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 最近，一篇题为《孤军悲壮背后 可知一个弱国的悲凉》的评论电影《八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至被外媒报道并引证。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倒并不是因为文章有什么人所不及的卓越洞见，而是因为它首发在一个享有崇高威望的机关网站上，并被刻意曲解为代表这家机关的立场。 了解一点媒体常识的都知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站，除非是社论，一般的署名文章，按照文责自负的原则，都只代表作者立场，不代表平台立场。

　　这篇“弱国的悲凉”的文章，署名“关山远”，它应该只代表“关山远”先生的立场。当然，毫无疑问，报纸或网站，经常登载什么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或反映了平台本身的倾向。

　　02 — 现在谈谈《孤军悲壮背后 可知一个弱国的悲凉》。

　　概括来说，这篇文章，把“八百壮士”的悲剧，以及此前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全面失利的悲剧，归结为“弱国”造成的。 文章中反复出现这样的感慨：

　　“一个弱国的悲剧，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难时强国会‘尽义务’出手援助。”“这又是弱国的悲剧：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与坚决的战斗意志与强敌对抗，却幻想通过外交斡旋来达到目的。”等等。

　　“关山远”虽然对蒋介石幻想靠西方调停制止日本侵略有所批评，说“蒋介石有多处错误的决策。该坚决进攻的时候突然叫停，该紧急撤退的时候，又突然让部队再坚持几天。他的错误判断，皆基于西方国家干涉日本的幻想。” 但实际上，作者对蒋介石是很体谅的，因为

　　“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弱’——系统性的弱。” 因为是“弱国”，所以一切的失败、无能都可以被理解——失败有理! 这样的逻辑使这篇文章最终变成了替蒋介石辩护，距离“投降有理”只有一步之遥。

　　从历史的角度看，“弱国的悲凉”一文的观点并不新鲜，不过是拾三十年代周佛海在南京组织的“低调俱乐部”之牙慧而已。

　　周佛海就认为：

　　“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弱’——系统性的弱。”

　　这不是一种“系统性的弱”吗?周佛海早就看到了。 低调俱乐部的灵魂汪精卫和重要成员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不旋踵都当了汉奸。另外一个重要成员胡适，如果不是恰好奉派到美国当大使，也很可能会变成汉奸。

　　03 — “弱国”就一定悲凉吗? 不一定。

　　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1950年代初，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展开了较量，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面对美国，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国。

　　以当年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钢产量为例，美国为8785万吨，中国仅为61万吨，不到美国的零头;

　　美国陆军的装备早已实现了机械化，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火力，中国陆军在战争初期的武器装备还主要是靠缴获的“万国牌”;

　　美国海军拥有最先进的各种舰艇300万吨位，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吨位不到4万吨;

　　美国空军拥有各种军用飞机3万1千袈，而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只有不到300袈各种老旧飞机。

　　此外，美国还拥有核武器。

　　较量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悲凉”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1953年停战协议签字时，美军上将，“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悲凉地说：

　　“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其实，克拉克将军何必说得这么婉转呢?“没有胜利”的意思不就是“失败”吗?直接说出“失败”两个字就那么难吗?

　　再举一个其他国家的例子。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入侵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 这场较量中，美国仍然是强国，越老柬三国都是弱国。结果“悲凉”的是谁呢?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尽管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但中国的胜利，主要靠的是中国人民自己，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胜利，也主要靠这三个国家的人民自己。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震古烁今的《五二〇声明》，充满自信地指出：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才是正确的历史结论，哪有什么“弱国的悲凉”?

　　04 — “弱国的悲凉”一文的作者试图为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失败找一个理由，但找错了，变成了为蒋介石辩解。

　　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在抗战中之所以悲凉，“弱国”并不是主要原因(尽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蒋记国民政府的反动性和落后性，即它是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它继承了清政府以及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它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蒋介石发迹，靠的就是具有很强买办性质的江浙财团的支持。

　　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经费主要由江浙财团提供。

　　1927年到1931年，蒋介石一面进行军阀混战，一面进行“剿共”战争，发行了高达19.63亿元的债券，主要面向江浙财团，而同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18.98亿元。

　　蒋介石站稳脚跟后，“四大家族”逐渐取代了江浙财团的地位，但“四大家族”的买办性更强。

　　蒋记国民政府的军备要靠向帝国主义购买、开支要向帝国主义借款，离开了西方列强的扶持，一天也活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抗日”，也就只能陷入到从“依靠帝国主义”到“被帝国主义出卖”的恶性循环中，就不可能不“悲凉”。【点击阅读】 相反，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在敌后各解放区，由于采取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尽管那里的条件远比国统区艰苦，但却没有“悲凉”，反而始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人民必胜的信念。【点击阅读】

　　05 — “弱国的悲凉”一文，最后罗列了“八百壮士”的悲惨结局：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将这支孤军全部拘禁，押至各地做苦工，最远的被押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士们有些逃脱，有些死于折磨……”

　　但是，“关山远”先生仍然将原因归结为“弱国”：

　　“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当年弱小的中国的悲凉。”

　　想在这里向“关山远”先生问一句：替出卖八百壮士的蒋记买办政权开脱，难道不是对八百壮士的侮辱吗? 还要再问一句的是：如果回避了国民政府的反动性和落后性才是“悲凉”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又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