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公布：

　　“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这句话应该是中纪委公报中首次出现的提法。

　　26日，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开除党籍公职。

　　在周江勇的落马通报中，首次出现了“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的提法。笔者的印象中，这样的定性也是在几十年来的高官落马通报中破天荒地头一次出现。

　　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信号，立即会有什么样的“转折”;这个现象只是说明周江勇的腐败性质以及周江勇腐败案所暴露出来的资本对政权的侵蚀和威胁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不得不去正视，不得不去面对。

　　当前社会的腐败问题极其严重，腐败现象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上至中央下至底层百姓对腐败问题早已深恶痛绝。2021年6月28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第二场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介绍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5万件，查处了408.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4.2万人。”

　　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两年很多高管的落马通报中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尽管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如此大、如此强，党中央采取了多项措施，揭露出大批的腐败分子，然而，腐败仍然呈现出了前赴后继的景象。

　　究其原因，反腐败必须要抓到根本问题，而抓根本问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找到腐败现象背后的本质和根源，对症下药。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认识是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认识腐败问题同样是如此。

　　很多人从现象层面出发，认为腐败问题是古今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把新中国的腐败现象与旧中国特别是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其他国家的腐败现象等同起来，进而跑到古代的“清官政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局部地区那里学习反腐经验和方法。尽管前后两种腐败的表现都是一样，那就是滥用公权、权钱交易，但两种腐败产生的机制却是完全不同的。

　　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国家的本质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而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之间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统治阶级成员之间必须有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私有制国家的腐败本质上是对这个游戏规则的破坏，因而也会遭到统治阶级内部其他成员的反对，所以，私有制国家也要反腐败，但这样的反腐败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最常见的腐败现象就是资本通过与权力的勾结形成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垄断价格、牟取暴利，腐败实质上就是资本对官员在企业利润上的贡献进行的“补偿”，或者说是官员直接(受贿)或间接(让亲属或家族企业受益)地参与资本利润的分红。

　　当然，私有制下的腐败又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它必然会更严重地损害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私有制统治的稳定性，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必然包括让剥削“可持续”的种种措施，例如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劳动力再生产的可持续。腐败现象让个体资本家实现对环境的一次性破坏、对资源的一次性攫取，或者对劳动力进行“一次性剥削”的残酷压榨，进而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在损害其他资本家利益的同时，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受到了极大损害。例如，孟山都这样的大公司通过政治献金操纵政府制定出明显有害于生态安全的政策以保证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亚马逊这样的大企业通过政治游说，阻碍工人成立工会，唆使地方政府出台不利于劳工保护的政策。

　　学者和媒体在抨击中国的腐败问题时，经常会举到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以及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廉洁政府案例。

　　然而，美国与新加坡的“廉洁”仅仅表现在基层公务人员身上，特别是经常被媒体吹嘘的简朴的办公楼，而越往上其腐败现象表现得越彻底。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时，提名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退伍四星上将劳埃德·奥斯汀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尽管这一提名遭到了部分美国民间舆论的强烈反对，但奥斯汀仍然最终上任。奥斯汀2016年退休以后，马上加入了美国第四大军工企业雷神担任董事，利用奥斯汀这个“白手套”，这家军火商仅在2019年就拿到了247亿美元的军事合同，而奥斯汀个人在三年间则拿到了140万美元的报酬。

　　这样的现象折射出了美国统治阶层根深蒂固的腐朽，以及美国政府为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本质，“廉洁”的美国政府不是把反腐败机制化，而是把腐败机制化——那就是在美国普遍存在的“政商旋转门”的腐败勾当。

　　还是举上面提到了美国生物种业巨头孟山都的例子，通过大量聘请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职位、把自己的高管安插到政府做高官等手段，与美国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系。美国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塞尔公司的CEO，而此公司又是孟山都的子公司;美国前对外贸易特使麦克·坎特卸任后去了孟山都的董事会，琳达·费希尔从环境署调动去了孟山都;迈克尔·弗里德曼从FDA调动去了孟山都;玛西娅·黑尔、乔希·金从白宫调动去了孟山都;玛格丽特·米勒从孟山都调动去了FDA……

　　奥巴马的科技顾问吉尔伯特·欧文曾是孟山都公司的高管，奥巴马任内签署了《孟山都保护法》，法案规定即使在对人体有害或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下，转基因公司也将免于联邦法院的制裁。事实上，从里根总统开始，至少四位美国总统在任内都不遗余力地支持孟山都这样的转基因种业巨头;在老布什的任内，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支撑的情况下，更是强行通过了转基因“实质等同”原则，为转基因的推广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政商旋转门”，垄断资本集团还通过“院外游说集团”、舆论操控等等“依法腐败”的政治手段，将美国的国家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了极少数寡头手中，左右了美国的内政外交，垄断资本集团成了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真正掌控国家权力的影子政府。

　　相比美国而言，新加坡的“腐败”反而不具有典型意义。新加坡面积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500多万，还比不上中国很多地级市。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经济成就。1965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之后，新加坡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繁荣的商业以及二战后亚洲最好的基础设施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亚洲第二个发达国家。

　　英殖民统治下的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自由选举，李光耀通过与新左翼力量合作获胜上台，其后李光耀与英国殖民者和邻国马来西亚合作，引用内安法将左翼大多数领袖和骨干全都逮捕，其后通过对反对党的无休止迫害以及对新加坡媒体的掌控，让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一举囊括了所有国会席位，奠定了李光耀家族在新加坡的独裁统治地位。

　　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继任了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职位，次子李显扬先后担任新最大企业新加坡电信的主席、民航局主席。新加坡的主要经济命脉在独立后被收归国有，但李氏家族统管新加坡所有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主宰新加坡经济命脉的淡马锡公司，则掌握在李显龙之妻何晶手中;比淡马锡更神秘、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长期直接由李光耀亲自担任董事长……正是因为如此，新加坡又被人们称为“李家坡”。

　　李光耀是一个彻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人民行动党的口头禅就是“绝不允许新加坡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绝不能让人民偷懒”，在人均经济世界前十的新加坡，政府不为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及救贫保障花一分钱，大量70岁甚至更高龄的老人还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

　　新加坡唯一值得称道的民众“福利”就是建屋发展局到1985年就逐渐拥有了新加坡近75%的土地资源，通过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核心的住房政策，人民行动党才没有遭到激烈反对而长期执政。

　　尽管在劳资关系和财富分配上，新加坡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完全倾向于雇主和富人的政策，社会财富差距非常大，但只要解决好了住房，新加坡的工薪阶层抬脚就可以去“经济落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消费娱乐甚至看病、养老，因为尽管工薪阶层相对新加坡的富人来讲很穷，但相对印马却仍旧是“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

　　新加坡的廉洁程度是“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王牌，依靠李氏家族自上而下的独裁统治和问责系统，新加坡的基层吏治的确非常出色严格的职权划分，清晰的办事流程、详细的法律规章，加上超级优厚的薪水及福利，让新加坡老百姓最经常接触到的公务人员既难以贪腐索贿，也没有多少必要贪腐索贿。

　　然而，新加坡的反贪局和其它机构也仅仅敢于且积极调查一般的中下层公务员的腐败，这种腐败等于是家奴在偷窃和破坏新加坡统治者们的私产——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财富本来就主要掌控在李氏家族以及拥护他们的新加坡大官僚大资本手中。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最后也只是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腐败在大资本、大的政治家族那里只不过是攫取超额利润的“合法”政治手段，只有在小资本、中下层公务员那里才是破坏游戏规则的“违法行为”，换句话说，对劳动人民来讲，私有制才是最大的腐败!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国家的性质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握有权力的各级公务人员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公仆。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本质上是握有权力的各级官员利用权力采用非法或非正当手段占有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腐败不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而成为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对立的敌我矛盾。

　　然而，社会主义毕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仍然长期存在着同私有制特别是同私有观念的斗争。

　　中国有句老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富有的剥削阶级必然用金钱腐蚀拉拢干部，制造腐败，私有制环境下，干部遂使都有被腐蚀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过来的剥削阶级用“糖衣炮弹”腐蚀干部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尽管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和腐蚀，但腐败现象仍旧无法得到根治。

　　这才迫使毛主席在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就很快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从根本上消灭旧的剥削阶级用金钱腐蚀干部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尽管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消灭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但与私有观念的斗争仍然是长期性的任务。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仍然会存在商品经济和八级工资制，其中包含的等价交换原则会被党内一些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此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观念和旧的法权思想仍然会长期影响着干部群体，直到毛主席晚年还在批“走后门”的现象。而应对这些问题，毛主席所采取的手段就是全面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和揭发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同时让劳动人民逐渐掌握各级权力。

　　所以，尽管毛泽东时代也存在少数腐败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毛主席的确通过消灭私有制以及让人民群众掌握和行使各级权力的种种手段，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廉洁政府。

　　而80年代以后，私有制在各个领域的回归，才为大面积腐败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土壤。“与资本勾连”的周江勇腐败案不过是暴露出腐败已经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本质改变的一个标志——资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通过权钱交易为自己牟利，不再满足于腐蚀个体官员，而是要腐蚀地方政权，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在周江勇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这类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腐败做法与笔者上面提到了美国的种种制度化腐败手段已经到了极其相似的程度，而这正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查处周江勇的通报明确提出“与资本勾连”的问题，这相对于“不问姓资姓社”乃是一种进步，说明终于正视这个问题了。

　　对于有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美国和新加坡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制度经验并不值得借鉴，那样的制度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而言反而是一场灾难。

　　毛泽东时代的反腐经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腐经验：只有消灭私有制并不断地私有观念做斗争，官员才“不想腐”;只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官员才“不敢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