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指望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中自律、节制、内控，贪婪会冲垮任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曾经主笔起草中国资本市场第一部法律文件——《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的深圳证监局老局长张云东，面对中国金融存在的问题感慨良多，最近他专门撰稿指出“中国金融发展存在悖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服务，要求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市场实践中，我们的政策又允许热衷金融交易的金融机构在交易市场不断创新。

　　何以至此？张云东认为，问题正出在我们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上。他说，有人认为“今天的美国金融应该就是明天的中国金融样板，美国金融制度、交易模式和金融产品都应该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连美式金融危机大概也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了”。

　　“很遗憾，这是一场误会，这是我们陷入了对美国金融认识的误区”。张云东明确指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放任贪婪、邪恶的美国金融，是美国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描述的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的美国金融，是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蜕变为金融自营交易商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作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金融批判者，面对中国股市的异常火爆，2015年5月，张云东撰文《“新自由主义”正在误导中国股市》，警示杠杆资金对于市场的危害，成为那场股市风波的先期预见者之一。

　　在张云东看来：如何诠释历史，反映着如何界定现在与将来。这句话出自一部真实再现清末北洋水师从建立到战败的书《海军，海军!》的扉页上，说得真好。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但问题是，谁在诠释历史？我们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诠释历史？是人云亦云的照本宣科？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揭示历史真相？其实，一部金融史当中，蕴含着多少就事论事地遮掩？我们需要做到心中应当有数。

　　1933年，罗斯福为什么强力压制金融自由化？又如何逼迫金融回到为实体经济的服务的本源，从而赢得美国经济赢得12年高速增长？一些“金融史”告诉我们：那是“二战”的作用。但仅仅如此吗？我们恐怕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无论如何，罗斯福新政留给人类的成功示范，二战后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而使“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成为各国共识。更重要的是，依据这样的共识，美国科技创新喷发，飞机、火箭、原子弹、电子通信、计算机等先进技术不断涌现，经济质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1980年代之后，里根、撒切尔推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侵蚀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了经济空心化，以致金融危机频频发生。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恰恰是在金融自由化体制下，各色金融衍生工具为人们的贪婪插上翅膀，帮助人们在疯狂中自我毁灭。它断送了当年科技进步推动下欣欣向荣的经济成果，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和经济灾难。

　　为什么现在还要重申这一人所共知的教训？因为在张云东看来，这件貌似尽人皆知的事情，似乎对中国金融界没有多少警示作用。他记得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不久，中国金融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美国做过了头，中国还不够。没错，当年我就亲耳多次听到一些金融大佬级的人物逢场便说：在金融深度方面，美国搞过火（过头儿）了，但中国还远远不够。所以美国需要吸取教训，加强监管，但中国应当更多地放松监管。甚至还有说法认为，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工具的错误，而是使用者的错误。于是，被美国金融实践证明存在巨大的风险的所谓“信用违约互换”之类的金融衍生工具，居然堂而皇之地被中国金融机构引进。

　　我当然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也曾撰文多次批评这样的观点。但令人痛心的是，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在中国速成气候，混乱状况大规模、大范围地爆发，中国金融险象环生。毫无疑问，中国金融业该好好反省了，如何“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构建高质量的金融体系，走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是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必须认真完成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