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批判了“享誉海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导致了很多人跑到我公众号后台疯狂谩骂，我觉得这件事很好，说明我没有说假话。

　　骂一个封建余孽，居然能引出一大群封建余孽，说明我骂对了。

　　余英时被追捧，不是源自于他的学问，而是源自于他“反共反华”的立场。这些人为他招魂，不是真的尊敬他，懂他的学问，而是想要为他的立场招魂，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死人才是真正的工具人。

　　有个人的逻辑很有趣，他质问我：“你说余老师的历史研究不科学，为什么他能够享誉海外?美国人都说好?”

　　美国人都说好的人多了，美国人说戈尔巴乔夫很好，戈尔巴乔夫真的很好吗?很多享誉海外的“文科学者”，到底因为什么而“享誉”，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台湾”、“美国”、“全球”、“极具影响力”、“华裔”、“知识分子”、“自由学者”这些词叠加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寒吗?

　　对了，蔡英文也夸他是“大师，这属于“反动派官方认证”吧。

　　还有人批评我的文笔太过激烈，对知识分子太凶，让他“毛骨悚然”。

　　我想说，我其实是最温和最没有攻击性的人，这样就让你害怕了，那么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压迫下无数农民的累累白骨怎么办?近代黑暗两百年地主、买办、军阀敲骨吸髓下死去的底层人民怎么办?面对他们的骸骨和血泪史，你就不害怕吗?

　　批判旧社会的反动派你们就“毛骨悚然”，他们为屠杀千万工农群众反动政权洗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毛骨悚然”?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余英时的，以他的成长轨迹，以他的阶级属性，必然会成长为这么一个人。

　　一个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出身、立场、见闻、接受的教育有关。

　　虽然历史上有很多超脱于此的英雄伟人，但我们要记住，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绝大多数人，都是忠于他们的阶级的。

　　所以，余英时“反共、封建、尊儒、媚外”的反动思想，其实是源自于他出身的阶级——地主阶级、封建士大夫阶级。

　　余英时的著作中，提的最多的，就是“士”，也就是士大夫，封建士大夫是贯穿整个中国封建史的一个阶层，他们可以说是旧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是儒家的“知识分子”，也叫“读书人”和“相公”，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古代士绅只要中了科举，就拥有了地方治理的特权，无论士做官，还是等待做官，他们都是地方上真正的统治者，类似于印度的“高种姓”刹帝利。这个“士”，在地方上，还和乡绅地主重合，被称为“士绅”，垄断了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

　　中国近代革命，遭遇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这个阶层，国民党也曾搞过“平均地权”，但是在地主乡绅那里推进不下去，国民党也曾试图在基层建立党组织，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地主乡绅们反攻倒算，屠杀了国民党在基层的大量进步青年和干部。

　　余英时就出生于一个封建士绅家庭，余氏在官庄镇是大姓，乾隆壬子年(1792年)，乡贤余文章建了余氏五世堂支祠堂，格局为“四水归堂”式的徽派建筑，乾隆皇帝亲赐予御笔“五世同堂”“七叶衍祥”的牌匾以及圣旨碑刻，余文章便是余英时的先祖。

　　余英时的父亲、叔父都是国民党大员，特别是他的叔父余谊密，更是余英时从小最敬佩的“英雄”。

　　这个余谊密曾担任清朝单县县令，辛亥革命后，先任民国潜山县临时议会会长，继而任安徽省临时议院议员，后来先后任怀宁、南陵县知事，后调任芜湖知县，1922年马联甲代理安徽省长，提拔余谊密任政务厅长兼任芜湖道尹。1926年，高世读推荐余谊密担任代理省长;后来北伐军打进安徽，余谊密“拥戴”蒋介石有功，又当上了安徽省政务委员、财政厅厅长。

　　余谊密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退休后还主动去“清剿红军”。

　　1930年，余谊密倡导并捐巨款购置枪枝弹药，组织团防，命其弟余谊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头，命次子周觉出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率队配合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对黄柏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清剿”。共产党便衣队、游击队、赤卫队及农会会员，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约200多人惨遭杀害。

　　余家并不是没有真正的进步青年，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余化民都是共产党员，但余谊密对他们的态度是极为仇视，余化民甚至就是他亲自下令杀害。

　　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中共潜山特支书记)致力于革命。余谊密得知后，横加干涉，申斥说：“你是缙绅子弟，要读书求仕，研究经史，光荣先祖，不该放下书本，成天宣传什么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都是过激党的口号，长此下去，当心你的脑袋!”大化置之不理，余谊密即与他断绝来往。大化遇难后，胞弟化民投身革命，不幸身遭官庄团练围捕。余谊密得悉后，手谕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故使化民于1930年冬在官庄戈元梅树湾被杀害示众。

　　所以说，封建士大夫一口一个忠孝仁义、一口一个家庭人情，但在维护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亲人都能下手，在阶级矛盾面前，谈什么人情人性?

　　这就是他们最虚伪的地方，也是余英时处处为之粉饰、洗白的地方，在他文章中，地主知识分子总是宽仁慈祥的，不存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不存在凶残的屠杀.....旧中国在他笔下仿佛是地上天国。

　　1935年1月底，余谊密从省府安庆回老家过春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得悉后，于2月12日拂晓，遣八十二师手枪团的两个分队和特务营的三个连共300余人，自湖北黄冈经岳西鹞落坪赶到官庄附近，由四名便衣队员计入余谊密卧室，活捉了余谊密及其次子余周觉等。13日在坛畈簸箕岩处决了余谊密。

　　对于这位“英雄叔父”之死，余英时一辈子耿耿于怀，多次称赞他的“盛德大业”。

　　是啊，对于地主阶级、反动派来说，这是“盛德大业”，但对于工农大众来说，这是“血海深仇”。

　　余英时号称“历史学家”，但对于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一切，不但不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甚至还颠倒黑白，完全否定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 以解释得了的。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没有字的书。”

　　实际上，真正血淋淋的阶级矛盾，血淋淋的斗争，就发生在他自己家中，结果他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反而发明历史，这就相当可笑了。我们不求他像彭湃烈士那样，做个背叛阶级的人，哪怕让他实事求是地讲清楚那段历史，也是做不到的。

　　由此可见，历史学家，也是有阶级，有立场的，余英时一辈子反对唯物史官，排斥阶级分析，但是这一切用在他自己身上，则是惊人地契合。

　　这个阶层，天生的“内残外忍”，对待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挥舞屠刀，但对待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又能随时随地替敌人找到理由，证明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外国人没有错。

　　余英时曾在《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写道：“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他们天生仇视工农大众，却对外来强大的侵略者表现出极大的“善意”，这样的儒者，像极了每当改朝换代就立马改换门庭的某些人，钱谦益是儒，余英时是儒，侏儒也是儒。

　　余英时对于新中国有着刻骨的仇恨，他甚至公然诅咒：”21世纪得中国不太可能有光辉前景，因为中国在20世纪造下得罪孽太深重了.......“听听，这是人话吗?

　　其实，他才是”中国崩溃论“的发明者。

　　可惜，新中国和伟大的人民没有让他们如意。

　　我想，他死的时候，一定带着万般的不甘吧。

　　为他哭丧的那些人，一定更加郁闷吧，郁闷就对了，不开心，不开心就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