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爆发50年零一天的凌晨，人民日报发了署名评论文章，文章重复了《历史决议》中的既有结论，并有一些微妙新说法。

　　署名评论第三个自然段中说，“《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看出，在文章作者那里是把文革适度地做了切割，只否定当中的一些东西，而保留了另外一些东西。好比文革是个西瓜，以前的说法比较笼统，只讲彻底否定西瓜，现在则把西瓜皮、西瓜内皮、西瓜瓤、白西瓜子儿、黑西瓜子儿做了区分，明确地指出否定的是哪一部分。

　　现在我们来关注四个概念:(1)文化大革命时期，(2)文化大革命十年整个历史，(3)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4)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与实践。

　　就第三个概念而言，“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概念，延展开来或有作为其他运动，例如科技运动、生产运动、妇女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否定的只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报的署名评论中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彻底否定，对“文化大革命这10年的整个历史”，没有彻底否定。由此，在逻辑上，便把“前30年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联系起来了。如果对“文化大革命这10年的整个历史”也要彻底否定，如果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要做彻底的否定，那么“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在形式逻辑上也不成立了。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今天这样复杂的情势之下，人民日报署名评论文章作者能够旗帜鲜明地在评论中表明了对“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社会思潮的态度。这是不容易的，应该点赞。不能指望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把什么事情都讲到讲透，更不能指望一篇署名文章超过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的效力。

　　评论文章的标题，网上叫《绝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报纸原题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但细读会发现，文中嵌入了另外一个主题：绝不允许打着反思文革的旗号，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评论开篇便讲到邓小平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那个谈话长达4个小时，由施燕华担任翻译(施是吴建民大使的夫人)分作两次，内容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段话是这样的：“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尽人皆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516通知)与《历史决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而后者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里面有一个情况必须讲明，《历史决议》否定文革，其所否定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而非否定阶级斗争，而非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些人那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竟然发展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否定党的领导……这就出了大格了，这就突破底线了。这种突破底线的做法30多年来成为一种显象、乱象，成为改革中出现一些人民群众痛恨问题的总根源，成为一些人、一些工作的指导思想混乱，进而造成更多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查当年《历史决议》，社会主义有否被否定?当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否被否定?当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否被否定?当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否被否定?当然没有?《历史决议》对反对什么、否定什么、坚持什么讲的很明白，直到2015年版的中共党章，依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了庄严强调。

　　前段时间去了英国，寻访马克思故居，完成了美国国际卫视《司马白话.特别节目》50期工作量。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讲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墓地拜谒时我在想：既然在整个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除非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否则这个专政是躲不掉的，但为什么在中国，在那些声称反思文革的人的那里，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一个负面词汇了呢!进而又想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当中，哪些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既有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化”之前是以什么样态存在的?“中国化”了以后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还要不要?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束之高阁还是拿来使用?今天少用今天不用，甚至提都不敢提、碰都不敢碰的原因是什么?不再用人民民主专政了，用什么东西来替代它呢!……

　　列宁诞辰146周年那天，我在莫斯科红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员来拜谒列宁墓，他们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胸前别着列宁的像章。人们从红场中央列宁墓，一直排到广场外的入口处。俄罗斯共产党目前在俄罗斯是第二大党，议会中占有第二多数的议席，他们依然坚持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并且得到了较多的底层民众的响应。

　　参加红色旅游活动的中国游客与俄罗斯的共产党员老老少少一起高唱国际歌，许多人现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置身其间，我感动不已。一个十几岁的英俊少年，我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啊!他，忽闪着大眼睛回答说，“我喜欢列宁……” 现场大家都为这个少年鼓掌。后有人说，他是久加诺夫的孙子。接受完我们的采访之后，他果然站到了久加诺夫的旁边。

　　问题不在于这个“小鲜肉”是谁的孙子，问题在于我们是谁的孙子。即今天还要不要继承马克思主义?还要不要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成果?有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不愿意继承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当中原理性的内容，俄罗斯情况可能正相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理解社会主义的主张，概可理解为“休克死”之后俄社会急剧变革致社会动荡的一种报复性反弹。俄共的主张很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俄罗斯。

　　回顾历史，苏联社会发生的颠覆性的变化，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丢掉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显然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重要的原因。苏联轰然倒塌，社会主义联邦遭到了解体命运，而这种解体并没有带来地球村村长所承诺的民主自由人民的幸福生活，北约继续东扩，俄罗斯尊严一再被冒犯，直到今天，俄还遭受着美欧一些国家的制裁和羞辱。在俄罗斯，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年轻一代对北约东扩美国制裁等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心。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论说得最多最充分，他的《国家与革命》核心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重复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顿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后改用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合二为一。许多人讲到邓小平，只讲他改革开放的言论，避而不谈邓小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问题。

　　邓小平不仅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肯定毛泽东，而且贯穿在他复出工作直至去世的全过程当中，越是到晚年越是着意于强调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他还讲，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非常果断。他说话从不啰嗦，斩钉截铁，他做事也干脆果断。两个总书记既然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听招呼不自觉，跌倒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里，一等爬不起来，二等爬不起来，只好弃而不用。这可以算作一个例子吧，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具体的就没有必要说那么细了。

　　198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邓小平说，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话说的给力不给力?邓小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给力不给力?一些人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文革，难道邓小平在搞文革吗?

　　1989年4月25日，“事儿”已经发生了，市面上乱糟糟的，但是还没有进入最极端化。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应该说这个时候，关于问题怎么解决，已经有了一个总的调子了。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是一把刀子，有事儿的时候拿起刀子来再自然不过。

　　1990年12月24日，“事儿”过了，动乱大致平息了。邓小平：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的这段话讲得相当精彩，是邓小平的理论中最精彩论述之一。

　　在今天理论建构当中，有一个“特定顶级概念”怎样兼容的问题。专擅此道某君，说到人民民主专政，叠床架屋搭积木已见力不从心。前些年，有人采取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心不烦的“自静大法”来应对之，少谈、避谈、不谈，就害怕烧香引鬼，怕人家说自己文革思维，怕人家说他不够开明，怕人家说他不是一个开明绅士，怕人家说他改革开放不够彻底。这种正确与否评价标准外部化的现象很耐人寻味，这种把西方社会思潮西方政客好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标准的现象很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在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上， 应该把认识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说要管100年， 这才几年光景啊!

　　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同于文革，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这个奇怪的逻辑愈发说明，我们继续前行，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否定文革的错误，并不等于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并不等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老百姓玩战略模糊，也或者他们自己并不自信，只把“马列毛邓三科中国梦”当成相声演员热场使用的绕口令，通常以极快的速度像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样，裹着舌头在嘴里闪遛，根本不走心，尤缺乏行动上的自觉。

　　外部不争论，对社会上焦灼的议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作为一种策略可以理解，但内部不清楚，内心不笃定，这就麻烦了。这个问题不但一般党员群众糊涂，很多高级干部也不清楚，两任总书记有前车之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有必要。

　　今天，以阴谋史学刊物为代表的某些势力，竭力拔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某任总书记，并非出自对其人的不竭怀念，而是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事处理耿耿于怀，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恨意投射。与这种政治异动相关联的，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价值颠倒……

　　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抛开其他问题不谈，理论上的糊涂、立场上的错位是其重要原因，而害怕被戴上文革的帽子进而躲避、绕开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是理论糊涂、立场错位的具体表现。

　　“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邓选三卷)。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要我们明确是非的界限，还有比这更大的大是大非了吗?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有多清楚呢!

　　须强调一个意思：保持党的决议的严肃性，反思文革是一回事，保持战斗的意志和状态，旗帜鲜明地回击那些侵入党的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是另外一回事。

　　30多年来，借口否定文革，这些人保持一轮又一轮的意识形态冲锋的态势，他们来势凶猛气焰骄盛，锋芒集中指向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原理，也力图从整体上彻底损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念。他们攻城略地，借助互联网大肆传播歪理邪说，讲马克思主义正确道理的人反倒成了少数派，甚至在党校在内的高校讲坛上，他们也公开打着反思文革的旗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把那些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骂作文革余孽……

　　这一类倒行逆施说明，一些人否定文革的真正用意是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抽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基。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人民日报的署名评论员文章第三个自然段是很有必要的，将来对文革问题的进一步梳理显得更加有必要。

　　附

《人民日报》评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任平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度，我们党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