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部分否定党内第一次“非毛化”的结果

　　军事和政治建设中间的毛泽东化，对很多干部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的”，反过来，非毛化对于多数共产党干部来说才是合乎心意的。1931年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结果是空前的失败 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上，由于毛教员的努力，部分高级干部认识到：必须否定军事上的非毛化。遵义会议之后放弃正规战，回归运动战，意味着多数高级干部部分承认第一次非毛化的失败 。

　　一、否定军事上的非毛化：终结正规战的打法

　　在遵义会议八十周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令人沭目。回顾遵义会议的话题和回顾的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分引人回味。有官学机构的学者，非要把遵义会议和所谓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扯在一起，似乎若非如此就无法界定遵义会议的价值和意义。

　　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曾经发生过，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间遵义会议的意义如何，这是一段新的历史，而今天回顾遵义会议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与历史过程发生了巨大的疏离 。共产党进程之后，一些私心杂念很深的知识精英，获得了共产党历史的垄断性解释权，其中陈伯达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知识精英把学术场域中间文化资本积累的逻辑，不自觉地带到 党史和毛思想的解说中间来，在这样的解说中间：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唯一垄断者，而其他一切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都需要根据这一真理来加以评判。

　　毛泽东本人也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但是，那是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群体所创造的“本本至上”语境中间使用的，开会时一些留洋学生发言动不动就说“拿本本来”，毛教员 很是气愤，曾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反对本本主义》。真实的历史和认识过程是1958年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更为通俗滴说，共产党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所 思所想的问题，多是马列未曾接触和处理过的新课题。

　　遵义会议的真正转折，是终结了“等同于送死”的正规战打法，这个正规战战法最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死守湘江的战役，重新开启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模式，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就是 代表。

　　回顾一下党史，我们很清楚，毛教员一上井冈山就是开启游击战模式。但是，1931年上海中央立足不住迁入苏区之后，毛教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方略被指为“逃跑主义”和“富农路线”。也 就是说，共产党在上海中央迁入苏区之前，原本有着正确的应对方略，但是，从广昌战役开始被终结了。这应该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毛教员的军事和政治方略被全面抛 弃，结果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作为弱势竞争者，从此开启了按照强势竞争者需要的正规战打法，后来的丧师失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上海中央进入苏区之后，除了军事上采取正规化战法之外，根据地建设上也相应地正规化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进入苏区，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政的正规化，是相辅相 成的，也自然地就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既然根据地是一个国家，军队当然就应该在国境上作战，所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成了无可争辩的唯一正确方略。为了排斥毛泽东的运动战和 游击战方略，分三次降低毛教员的话语权，先是1931年宁都会议上夺去毛泽东的党权（撤销其前委书记职务），然后1932年赣南回忆上又夺去其军权（撤销总政委职务），1933年还预备夺去 其行政权（据李维汉回忆，某些人预备在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之下再设执行主席，把毛泽东架空变成苏联的布尔加宁那样的空架子）。

　　二、不同的军事竞争方略要以不同政治建设方略去支撑

　　遵义会议之后的战争方略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军政和军民关系的再一次转变。毛教员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就已经指出，像黄巢、李闯等流动作战方式已经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了，必须通过 建设根据地的方式来为革命战争获取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后来所提倡的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方略。还 是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教员就已经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执行军事战斗任务的战斗队，还必须履行工作队和宣传队的职能，在延安还曾经因为经济困 难追加过生产队的职能。

　　有一个很可笑的皮相之论，说毛泽东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反复阅读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教员的讲话，真实意思有两个：一是不能够再迷信和依赖国民党了，别 人已经拿起枪来了，所以必须反抗，也就是说，国民党作为强势群体选择了战争解决问题的博弈方法，共产党作为弱势一方就只能够而且必须主动跟进，不应该有任何动摇，这个方面出现了 底层要革命、党的指导不革命甚至有反革命嫌疑的巨大差别，也就是说，革命已经只能选择武器的批判了；二是过去共产党人的工作重点是工农运动，现在必须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强调军事 工作。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清醒认识，所以，毛教员在秋收起义失利时，就迅速地寻找建设根据地的可行地理条件和进行持久战的打算，而不是与党内大多数同志那样迷信外国，迷信攻打大 城市。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干革命的问题，首先是被逼拿起了枪杆子，拿起枪杆子之后就必须寻找维护红军生存和壮大的根据地政治条件。与八七会议上毛教员批评的“党的指导不革命”一 样，共产党高层很多人虽然被逼拿起枪杆子反抗，但实际上尚未进入如何进行有效反抗的思路，毫不关注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如何以弱胜强的合适方略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教员的讲话 当时才会被误解为“枪杆子主义”，还因此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可笑的是，这个错误处分被纠正过来之后的很多年里，还有人在那里散布毛教员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红军作为承担政治任务的集团，要求红军承担战斗队之外的职能，实际上准确地反应了红军作为弱势竞争者一方的政治竞争困境：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在军队内部和外部实现高水平的管理效 率。而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实际上是以建设政治认同为中心的新型管理模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中间，有一个说法：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关，诸多管理职能的实现端赖暴力机关所支撑的 有效的强制性。而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在 暴力方面不如对手，也就是说，红军和八路军必须寻找那个强制性不足情况下的有效管理方案。

　　为什么敌军是可以瓦解的？很显然，不是共产党干部水平高、管理招法多，而是因为敌军内部官民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阶级对立，红军和八路军实际上就是要钻这个空子。反过来，如果红 军和八路军内部的官兵对立超过了国民党，显然，被瓦解的就只能是自己。在国共对立的环境中间，到底是谁瓦解谁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竞争：哪一方能够把内部的官兵对立降低 到远远低于对手的程度，谁将是胜利者。有一个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记录到：“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 、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三、军队建设的“毛泽东化”和非毛化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毛泽东化为什么可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很简单，就是内部的官兵对立业已最小化了，战士作战的努力水平不再 依赖于军官的强制和激励，而主要地来自于政治认同的提升。军队内部官兵对立程度的高低，最终决定了到底是谁可以对谁搞“瓦解敌军”——瓦解别人而不是被别人瓦解。

　　同时，军民之间的紧密合作，也让指挥员有了新的作战方略选择，可以最低限度地动用全部的机动力量。最典型的就是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46万人，共产党军队 粟裕部27万人，但汤部进入解放区之后不得不处处分兵把口，守护交通线和打下来的城池，为什么这样？因为国民党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关系，决定了整个的交通线都处于不安全状态 。而粟裕部仅仅27万人，就敢于把所有的机动力量全部投入一个狭小的战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共军溃败，但是，零散的共军能够很快滴得到老百姓的帮助，生存下去并重新集结起来 ，因为永远不存在损失军队百分之百的风险，所以，把全部力量一次性投入战场的孤注一掷打法，也一样是可取的选择。结果就是孟良崮战场所呈现出来的：只有27万军队的华东野战军在局 部有着军力优势，对强敌实施了包围，并短期之内歼灭了国军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

　　在认同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只能够强化管理权，保证军官对士兵的有效控制，舍此就不可能获得高水平的努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及相关环境产生的管理学知识中间，无法想象弱化管理权的 管理模式，一切关于管理学的知识都着眼于如何保证管理权的有效性。而红军自从上井冈山开始，就处于“无人、无钱、无枪”的局面，强化管理权的努力，其所能够达到的上限也很低，因 此，只能够反过来设想：如何激发红军战士的自觉努力，消除雇佣思想。这其实就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的系列努力方向：通过最小化官兵对立来消除认同提升的障碍，同时开放管理权让 士兵参加，营造提升认同的良好气氛。

　　红军和八路军的管理特点是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设置政委和政治工作系统，使其地位不低于军事指挥系统。以政委为代表的政治工作系统，要实现两大目标：对内要实现官兵对立最小 化同时促使积极分子参与管理权开放，对外政委要帮助士兵学会并承担起工作队和宣传队的职能。换句话说，红军的管理效率主要来源于认同提升，而不是控制权的有效性，因此，在红军中 间，守护认同使其不被官兵对立程度上升所破坏，乃是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管理事务。

　　所以毛教员总结说：“（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 ，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 ，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 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论持久战》）

　　四、实践中间的军队“第二次非毛化”进程

　　老田曾经访问过一位杨连长，这位老杨同志参加过老山轮战，当时他担任营射击队队长。老杨根据自己的感受，回顾了军队内部官兵一致的破坏过程，以及官兵对立程度上升的方式。老杨是 文革期间去部队当兵的，他说自己刚刚去部队的时候，生活方面很无能，都是老兵和班长帮助他洗衣服和解决各种困难，冬天的时候部队住窑洞，班长和老兵都住在外面，靠里的一面暖和都 让给新战士，有什么困难和心情纠结，常常得到老战士和班排长帮助排解。老杨回顾说，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人对于自己对于战友对于国家的看法和认同，不是说教所能够 解决的。老杨说，虽然自己在家里很少做家务，但是到了部队之后得到老战友的多方面的帮助，家里父母知道之后也很高兴和放心，完全不担心他在外面受委屈。

　　老杨说，到了1980年代中期，就不再从优秀士兵中间提拔干部和培养积极分子了，军队指挥系统就失去了“带头作用”这一块力量的支持，优秀士兵身上所集中的影响力，就与部队管理效果 提升没有关系了。差不多的时候，士兵探亲假回来开始给班排长连长带礼物，平时也常看到士兵给班长敬烟了。慢慢地，战士跟连长要亲一些，因为训练时总是在一起，跟指导员就比较疏远 了，这跟他开始当兵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战士跟指导员很亲，有什么实际问题甚至心里郁闷也都去找指导员。

　　这个时期，有优势的群体开始追求优势了，无优势的群体开始体认自己的劣势地位。不再关注官兵对立最小化之后，政治工作系统的效果就慢慢地出现了“空转”现象。在军队内部，有优势 的群体服务于弱势群体，这是营造官兵一致的关键。反过来，弱势群体服务于或者取媚于优势群体，则是不认同上升的关键。至于徐才厚那种收钱给官的提拔方式，对于重建官兵对立或者上 下级对立的作用，就无需多谈了。

　　老杨还说，老山轮战的时候，他们站在大山的阴影里等待炮火准备完成，当时自己的心里是极度紧张的，因为文革结束时《人民日报》老是宣传说经过文革的一代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 大多数都中了四人帮的流毒，他心里特别紧张的就是战士会怎么样？冲锋命令下达之后，会不会部队发不出去？如果发不出去的话，就只能自己在前面带，那样的话战斗效果就无法想象了。 炮火准备结束后，命令一下达，证明老杨的担心完全是多余，战士们都很勇敢。老杨总结说，当时的战士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为国立功的思想，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驱使就表现得很勇 敢，老杨还谈到一个江苏的战士家里是老板，这个战士预备退役之后回家接班当老板，根本就不追求立功受奖提拔什么的，但是，依然表现得很勇敢，这让他很感动。战争非常艰难，整个营 的伤亡很大，等到轮战下来，全营只有三个帐篷就都住下了，上面的嘉奖令下来的时候，老杨回忆他们营几个干部没有任何一个高兴的，都是痛哭失声。对于自卫还击战电影表现的说军官战 后喝酒欢呼胜利的场景，老杨表示：一是不相信基层军官中间有这样的人，二是对高层军官有这种反应表示强烈愤慨。官兵一致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会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至少在当 时，对基层军官个人来说，荣辱升迁还没有超越对战友生命和健康的真诚关心。

　　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对比，从更大的社会视野去看政治认同问题，结论就更清楚了。2014年在麻栗坡烈士陵园，有上万名参战老兵聚会纪念老山轮战牺牲的战友，这个活动是完全民间 的，没有任何官方媒体报道，相关参加纪念的官兵多是各地维稳办重点关注的长期上访对象，这一群人业已被视为危险分子了。国家和政治认同就这样逐步消解了，老战士认为自己没有得到 国家的合理对待坚持长期上访，还因此成为各级维稳办的重点对象，这是不是复制国民党的军政军民不和，值得仔细分析并认真对待。

　　老杨自己也是一个长期上访人士，他转业之后在企业里工作后来被买断，参加过多次上访。与政府部门强硬地驳回国企职工上访诉求不同，对转业军官的长期上访，政府相关机构做出了唯一 的一次政策让步。2003年人事部等机构联合下文，对转业军官上访的诉求给予回应，结果是划了几个政策杠杠：什么级别在企业退休后如果不到某个数字就调到这个数字，各地执行政策的部 门采取“政策最小执行方法”：结果是“一拉平”，所有的连级营级团级师级干部都拿同样数量的退休工资，原先的年资和级别差距全部取消了。这种“政策最小执行方法”，老杨和他的上 访战友们都表示不认同，到现在为止上访依旧在持续进行中，说年年都会找时间去省委门口坐一坐。
来源：草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