者却非“南京老太”本人，她其实也不过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制造出来的“牺牲品”。

　　我们不能停留在对个人的道德水平谴责上，毕竟，道德是有阶级性的。站在劳动人民立场，陈小鲁之流青年时代做了坏人、老年照样还是坏人，这是由这类人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立场决定的。他们青年时代要维护旧秩序，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阻碍新秩序的建立;他们老年时代又致力于污蔑、诋毁、打破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新秩序，恢复旧秩序，同样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旧秩序需要的就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而塑造“理性经济人”，所需要的便是私有制的土壤和文化，始作俑者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