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句中国互联网的流行语，出自《三国演义》中蜀国丞相诸葛亮与魏国司徒王朗的交锋。而在看了2019年5月15日美国参议院民主连线副主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克·沃纳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之后，发现将这句流行语送给这位美国政要挺适合的。

　　在讲话中，马克·沃纳参议员公开承认，他有关中国的认知，不是来自于他作为商人和普通人与中国的接触，而是通过阅读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机密简报来重新建构的。根据这些机密简报，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和威胁。根据他的描述，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一届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动用了“全社会”的力量，动用了中国所有的力量，来强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削弱美国的影响。他声称，中国既使用传统的国家工具，包括军事力量和国家情报力量，来窃取美国的军事和商业机密，也使用非传统手段，包括通过国家安全立法来迫使中国公民和企业支持国家安全和中国政府。

　　沃纳本人是美国参议院最富有的议员之一，因为20世纪80年代他是美国最早一批风险资本家，其主要投资领域就是电信领域。根据其个人经历，结合他所谓的内部情报简报，他此次发言主要部分集中在对中国信息技术发展领域的疯狂攻击中。他认为，中国政府系统利用战略安排，比如中外合资企业，从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中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他自己也承认，中国实施的战略中，最麻烦的部分是这些战略“得到了西方公司的配合”。沃纳非常焦虑地指出，相关美国企业太过于关注短期商业利益，而不重视长期利益;从长期看，这种合作将导致自身商业利益的损失，以及整个市场份额被中国企业所取代。

　　为了应对他眼中的中国焦虑，沃纳提出了所谓的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的两步走建议：短期策略聚焦于阻击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5G领域取得突破，5G技术标准的制定必须主要参考美国的判断标准，而非所谓的中国地缘政治利益，以确保美国公司及其西方盟友能够占据主动;必须采取立法阻断中国公司和个人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和个人最终都属于中国共产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打击经济间谍，强化对美国大学中外国留学生的背景审查;要求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更多、更复杂、更莫名其妙的要求。在长期战略中，沃纳要求变革美国的签证系统，吸引更多的移民来美国;希望美国变革投资机构，资助更多有效的创新，以维持美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曾经拥有的领先优势。

　　这份发言，是散发着陈腐气息的老调重弹。如果美国情报机构拿出的机密简报是这个水准的话，建议美国国会可以把这部分预算砍掉，用于其他用途，不管是修墙还是发展美国经济，都比现在能发挥更好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在2015年和2016年通过国家安全立法来迫使中国公民和企业支持中国政府的说法，完全是美方根据自身经验做出的“镜像式”污蔑：

　　1945年8月，在美国陆军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美国情报机构确认了在和平时期拦截信号情报，也就是实施监听活动的合法性;1947年，美国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建立了国家安全局，然后，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既没有国会立法授权，也没有总统明确行政授权的情况下，实施“三叶草行动”，要求美国的三家国际电报公司将所有国际电报“一式两份”，一份发送给原定的接收人，另一份交给国家安全局。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等机构依托“三叶草行动”，实施“尖塔项目”，在监控外国人的基础上，要求对进入特定名单的美国公民和美国组织进行监控。“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对外情报监督法庭，试图用一个橡皮图章来控制美国情报机构的行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项目”，阿桑奇在25万份国务院内部电报中展示美国遍布全球的监控行动，以及与美国情报活动形影不离的美国企业和美国公司，都证明美国而不是中国，才是那个不顾基本游戏规则、情报机构活动肆无忌惮、所到之处公民和企业被迫配合的国家。沃纳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不去充分调阅“水门事件”之后的丘奇委员会报告，不去思考如何认真行使职权确保美国情报机构的网络监听活动遵循美国法律，反过来用一些粗制滥造的情报简报进行忽悠，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添堵，实在是非常无耻。

　　出生于1954年的沃纳参议员，对20世纪70、80、90年代的美国津津乐道。他痴迷于当时美国曾经在技术领域占据的压倒性领先优势，不断在讲话中回忆美国曾经在技术创新中取得的巨大突破。他对中国在当前取得的技术创新也非常清楚，知道中国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机器人技术、超导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领域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是，面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他带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典型心态，从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出发，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分析框架，毫不犹豫地运用荒诞的逻辑，得出了荒诞的结论，即“中国主要靠非法窃取美国机密”的方式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和赶超。他为西方公司遵守中国的法律，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感到痛心疾首，将中国通过市场交换技术的做法视作窃取西方知识产权。他将西方媒体基于道听途说的消息，以及中国某些立法的征求意见稿中的个别措辞作为证据，无视随时可以获得的公开法律版本，结合美国自身从建国就开始的窃取英国等国家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的丰富实践，结合美国自身情报机构游走在法律边缘，对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全球人民实施肆无忌惮的监控的实际做法，结合美国政治精英面对美国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在先进技术领域有效竞争力直线下降却依旧沉迷于党派恶斗而无所作为的焦虑心态，将心中的负面情绪和认知，投射到中国身上，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完美的外部敌人，以宣泄自身的挫败感和焦灼不安，且继续希望能够让中国回到令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来。这样的狺狺狂吠，这样的“皓首苍髯”，居然还能占据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位置，也实在是让人感慨造化弄人。

　　曾经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在他的早期成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过一个“政治衰朽”的概念。后来以“历史终结论”出名的福山，2016年在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尘埃落定前后，也发文讨论过“美国政治的衰朽还是涅槃”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霸权的衰落、转移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是一个经常被论及的经典命题。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是经常被人提及的中美实力的变化，而是以美国政客的陈旧心态为典型代表的霸权衰朽，这种衰朽表现为一度引以为豪的美国创新精神的失落，面对新来的竞争者和挑战者，美国精英优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良性竞争，不是如何用外部刺激实现有效的自我创新与变革，而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把外部挑战和威胁消除掉。这很像沃纳参议员。具有战略短视的不是美国企业，而是美国的政府，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中曾经享有优势，但因为冷战后美国过度透支冷战红利，而逐渐被边缘化和淘汰的那部分人。他们希望回到本质上再也回不到的过去，并通过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上对中国这个主要的外部挑战者实施系统的污名化战略。

　　一个昔日以自由竞争起家的超级大国娴熟地拿起以“平等贸易”为标注的新话语体系，处处要求新崛起的国家“平等对待”自己，动辄抱怨原先由这个超级大国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多边机制这里不公平、那里不对等，动不动因为自己没有拿到最大的一块收益，或者其他国家拿到的收益比它预料的要多，就要“修改规则”“制定更高标准规则”，以维护自身的绝对优势。人们可以认为，这样一个国家在心态上已经不可阻挡地滑向了亨廷顿描述的“政治衰朽”的那个阶段，这也意味着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这种衰朽是不可阻挡的，甚至沃纳参议员对此也不是真的完全一无所知。根据他讲话中提供的数字，美国二战后一度资助了全球69%的创新研发，但今天这个比例已经减低到了28%，而其中涉及非军用的高技术研发只有7%。这种变化是美国内生结构决定的，沃纳议员也只能徒呼奈何地将对其调整纳入长期战略中，而在短期内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更加廉价、更加吸引选票也更容易操作的手法，即将中国树立成为一个靶子后，进行疯狂的攻击。这种做法无疑是符合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同样也是美国政治走向衰朽的证明。

　　一个心态已经衰朽的超级大国最终走下神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而在此过程中，所有那些用粗鄙之语妄称天数，摇唇鼓舌助“超”为虐的，最终也将获得其应有的评价。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这个过程，甚至是结果。

　　(作者：沈逸，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