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河南郑州，持续的暴雨洪灾。

　　在郑州阜外华中医院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救援现场，在人民子弟兵紧锣密鼓、紧张有序的水中赈灾身影里，有一位不停忙碌着的同志，他的面庞被网友认出：朱生岭。

　　朱生岭，1957年11月生人，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政委，上将军衔。

　　2019年的建国70周年大阅兵，领衔装备方队出场的五大战区指挥员中，朱生岭将军正是我军中部战区的代表，率领着鲜红的战旗方队与滚滚铁流，接受大大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灾难面前，将军与战士并肩同伍，没有军衔之分，没有官阶高低，没有领导架子，没有官僚主义。

　　割除封建等级文化，注入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这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于亿万中国人民之间长达九十四年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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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一则河南省济源市的官场新闻“市委书记当众掌掴市政府秘书长、只因为其不懂规矩与之共进一个餐厅用餐”登上了热搜。

　　主角，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配角，济源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翟伟栋。

　　当时在这一事件中还爆出了张书记的金句：“国民党还知道尊敬长官嘞!”

　　真是一句话让人失语。

　　七十余年前，我们依靠工农发动土地革命、依靠农村妇女同志一阵一阵缝出的军布鞋，打跑不可一世的八百万美械蒋军;

　　七十年之后，我们共产党的某些父母官竟然开始“峰回路转”去学习国民党的党风……

　　在民国，百姓和国军的下层士兵面见国民党大员和国军高级军官，大老远就得堆笑叩首、腾街避让，对其一口一个“军爷”、“官爷”得点头哈腰。

　　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中甚至有记载：在民国时期，“老百姓”一词当时为国军军官的骂人词汇。

　　王鼎钧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老百姓’为耻。”

　　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拿什么去打共军呢?

　　共军的背后全是群众，你国军永远打不完;而国军的背后只有皮鞭!和一座座竖着蒋委员长头像的临时军法处!

　　史载，1943年，刘峙转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

　　农人有来诉苦的，而国军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在东北，在我军发动辽沉战役解放群众之前，东北的老百姓给国军军队取的一个外号是：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后法军和中国国民党方面——这两支二战时期东西两线的著名降军，强行加上“法中”，于是合称为“世界五强”。

　　然而当时在东北，“五强”这个词逐渐变味、成为百姓讽刺国军军官在民间“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

　　国民党的党风可见一斑。

　　在《关山夺路》中，王鼎钧不但详尽描写了国民党军的种种不堪，也观察了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如何赢取民心：“正在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辱骂他们是‘老百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竟然亲亲热热地叫着老大娘老大爷……”

　　2

　　八年前，2013年4月，经大大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

　　《规定》明确：“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戴列兵军衔，以士兵身份，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蹲连住班，就是要蹲在一个连级单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对所在连队的指导帮带，并进行‘解剖式’调研。”

　　“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这项制度，源于1958年9月经毛主席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的规定。

　　当时毛主席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年老、体弱、有病和连队干部、科研人员外，每人每年至少用1个月的时间下连当兵或代理连排干部职务。

　　“官兵无鸿沟、军民鱼水情”，这是我军作风建设的两条主线，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之一。

　　于本次郑州抗洪的救灾行动中，朱生岭上将的表现就诠释了何为「解放军」，诠释了为什么毛主席已逝去四十五年、但「毛主席的兵」依然存在的真理!

　　回望1946年，当白崇禧们还在沾沾自喜地欣赏着张灵甫精良豪气的第七十四美械师、并得意讲评“共产党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时，毛泽东却在手把手地指挥土改、“将土地还给农民”、“不得多拿农民一根萝卜”。

　　一年后，张灵甫殒命孟良崮，装备豪华美械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师被我军全歼。

　　等级化、阶级制，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之一，由内而外也就发展成为面对群众的高高在上。

　　毛主席曾经就关于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有过两条论述：

　　“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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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去年一部抗疫神剧《最美逆行者》中的台词吗：“您起得真早啊，大军官!”

　　“大军官”，这个存在于旧制民国时期国民党治下的社会中的历史垃圾话术，竟然重新被加热闷熟、端上了新中国新时期的餐桌，也是蛮让人错愕的。

　　战争时期的国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兵对立，导致其军令不一，故只能靠法西斯纪律来维持秩序，驱使士兵和下层军官卖命、直接服务于大小军阀，从而维护各买办军头的利益。

　　在蒋介石治下，国军内部普遍实行效仿意大利军队墨索里尼式的“肉刑”，军阀作风明显，对士兵、下层官兵非打即骂，对败兵处罚更是残忍，刀砍、枪杀、分尸、打死煮汤令其他人喝下等封建军队式惩律层出不穷。

　　同时，根据高戈里的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获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府仅授2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

　　“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

　　士兵，则为0。其他9人，占5.2%。

　　而毛泽东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都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毛主席曾多次骄傲说过：“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土包子的精神从哪里来?历史指向1927年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除了确立党的领导，另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时年34岁的毛泽东严肃指出，在部队中应取消军官特权，同时要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和待遇上要平等;且在团、营、连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

　　实行军队内部民主，这是毛泽东在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有效保障官兵特别是广大士兵的军队内部地位，使他们感到政治上翻身、精神上解放、人格上获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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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泽明执导的日本经典电影《七武士》里，极度鄙视农民的武士精英阶层曾这样说：“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

　　可是即便是借武士之口痛斥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黑泽明依然在电影中通过台词说清了武士与农民的关系、尤其是谁让农民变成这个模样：“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在《关山夺路》中，王鼎钧不但详尽描写了国民党军的种种不堪，也观察了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如何赢取民心：“正在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辱骂他们是‘老百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竟然亲亲热热地叫着老大娘老大爷……”

　　1956年时，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向国务院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他前往毛主席处汇报工作时也谈到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

　　结果毛主席登时大怒：“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气氛之余，主席还对贺老总说：“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呐，是要打败仗了!”

　　九年后，毛主席重登井冈山。

　　在缓缓行驶的车上，他吸着烟，望着窗外：“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刘俊秀在毛主席谈到井冈山暴动时成立士兵委员会的话题时，问到：“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两者不一样!”毛主席果断地反驳道，“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的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毛主席顿了顿，“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呢?”

　　再十年后，1975年的国庆，孟锦云曾亲自问过毛主席：“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已经有些口齿不清、言语乏力的毛主席，听后笑答：“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这话仿佛在呼应着二十年前、1955年评大元帅时他的那句：“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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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遗志、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革命群众。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

　　① 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② 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

　　③ 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当时中央决定派去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是周恩来，也是由他在南昌领导那场载入史册的起义。

　　起义的准备过程非常繁琐反复，有对张国焘右倾思想的压制，有被叛徒泄密导致起义被迫提前的意外……

　　但是在今天回看时，作为“八一建军节”纪念日的南昌起义，一个最显突兀的点是它的口号：“河山统一”。

　　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进步的口号。

　　至少在那个南昌城头枪响的夜晚，这支充斥着旧军阀、地方主义、农民散漫习气、意识形态更是难言坚定的军队，尚不知自己在为谁而战，更对前途充满迷茫。

　　转折点在在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正式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伟大论断。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从毛泽东开始，党的军队进入了升华的阶段：这支军队必须被谁领导，这支军队为谁而战。

　　6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

　　在初次的助民劳动中，有个别官兵公然吃当地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很有意见。

　　这件事传到了毛泽东的耳边。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随即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

　　不久，部队来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

　　于是，毛主席又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

　　1928年4月，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将过去陆续制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综合在一起，作了简单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

　　东汉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国、青天白日………刀枪棍棒无不奸淫掳掠，比起统治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偏偏只有这支部队，从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开始将“人民”，作为军人“最大的纪律”。

　　1929年夏，毛泽东到地方指导工作和养病，陈毅前往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军事会议，刘安恭则在作战中牺牲。

　　一时间，红四军的重担落在了朱德一个人身上。

　　这时，朱德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和孤独。

　　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1929年9月下旬，朱德决定在上杭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

　　而这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会上陷入了无组织的“自由争论”。

　　结果“八大”会议开了三天，没有形成任何决议。

　　大家感到：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有力领导，队伍便失去了中心。

　　会议上，罗荣桓首先说：“一定要请等毛泽东来参会。”

　　林彪立刻附议：“我赞成。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朱德最后也表示：“是啊，朱毛，朱毛，这猪(朱)不能离开毛，猪(朱)离开了毛就无法过冬了。”

　　刚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当场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上念了之后，与会者皆赞同，朱德遂派人给毛泽东送去“敦请书”，要他马上赶来开会。

　　毛泽东接到信，见言辞恳切，便不顾疟疾正在发作、坐担架赶到会上，

　　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转福往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的喉舌媒体立刻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

　　共产国际听到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一条1000多字的讣告，高度评价毛泽东为：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建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则因误传而发的讣告，却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会议筹备前夕，一次士兵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

　　毛泽东抓住这些典型事例，与大家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1929年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终于等来了光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旧制军阀的最显着标志。

　　“为人民行军”，毛泽东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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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章开篇的朱生岭政委，到1929年的古田会议，“党的领导”、“政治建军”是我人民解放军九十多年来擦不去的烙印。

　　过去有一部备受好评、实则极为反动的抗战剧，叫做《亮剑》。

　　这部电视剧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鲜明的军队口号：“军事归我管，生活归你管!”

　　这是军事指挥官李云龙，对身为政委的赵刚的台词。

　　早在1928年6月，红四军就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的政治纪律，这是我军九十余年来战无不胜的灵魂之一。

　　“支部建在连上”，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鲜活的政治创造。

　　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说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亮剑》中，李云龙成了团里一手遮天的霸王，更可耻的是他让魏和尚去保护赵刚时的那句：“政委他不会玩刀!”

　　一句话，似乎就暗示了我军政委都是一群绣花枕头、一群掉书袋的草包。

　　这完全是翻覆历史。

　　和国民党国军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出身文职学校截然不同，我军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发于卒伍、于血腥的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

　　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师团级的党支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的军事指挥员退后半步?

　　邓华、杨勇、王震、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傅秋涛、钟伟……随便列一大串，哪个是《亮剑》李云龙口中的让他瞧不上眼、以致于叫嚣军事归团长管的“书呆子”?

　　相对来说，政委不仅要参与作战部署和带兵指挥，还要负责部队中复杂的政治教育、收编扩编、俘虏教化、党群建设、百姓生活管理。

　　从职责看，政委的权力和责任一点不比“李云龙”们小。

　　但是《亮剑》作者都梁，显然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笔触下，李云龙这样的跋扈之徒，其所有的不守纪律、违抗军令、自私自利、军中一言堂……都在剧情的编排下，充满了合理性。

　　而作为军队中政治方向把控者的赵政委，不但可有可无，乃至还通过一场指责李云龙被降级“这队伍，没有你，我一个人怎么带”来表达对政委领兵无能的戏谑。

　　在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擅自出于一己私利攻打黑风寨，被降级后，赵刚竟然在部队中明目张胆地叫嚷：“独立团只有一个团长!那就是李云龙!”

　　这独立团在都梁的笔下，还真就“独立”了?连上级组织的命令都当成放屁了?党有党规，而你独立团自有团法?

　　赵刚作为政委，在都梁笔下就如此的黏黏糊糊、唯唯诺诺，这不失为一种狠毒的阳谋。

　　配合着过去某一段时期内，某些媒体与体制内公知鼓吹叫嚣的“军队国家化”邪音，更是让许多不明内理的群众被蒙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作为军队统帅的大大，曾有过如此振聋发聩的强调：

　　人民军队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

　　而人民就是毛泽东的底色，忠于人民，也就保证了这支军队始终以毛泽东为底色、始终“毛泽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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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会害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秋收起义后，5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不到1000人，全军“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是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不想留的发路费走人，留下来的重新整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军队民主制度，使革命火种保存;

　　古田会议时，军队内部流寇思想、极端闲散化、旧制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蔓延，连吃败仗。是古田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军队成了“人民军队”，从此固根铸魂、脱胎换骨;

　　抗日战争时，党内军内出现多种错误思想，革命发展面临内忧外患。是毛泽东先给冀热边区委发电报：“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后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全党实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美援朝时，建国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鲜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其中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在第四次战役中，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更是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同样的一批人，差别在哪里?为何而改变?

　　后来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曾泽生，只落下五个字：“因为毛主席。”

　　“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这句话，一语道破帝国主义势力对我人民军队的畏惧之由。

　　四年前的今天，大大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忠诚，造就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意，造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9

　　毛主席曾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如果党的作用、人民的信仰在我解放军军中真的如《亮剑》等反动文艺作品所描述得那般被淡化，那么，恐怕如国军的万毅、孔从周等倒戈时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离的事端，在我军中也是层出不穷了。

　　然而事实是，我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时，他们连哪怕一兵一卒也带不走!

　　至新世纪之后，贪腐淫祸无度的郭徐房张等人，看似在军中权倾一时、为王一方，然而他们同样挟持自拥不了哪怕一兵一卒!

　　在组织领导和人民意志面前，背叛意识形态的人，绝无任何可能有能力去绑架人民军队的灵魂。

　　在大大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2015年，中央军委颁布最高军令《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对所有军种的民间合作项目立即进行了终止。

　　2015军改中的“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的改革部分，标志着我军时隔近二十年对革除“军队经商”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祭出又一雷霆动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2015年1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曾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直言：“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jun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自十八大之后雷霆万钧、堪称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改拉开大幕之后，当时仅两年内，中央军委就密集出台了50多项法规制度，仅2015年的头4个月就连发10多项。

　　数量之多、涵盖之广、规则之细、约束之严，前所未有。

　　十八大之后，从“跨越2014”朱日和系列演习中红军用一个惨烈的“六负一胜”震动全军全党、展现出了依旧难以破除的传统大陆军思维;到2021年的时下，我军东西两大战区可以几乎同时举行高强度军演、对抗美军的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

　　近十年的军改，军心所动，民心所向，世界为之震撼。

　　10

　　纵览今天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总有人有意无意得喜欢称解放军为“军方”。

　　比如“军方出动军医参与武汉抗疫”、“军方子弟兵再度现身灾区解救受灾群众”………

　　原本都是些温暖动容的新闻，却尽被一些大脑拎不清的小编给毁了排场。

　　在中国，没有“军方”。

　　军队即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权属于党，一切行动准则和宗旨则是“为人民服务”。

　　这支军队，绝没有、也绝不允许有任何独立于党领导之外的政治地位或政治野心。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

　　2014年1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召开，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庄重肃穆。他神色庄严，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他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

　　那次会议，后来逐渐被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新古田会议七年之后，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城楼，大大作为军队统帅和人民领袖，庄严地向世界上一切反华势力宣告：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一切侵略势力与妖魔，可以四处污化和诱导，但唯独渗不透这支人民军队;

　　任何变节分子与叛徒，可以带走金库和账本，但唯独带不走这支人民军队。

　　只要这支队伍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一天，它就将恪印「人民性」一天、护卫全体中国人民一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四岁生日快乐!

　　人民军队万岁!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