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国家命脉

　　自来水、食盐等这些国家国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都在交给外资控制，从而使国家越来越丧失了战争支撑能力，这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妥协退让的一个根本原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关联阅读：

取消盐业专营将使盐业成为又一个外资控制的“水务”(旧文重发)

作者：胡思想 

　　张宏良：这是一位体制内同志撰写的文章。该文在分析盐业问题的同时，所提出的如何对待国企的问题，是决定当今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盐业改革”本身，所以我们专门强调大家注意。由于实体经济的限制，当今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采取了国有企业的方式，而又由于30年前改革否定了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这就把国有企业完全变成了官有企业，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官僚集团占有制。
国有企业这个特点，在客观上使中国人民在国企斗争面前陷入了十分悲惨的两难境地：如果反对国企私有化，就会在客观上加强国企官僚化，把国企完全变成了一小撮官僚为所欲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允许私有化，又会摧毁国家经济支柱，使数百万亿国有资产落入外资手中。这就是当今中国人民极其悲哀的两难选择！
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建立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国有企业内部由工人直接参加管理，使国企高管和各级官僚没有权力和条件为所欲为；国有企业外部建立国民监督委员会，防止国有企业内部分光吃光，瓜分国有资产。除此之外，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出路。
现在看来，八十年代初否定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把工人参加管理污蔑为是“极左”，通过宣布“永远不搞群众运动”而彻底废除“鞍钢宪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国有企业要么变成官僚集团个人支配的官僚资本，要么变成中外资本家的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总之，就是要把中国人民牺牲2800万革命先烈换来的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资产——或者是官僚私人支配的资产或者是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资产。这就是把“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的国营企业，变成“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虽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地之别。
所以，中国左翼多年来一直强调，对国有企业的正确策略是：首先要保住国有企业，绝不能落入外资手中，这是的确国有企业斗争的根本问题；其次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恢复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前者，决定了我们要与国企私有化的极右汉奸势力进行殊死搏斗，后者决定了我们要与否定“鞍钢宪法”、否定民主化管理的官方左翼进行原则斗争。这就是中国左翼对于国有企业的根本态度和根本历史任务。
下面是胡思想同志的文章。
2014-11-24）

2014年10月29日，在中国盐业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盐业协会披露，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已在国家发改委主任办公会议通过，并在各部委完成意见征求。盐业改革方案分六个部分共20项内容，方案核心为废止盐业专营，具体内容为从2016年起，废止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生产定点经营企业退出市场，允许食盐流通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食盐批发、流通经营。2017年起盐业全面按照新的方案实行。中国盐业协会称，按照已过会的草案规定，盐业在2015年继续专营，2016年取消特许经营，2016年企业同时申请新许可证，2017年开始获得新许可证的企业开始新的经营活动。
有关部门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盐业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政企分开，取消食盐专营。中国的盐业专营是有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的，应当是中国最长的国家垄断专营行业的放开，这是一个全面走向“让能够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均交由市场配置”的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工业化也叫产业化，是指从农业等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很大的阶段向第二次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比重提高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且也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动态脱出，向城镇化等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过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相对于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言，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中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是怎么被分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的呢？刘易斯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中说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工业革命的历史，18世纪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都相继仿效，进行工业革命。这个时候，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对世界其他国家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通过仿效而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二是进行贸易的机会。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是工业化的机会，因为对外贸易将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制成品的国内市场。正是每个国家对这两个挑战的反应不同，世界被分成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当世界被分成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之后，这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也就不同了，发达国家所依据的是世界性理论（或叫一般性理论），这类理论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部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萨缪尔森等每个时代主流经济学派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依据的是民族性理论（或叫特殊性理论），这类理论描述当时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罗斯托、刘易斯、筱原三代平等，他们的理论创见和实践中许多国家由后进赶上先进的实例，构筑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理论。
所谓工业化战略，是指国家或政府主动干预工业化过程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有两个理论前提：（1）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是工业化的制约因素之一，工业化必须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进行；（2）国内商品市场交易自由化，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人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身想达到的目的，使一切生产都按照最有利于国家繁荣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使个人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相协调。这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源。
但是，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后进国家的崛起和赶超最基本的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国的情况。美国工业起步于从英国引进水力纺织机和蒸汽动力机，以后又从英国引进铁路、机车、机械制造和钢铁冶炼技术。美国人把引进后的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将引进技术理论实用化、产业化，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并且重视通过引进人才来引进先进技术，在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方面都成为世界中心。二战后的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内就通过产业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完成了工业化，使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产业政策加技术引进并消化创新。从1950－1975年，日本从西欧和美国引进了25000多件先进技术和装备，选择吸收了各国的技术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形成更加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思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思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思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思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
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讲，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进一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加强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或叫物种质量）进行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因此，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然而，近年来有许多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干着与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事。他们一味否定国家宏观调控，鼓吹“市场万能”，别有用心地企图误导国家政策。
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之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现在，有的学者大势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其实日本的反垄断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垄断的，因为日本的企业通过垄断经营扩大规模，可以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2012年3月，日本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宣布正式合并，组建新公司新日铁住金，合并后的新公司的钢铁产量为4537万吨，预计总销售额达5.5122万亿日元。合并成功后，新公司粗钢生产规模仅次于全球产量第一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届时有望成为粗钢生产能力世界第二的钢铁集团。2013年2月，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将合并成世界最大航空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美国大约25%的经济，它在内部实行计划，让政府不干预市场，是为了方便自己吃掉那些中小对手，形成自己私人的垄断和计划。
我国的高铁是近20年来最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产业，可以带动我国发展几十年。但是，由于受“7·23“动车组事件影响，铁道部拆解了。铁道专家王梦恕评铁道部改制：总体上比较失望。王梦恕认为，改制之后，变身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市场化的体系和需求下，首先考虑的是营运效益以及自身所担负的债务问题，而不再是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作为中国最了解铁路的人之一，王梦恕一直公开反对铁路政企分开，他认为市场化会令中国铁路总公司先考虑营运效益以及自身债务，不再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大动脉，不能完全市场化！”我们是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铁路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他们的铁路已经达到27万公里。2013年我国整体铁路建设进入低潮时期。铁路建设的低潮也会影响钢铁行业、机械加工行业以及煤炭行业、水泥行业，等等，一些大型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感觉很难受。铁路本来就是国家的经济动脉，关系国家安全，一旦铁路的构架发生变动，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集中，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遇到灾难，国家就很难调动铁路的力量。现在正处于混合时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值得仔细研究。
五百年来是海洋霸权统治世界的时代，但是，由于高铁及高速公路的发展，陆权开始崛起，如果欧亚大陆通过高铁和高速公路等现代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在国际通道方面打通包括连通欧洲、东南亚以及俄罗斯三个方向的线路。除了目前依赖的海运之外，将为我国创造第二个资源入口通道，同时也能提供发展西部落后地区的机会。
现在有的人在大力鼓吹混合经济，我们一定要警惕，混合经济应是国有、集体资本为主体，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宪法》“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纲”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的角逐。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结构调整，大型国有企业已成长为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和国家经济支柱，是国家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经济基础，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
我们应研究制定保护国有经济的相关法律。比如战略产业，规定国有经济的比重。在2013年12月“2013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说，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制度确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总结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4个显著特征：1、社会总资产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优势;2、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要占据支配地位;3、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要起主导性作用;4、国有经济本身要有活力，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壮大。楚序平分析，2012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经济只占23%，比例还在逐年下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但国有制经济依然发挥主要作用。楚序平说，这也证明了一点，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国进民退这样的现象，事实上是存在私进公退。楚序平认为，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体是谁，那么这个主体我认为决定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经济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教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经常是弱势地位，混到最后国有经济没有了，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政策取向和目的。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很早从理论上阐述了工业的重要性的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杰出政治家汉密尔顿（1755—1804年）。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第一任财政部长。1790—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美国的经济建国大纲，其中心内容是，发展民族市场，进而发展美国制造业，以实现美国工业化。他说，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它的独立与安全都与工业的发达息息相关，要使美国强大，首先必须发展工业。美国应该通过政府的巨大赞助，努力加速工业的发展。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鼓励在美国发展制造业。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汉密尔顿的思想对后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生产力理论创立历史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斯特主要提出了在后进国家如何发展工商业的理论与政策。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此书也是俾斯麦的案头书。）这被誉为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圣经。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李斯特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提倡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李斯特认为,“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完全放任自流的产业转眼就会毁灭。国家如果让一切事物自行其是,无异于自杀。”在李斯特看来,国家干预也是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必要手段。他说,“以其先进的经济,英国可以逐步开创更大程度的世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先进的工厂和其它工业国的相对落后的工厂之间的自由竞争，只会导致较软弱国家的工业的毁灭”。因此,“为了对抗占支配地位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处于工业化进程第二、三阶段的国家也需要保护性关税。这些国家工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采取这种政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斯特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就是“贸易奴役”。“这样的自由贸易——如果是单方面采用的话——就是允许外国竞争者毁掉本国工业,而又剥夺了本国制造商在外国市场上与外国对手平等竞争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会使我们成为受外国摆布的可怜虫。我们的工业和商业只好听任他们的法规的左右了。”
有少部分被西方洗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他们以打破行业垄断和落实“民营”化为名（由于垄断行业已经成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代名词，而民营资本则实际上是私人资本，并且是包括外资企业的私人资本），企图搞垮我国最后123家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公布要打破垄断和落实“民营”化的行业是铁路、能源、金融、市政、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拥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资本，国内私人企业根本就无力进入，而能够进入这些行业抢占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只能是另一种“民营资本”，即外国垄断资本。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违反历史事实，曲解马克思主义，杜撰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从根本上来矮化、丑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们“向往”的“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他们主张中国彻底实行包括关键产业领域在内的“国退民（包括外企）进”，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伪改革”逻辑的终点和政治恶果，就是导致美欧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的全部战略高地，并连累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的附庸化，从而为美国第一服务，为其“1%”的富人、权贵等服务。他们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国企的组织方式是好的。美国人误导我们说，分散化和小企业是好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公司都是搞计划经济的，美国有最好的计划科学，因此列宁在苏联搞计划经济时，把很多美国计划经济科学家和管理者请去做国家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很多人以为美国经济没有计划，其实美国前500个大公司都在做计划，这些公司最有力量的部门是总裁直接管理的计划部。中国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不做计划，盲目开放市场，最后必然被人家吃掉。
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期，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可谓“眼花缭乱”和“如履薄冰”。国家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国这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的发展模式，必将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未来采用的成功模式。
有的人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四、德国“再国有化”浪潮启示必须壮大国有企业
杨思远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德国“再国有化”浪潮证明了什么？》，这里作为参考。（原标题：实事求是地诊断和治疗国企，才是对国企最好的爱护）
德国曾为私有化最坚定的国家。德国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是西欧唯一自始至终追求私有化的国家。然而近年来，德国开始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据报道，2013年11月3日，德国电力行业掀起反私有化风暴，首都柏林***欲将电网收归国有，以驱逐目前控制柏林电力的外国公司。而10月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已经以51%的支持率通过了类似的提议。
德国为何“再国有化”?上世纪50、60年代，当法、英等国通过国有化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时，德国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进一步的私有化来解决问题。大众汽车公司在1960年60%的资本被变卖，40%资本归国有。VEBA 化学公司在1965年实行部分私有化，联邦政府只有25%的股份。1987年，政府的这部分股份也被变卖。汉莎航空公司的股票1966年第一次上市。国有控股比率由此下降为74.31%。80年代，联邦政府在汉莎航空公司的股份一直在下降，1997年，公司完全私有化。
上世纪90年代是德国私有化的又一个激进年代。1991年到2002年，德国联邦直接参股企业和联邦特别财产企业的总数由214个减少到120个，重要直接参股企业从136个减少为37个。三大重要公共部门联邦铁路、联邦邮政和联邦通信的私有化任务基本完成，整个期间私有化总收入为235.74亿欧元。
一个私有化坚定实行者的德国，何以一改前衷转而青睐国有化?就电力来说，根源在于高污染和高电价。柏林当前电网提供商瑞典电力公司Vattenfall没有选择购买更多的绿色能源。该公司在德国80%的发电量来自高污染的褐煤。柏林的民众，尤其绿色能源组织要求在柏林建立一个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公用事业公司。同时，在Vattenfall垄断下，德国人承受着高电价。据《福布斯》网站报道，面向欧洲23国首都的一项统计显示，德国首都柏林的税后电价为全欧最高。德国电网获得的垄断利润却都转移到了瑞典核电站与煤老板。
中国应汲取德国私有化失败的教训。德国新一轮国有化与中国国内一些人倡导私有化的吁求形成鲜明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私有化主张一直甚嚣尘上。依据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一些人明知私有化已不可能，仍对《决定》断章取义，认为从此“国企民企不分老大老二”，并且利用“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厢情愿地继续宣扬国企私有化。对于《决定》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则视而不见。
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行电力私有化时，柏林政府承诺，市场运作将导致电价下调、带来最好的品质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如今这些承诺统统成了空话。在中国，迷信市场运作，以为私有化和市场化就能消除垄断，就能带来高效率，就能保护环境，就能带来最好的服务，这些私有化的理由与德国当初的私有化承诺毫无二致。
私有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也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只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德国电力私有化后，利用高污染的褐煤发电，成本最低;而城市电网垄断使外国资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中国主张国企私有化的人，从来是把国企和垄断画等号，殊不知私有企业同样追求垄断。2012年，柏林电网获得的垄断利润高达约1.5亿欧元。这些利润到哪里去了，是否用于改善民生和保护环境呢?对于德国来说，都跑到瑞典电力公司手里和生产褐煤的煤老板手里，也就是跑到控股的外资手里，跑到破坏环境的罪魁手里。
中国国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领域具有控制和影响力，要说垄断那也是代表民众在垄断。国有资本获得的利润属于全民，而不是属于少数人，更不属于外国人。这一点，三中全会后国人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决定》中规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零二零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资本不等于官有资本。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垄断，而是代理环节过多和民主监督不力，造成了一些国有企业转变为官僚资本企业。实事求是地说，部分国企不过是招牌，实际是官僚资本企业。
当初铁道部管辖下的中铁资产按宪法都是全民所有的，但实际上许多资产已沦为官僚资本。刘志军是原铁道部部长。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从1986年到2011年，刘志军在担任郑州铁路局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邵立平和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务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他担任部长期间，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运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运作铁路工程项目中标、解决企业经营资金困难提供帮助，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都铁证如山。这就是说，在腐败官员控制下的中国铁路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全民财产。
国有企业当然是国有的，这没有任何疑问。而我们的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属于人民的，国家所有当然属于全民所有，这也没有任何疑问。但这些都是宪法文本上的规定，回到现实这些国有企业都是国家的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并非如此。部分国企已经成为官有资本。中铁如此，中石油也是如此。
周氏控制下的中石油内部腐败之严重超乎全民想象。“大单子”带来的招标腐败，审批权力寻租的“潜规则”，使得中石油这个巨型国企基本上成为蒋洁敏、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和陶玉春等一大批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成为实际上的官僚资本。此外，像惠生工程、安东油田服务、宏华集团、仁智油服(002629,股吧)、神开股份(002278,股吧)、深圳燃气(601139,股吧)、陕天然气(002267,股吧)、百勤油服、明星电缆(603333,股吧)等企业也都卷入中石油腐败案中。中石油全民资产也部分成为这些公司牟利的工具。
国有资本不等于官有资本，但官有资本都打着国有旗号。在大多数善良人的愿望中，以为反对国企私有化就是维护全民所有，事实绝非如此。我们都知道，如果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名副其实是国有的，那么，反对私有化就是维护名副其实的国有;如果国有企业已经名不副实，已经是官有资本，反对私有化实际等于维护官有资本。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有多少已经名不副实，到底有多少已经成为官有资本，无人能统计清楚，但从腐败案中可以窥见，比例并不低。
个体腐败虽然也有严重的，但一个人控制数以千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实难做到。不过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国企的董事长，而他又组团腐败那就不一样了，能使整个国企变成官僚资本。近些年来，国企腐败窝案可谓层出不穷。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曾指斥知名国企古井集团腐败窝案，其高管几近“全军覆没”。特大国企巨化集团上自董事长、副总，下至二级单位厂长组团腐败，致使巨化集团完全沦为特大官僚资本。上海市一家国有大型企业，老总、副总、采供经理组团腐败，竟将一家本来前景很好的国企变成这几个官员的“提款机”。中石化一家下属国企腐败窝案，以李青峰为首的8名高管组团腐败，李青峰还曾到检察院捞部下。官僚资本之严重，犹如国企染上癌症，几乎到了晚期。在这个时候，单纯反对私有化主张国有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去诊断和治疗国企。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有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几个月来，中纪委带走了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聂春玉、陈川平、白云、任润厚，山西官场大地震，官不聊生。13名省委常委5名被拿下，半年多时间有8名长期在山西工作的省部级高官落马。详细案情尚不得知晓，但一批国企成为官僚资本几乎必然。
德国新一轮国有化浪潮证明私有化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中国也不是简单国有化的问题。深化国企改革必须遵循宪法，但决不能保护官僚资本。有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式改革的同志，只从原则出发，脱离现实矛盾;只讲法律准绳，不讲事实依据;只讲本本主义，不讲实事求是。对于打着国企旗号的官僚资本企业，简单认为叫停国企改革就是胜利。近来所有口号都是反对私有化，无视官僚化，国企制度存在怎样的缺陷，是如何导致官有化的，如何从现实矛盾出发拟定国企改革的正确建议，都落在他们的视域之外。
　五、盐业专卖曾于世界多处实施，盐业是涉及国民身体健康和国家资源安全的战略行业
古罗马、印度等国也曾实施过盐业专卖。盐业专卖通常是指食盐销售统由政府垄断、限于政府授权私人经营、或者由公家统一收购等垄断制度。在古代，盐业专卖通常为强势政府控制财源的绝佳方式之一，20世纪的英国，也曾于印度殖民地实施食盐专卖。不过也因为盐业专卖容易造成市场供需不均及价格争议，因此常引起纠纷。印度地区的食盐专卖，也是印度国父甘地反抗英国政府的起因之一。
美国实行产销合一 有严格的技术指标。在美国，六大盐业公司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与中国产销分离不同，他们实行的是产销合一的体制，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很高。美国也是采用食盐加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盐矿归私人所有。在美国，各种用途的盐都有严格的技术指标，并有专门机构对不同用途的盐指标进行监督检查。
日本市场化之前实行保护期制度。在日本，自1997年废止了盐业专卖制度以来，至今国有股份的控制全部退出，完全实现了区域市场的内部化。但在市场化之前，日本为了保护本国的盐业企业，实行了5年左右的保护期，如对进口盐征收高额关税。盐业改革方案尚未定稿 取消专营最快还需两年
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14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但是，专家指出，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商品，的的确确涉及到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民族的安危。食盐是任何人都绝对离不开的食品，又是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不选择的食品。如果其它食品有毒有问题，老百姓可以选择不吃，选择替代食品，唯独食盐无法选择，根本就没有替代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吃。这就决定了一旦食盐出现问题——无论是敌对国家制造的有毒食盐武器还是奸商为牟取暴利制造的毒盐假盐——所有老百姓百分之百都要遭殃，男女老少将无一人能够逃脱。这就是千百年来食盐国家专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六、兰州水污染事件暴露了我国“水务”安全隐忧
2014年4月11日中午时分，兰州市自来水被报苯含量严重超标。当日下午，兰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情况。什么原因导致了水污染，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直接责任方外资企业威立雅瞬间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威立雅自来水污染源头的自流沟，使用年限达到60年，可谓超期服役。兰州威立雅人士介绍，被污染的自流沟1955年安装，为水泥材质，将近60年时间从未更换过。威立雅方面牢牢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大权，在不增加投资、不提升技术、不更新设备的情况下，一门心思谋求利润最大化。4月15日，兰州新闻发布会称“经过调查，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对水质安全存在着监管不力的问题。”
水务私有化是为利益集团牟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垄断资本控制了政府，自由经济之风由英美强劲刮向世界。自由经济理论大力鼓吹市场化、私有化。迈克尔•赫德森在其《全球分裂》（2005年4月美国普卢托出版社再版）一书序言中指出，美国大力推动的自由化不是为了促进真正的创新或发展，其兴趣不在于创造新财富，而是以自由化的名义接收第三世界已有的人民的财富，如资源、不动产或者夺取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
2000年，在世界银行赞助下，第二届世界水务论坛在海牙召开，出席论坛的是大型水务公司代表、言必称市场的政府官员以及自由派经济学家。论坛最后的结论是，有水吃不应视为“人权”，只应视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场及私人企业来满足。跨国水务公司、相关政府官员与自由经济学者竞相标榜，私有化、市场化会惠及所有人。可是，世界各地的经验说明：第一，改革使得供水服务的收费标准急剧提高。第二，水务民营化后，公众监督权利大为降低，饮用水水质和服务质量不断下降。对私营公司的老板和股东来说，其首要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保证人人有水可用。
中国水务改革史：我国水务改革被塞进产权改革的私货，出现外资的身影，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通过直接或间接担保，获得政府间贷款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在主要大城市建设了100多个水务项目。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鼓励外资投资中国公用事业设施建设的政策出台，洋水务开始直接投资。但这一阶段水务业开放领域仅限于水厂和污水处理厂，未涉及管网，合作方式也以BOT和合作公司的方式为主。2002年3月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供排水城市管网首次对外资开放。外资水务公司和投资机构以参股、控股，甚至买断独资的形式开始渗透。2002年12月，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2004年3月，建设部发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由此，大规模的外资和民营资本开始进入水务市场，掀起了水务改革“第一波声浪”。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外资水务巨头纷纷与国内水厂进行合资。在2006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建设部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水务市场发展方向，就是鼓励水务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政府部门出台市场化举措理由更是言之凿凿，核心是“欠账太多”，尤其是环境欠账太多，国家要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就必须建设更多的市政设施，这些市政设施的投资令国家不堪重负。
江涌认为，“在决策部门那里，水务市场化的初衷是推进【特许经营】制度，即经营层面的改革。但是，只有市场方向，没有实施细则。自由化理论本身就存在诸多不足，加上政策的粗糙，如此到贯彻执行时，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正是有些部门的语焉不详，地方政府胆子更大、步伐更快，在【特许经营】之中，塞进了【产权改革】的私货，‘市场化’升级为‘私有化’，即出让当地水处理企业的股权，再限定经营年限。地方之所以纷纷‘偷天换日’，是因为‘产权改革’比‘特许经营’更有短期‘油水’。”
清华大学水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对城市供水行业改革而言，影响最大的表面上是特许经营政策，实质上却是产权改革政策，而其中的关键点又是城市水业资产的处置方式问题。虽然建设部一直在推进特许经营制度，但是，在中国城市供水新的改革项目中，许多项目背离了特许经营。因为大部分自来水公司的改革出让了部分或者全部完全意义上的产权，实现了【专营】。
威立雅横扫中国：高价收购令人咋舌在“市场化”与“私有化”尤其是“国际化”的感召下，包括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泰晤士等跨国水务巨头挟其强大竞争实力纷纷登陆。
1997年6月，威立雅水务从天津市供水部门获得了改造并经营凌庄水处理厂这份合约。这个合同服务覆盖400万居民，威立雅以占合资企业55%的股份控股，合同有效期为20年。
一年后，威立雅水务又与日本合作伙伴，共同赢得了第一个由中国政府批准的水务BOT合同，该项目投资额为1.06亿美元，合同期18年，可满足320万居民的饮水要求。
随后，威立雅开始在中国市场横刀立马，四处征讨，可谓锋芒毕露，锐不可当！2002年，威立雅水务通过国际招标获得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并被许可投入2.66亿欧元。同年11月，威立雅水务与宝鸡市自来水公司及北京首创集团签署协议，共同投资4500万欧元组建宝鸡创威资产有限公司及宝鸡创威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日供水能力23万吨的自来水厂，合作年限为23年。一个月后，威立雅水务集团又与珠海签署了一份“总投资额为2700万欧元，运营期为32年”的污水处理合同。2003年11月威立雅水务与青岛市排水公司和光大集团合作，在中国获得一份新合同，这份为期25年的合同涉及青岛市两座污水处理厂——麦岛厂和海河厂的运作。一个月后，威立雅水务集团和深圳水务集团签订了深圳水务集团国有股权交易协议，获得深圳水务45%国有股权，这次交易是2003年度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购并，也是中国水务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购并交易，合作期为50年。2004年4月，威立雅获得投资北京北苑污水厂项目的资格，这份BOT项目合同期限为23年，日处理能力为40000立方米。同月，威立雅水务以1.52亿元的价码，获得贵州省遵义市南郊、北郊两个城市供水厂35年的维护和运营合同，两座水厂日供水能力为20万立方米。仅过一个月，威立雅又与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开展供水项目的协议，威立雅投资3.55亿元人民币，收购现有水厂51%供水资产，春华水务拥有49%资产，双方合作期限为30年，预计日供水量为40万立方米。两个月后，威立雅-通用水务、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48亿元，改造陕西渭南市区旧供水管网和老水厂，并负责修建新水厂，合同期限23年，预计日总供水量将达到17万立方米。
2005年6月，威立雅水务集团与邯郸市签订了一份为期25年的BOT污水合同。合同所涉项目为邯郸市东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日处理能力10万立方米。2005年9月1日, 威立雅水务与乌鲁木齐市政府正式签约，威立雅水务投资3.7亿元，以51%的股份控股河东污水处理厂，合作期限23年，该厂当时日处理能力为20万立方米，预计三年内污水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40万立方米。当月底，威立雅水务与香港中信泰富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常州获得常州自来水集团49%的国有产权，合作期限30年，在合同期内，威立雅水务集团负责运营和管理日总供水能力为79万立方米的5个水厂(共有员工850名),以及总长为1，750公里的配送管网和客服中心。同年11月，威立雅水务通过国际招标，获得昆明市自来水集团公司49%的国有产权，威立雅水务负责管理水电生产和网管维护。合同期为30年。2007年1月29日，威立雅水务集团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约，以17.1亿人民币高价获得兰州供水45%股权。两个月后的3月20日，威立雅再次以9.5亿人民币的悬殊报价击败中法水务和首创水务，获得海口水务集团50%国有股权。2007年9月27日，威立雅水务以21.8亿元人民币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股权转让项目，这一出价超出净资产额3倍。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水务市场上单项合同额最大项目。在天津项目中，威立雅击退的是香港中华煤气和中法水务，二者的报价分别是9.2亿元和11.9亿元。从1997年正式出手，到2007年，11年间威立雅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水市场，获得了参与中国10多个城市的供水经营，期限均长达20年以上，总涉及近亿人口。
威立雅主席说：中国“是对非本地技术最开放的国家”如今，威立雅是中国水务领域最大的投资运营商，***国水务领域的60%。迄今为止，在中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地区都拥有正在运营项目。据新华社2012年底电，世界水务行业巨头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董事会主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弗莱罗近日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吸引和善待威立雅的市场。威立雅在供水项目争夺上的大手笔，令业界咋舌。在国内水业的版图上，以威立雅领衔的外资已成为主导力量。
在中国这样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为争取获得最大利润而鼓励水资源的消费，更会给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一个重击。同时，当部分地方政府在获取短期的高额溢价时，也是在逃避其保护生态资源稳定性与提供公益服务的的必要责任。
威立雅什么也不干，除了赚钱中国水协会长李振东一针见血：“外商今天高溢价收购供水资产，明天都要成倍地赚回去。一届政府的政绩，将成为今后历届政府的严重隐忧，最终都会转嫁给老百姓。”
法国公司到国外的收购都是政府行为，那都是国家的战略。我们允许家乐福到中国来设超市，可是你去法国开个超市是不可以的。只要中国人在法国开超市超过300平米的话，必须经过法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因为法国人、美国人把零售行业当作一种战略性行业，更何况水、电、天然气。因为我们不懂游戏规则。威立雅花了17亿购买我们的水厂，签的合同有什么埋伏呢?第一，规定了一个水价上涨的公式。而且这个公式跟成本无关，兰州水价必须根据当地的物价水平（CPI）和收入水平上调，而不是根据成本。威立雅在舆论的压力下非常气愤的公布了这个公式。按照这个条款，兰州市必须涨价。第二，兰州供水集团的土地本来要卖8.37亿元的，但是兰州市政府考虑再三，为了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决定不将其计入转让资产。也就是说免费给他，免费把价值8.37亿元的土地送给威立雅。第三，兰州市供水设施改善前，改造的潜力很大。因为兰州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没有分开，而且整个兰州市的管网漏损率高达50%以上，水一半都流掉了。工业用水对水的品质要求是很低的，他就是为了冷却机器，即使脏水也无所谓。但是由于兰州市没有把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开，因此工业用水还是用自来水。而且威立雅不负责维修供水网络，他只干一件事，就是什么都不干，只需要根据物价和收入水平随时调水价。整个兰州市这么大的水网他不改，按照合同规定，最贵的一块由兰州市政府去做。如果兰州市市政府要威立雅去做的话，威立雅说所有改造网络的成本全部反映在水价上。威立雅只赚钱。
按照郎咸平教授的算法，兰州水务公司市场价值19亿元，我们以17亿元就卖掉了，也就是说如果从股票市场上买的话需要19亿元。虽然和净资产相比是4倍的溢价，可是威立雅17亿的价格还是达不到市场价值，比市场价格便宜2亿元。而且兰州市政府又免费送给威立雅价值8.37亿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水价还要跟着收入和物价水平来上调，否则兰州市就违约。从签合同到今天，水价没少涨，可是威立雅既没有投资建设水管网络，也没有引入新的技术，专家也没有过来，专业经理也没有聘请，整个企业原班人马一点没变，只是财务报表做了不少功夫。利润表面上透过会计操纵亏损了，所以要求涨价，至于为什么亏损了，成本怎么核算的，威立雅悍然拒绝调查。当然，威立雅又说你不涨价没有关系，兰州市政府必须再把水厂买回去。而且必须以威立雅所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来谈价格，至于资产负债表是怎么算的，威立雅悍然拒绝透露。
除了对未来水价上涨的预期外，威立雅在兰州项目上，与兰州市政府签订的有偿转让协议，为其收益能够得到保障埋下了伏笔。威立雅在兰州的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这期间产权的权重和不确定性将加大，现在已向兰州供水集团注资了10亿元，30年经营期满后，如果以清产结算的方式，即使按全部折旧来计算，最终转让给兰州政府的价格也不会低于10亿元。可以相信，30年时间，威立雅完全可以把这部分资产做大数倍，再按照当时的资产价值卖回给兰州政府，这样威立雅就能把投资和预期利润都收回来。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使得一些部门与地方政府完全抛弃了水业的公益性、长期性、战略性，于是便出现了“把自己卖了还要给别人数钱”这样啼笑皆非的困境。其他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教训反复表明：一个缺乏战略性预见的国家注定要被国际资本洗劫。
兰州水污染才让我们知道水被外国控制。兰州水污染，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我们必须喝的水已经让法国公司控制了。市场必须能选择买还是不买，水是必须喝的，无法选择不买，因此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则，把这种我们必须喝的水让外资控制来赚钱，这是什么行为？不为别的，仅仅为了活下去，中国人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了!为什么美国的自来水由军方管理和国防部领导，而中国的自来水要由外商经营管理?为什么在我国外汇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还要为引进外资把事关人民生命安危的自来水公司卖给西方国家?
水是生命之源！城市自来水是比所有战略产业都更加重要的生命产业。控制中国自来水行业的法国，莫说是自来水行业不让国外公司控制，甚至连瓶装水行业都不让外国控制。美国不仅不允许外国公司控制，甚至连本国公司都不让插手，而是由军方直接管理，实现军管，外人要参观自来水厂需要国防部批准。中国不是天天效法西方国家吗?能不能在关系13亿中国人生死安危的自来水问题上，也效法一下西方国家，收回自来水公司，让中国老百姓能够踏踏实实喝上一口水?只要能够收回来，合同是不是卖国条约，卖给外资有没有腐败，老百姓可以统统不问，统统不管，只求能够给老百姓留一条活路，特别是一旦发生中西方冲突，出现第二次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老百姓不至于一个不剩地全部渴死或者被毒死。
日本《自来水法》“规定，国家对自来水事业进行管理、扶助发展的目的是为大众提供清洁、丰富、廉价的自来水，提高公众卫生水平、改善生活环境，因此自来水是投资大，回收期长，不盈利或盈利极为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日本自来水公司是国营的，实施独立核算制度，这表示供水企业所有经营活动产生的成本都有其收入承担，但政府不承担财政补助。
考虑到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中国政府应该以兰州水污染事件为契机，由国家成立国有企业统一经营全国水务，建议学习美国由军方管理。这样也可以为安置复员转业军人提供便利条件。
总之，由于取消食盐专营制度关系到国计民生并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如果取消食盐专营制度，不能保证碘盐覆盖率，特别是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影响很大；而且，外资有可能进入盐业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控制。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只有烟草和盐的批发暂时不放开，仍由政府控制。建议按照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办法，完善食盐专营制度，在食盐专营体质下不断推进盐行业的内部改革。防止成为被外资控制的第二个“水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