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了一天的送外卖工作，一小时挣不到三块钱，12小时送单、晚上累瘫街头却只赚了41块，这位副处长直呼：“真的太不容易了”。

　　然而，令笔者诧异的是，这段微博视频下面竟然迎来了一批人的嘲讽：

　　对于这样的看法，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基层干部如果真要向郑爽看齐的话，大概率会干出这类事：

　　而不是真正拿出一天的时间来送12小时的外卖。

　　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外卖骑手韩某和往常一样，作为饿了么的配送骑手开始工作。当天韩某已经接了36单，但配送到34单时，他永远地倒下了。

　　经警方尸体检验，系因猝死。平台配送记录显示，韩某猝死当天中午仅11时至12时就接到了12个订单，平均每单5分钟，劳动负荷可想而知。

　　此前笔者看网上对外卖群体的议论，即便是普通网民都对这个行业存在极大的误解，以为专职的外卖员都可以轻松月入万元，更别说，北京人社局的这位副处级官员了。而纸面上冷冰冰的统计数据说明不了什么真实情况。

　　这次“体验”终于打破了他的“误解”：

　　外卖员为什么要拼命抢单?就拿那位猝死的饿了么骑手韩某来说，家中上有老人，下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老家挣不到钱，韩某才不得不跟妻子从老家山西洪洞来到北京打工，从事这项工资相对“高”却又极其耗费体力的职业。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资本平台通过算法不断挤压外卖员的收入空间，逼迫他们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拼命抢单。

　　笔者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了这样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多来几次、体验持续时间更长一些，再去了解一下产业链中资本平台赚了多少，这位副处长也就更能体会底层劳动者的难处，再在他的岗位上处理劳资冲突、作具体决策的时候，就有可能考虑到底层的利益。

　　相比而言，这几年流行的话语是“给民企纾困”、“做店小二”、“企业家是衣食父母”，很多地方出台具体政策让公务员去企业挂职，体验老板的“不容易”……

　　贫富分化、生产过剩、产品滞销，老板们是“不容易”。然而，《2020年亿万富豪报告》，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内地共有415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财富在过去的四个月就增长了41%;2020年胡润百富榜显示，千亿级企业家人数比去年骤增一倍，达41人;百亿级的企业级则达到620位，比去年新增近200人，中国上榜富豪们的财富达到了十万亿人民币，是过去5年增量的总和。

　　然而，2016年至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5%，这还是被平均的结果，再算上通胀因素的话，底层打工人的实际处境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到底谁才是真的“不容易”?

　　让官员去体验老板们的“不容易”，谁又来体验底层打工人的“不容易”?

　　“屁股决定脑袋”，事实如此。长宁区劳动监察部门的官员们就该到拼多多去体验一个月，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月工作300小时的本分”;如果技术不够用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拼多多买菜员工“月工作380小时的本分”。

　　由北京这位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员的事，笔者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三同”。干部深入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毛泽东时代干部必修课。

　　毛主席认为，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要避免干部腐败变质，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在1963年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讲话赞扬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他说：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掌握在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一份批语中写道：

　　因此，对于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外卖员工作的做法，我们应给予掌声，而不是嘲讽。

　　笔者更希望这样的做法能够常态化、制度化，且不要流于形式，每个干部每年都应安排一定时间下到最艰苦、最底层的劳动岗位中去，让他们真正把屁股挪到劳动群众这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