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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晨没话，早饭后，生禄照例不去做社里的活儿，到官渠岸继续听社外群众对灯塔社的议论。梁大老汉想睡一大觉，克服他翻腾了一夜所造成的身心疲困。但是他在小炕上躺了很长时间，怎么也睡不著。他索性起来，不睡了！看来，在灯塔社垮台以前，在黑马回到他草棚院以前，他是不会睡一个安然觉的。
他出来在草棚院站着，呆看了一阵空马棚，觉得更难受。他赶紧出了街门，站在土场上。现在他看见汤河南岸的上下河沿，这里一组那里一组，是灯塔社的男女社员在地里劳动。有的组在早地里锄冬小麦地，有的在稻地的夏种小麦地里打土块和拾稻根。一队妇女组劳动的地方离他最近，可以看清楚哪个是欢喜他妈、任老四婆娘、拴拴媳妇素芳、郭锁媳妇彩霞。嘿！生宝她妈六十多岁了，也上地劳动。当然，她儿子当着社主任，她一定满意农业社了。
梁大老汉看见这番情景，心中怪不是昧道。他想这些庄稼户男女都是轻易信任梁生宝和高增福，跟着他们胡弄，现在连农业社的根基已经动摇也不知道，真够愚笨了。
他回到草棚院里，空马棚立刻对准他。他又出了街门，站在土场上。这回他看见了——远远的冯有义街门外的土场上，隐隐约约似乎是一帮牲口：红牛、黑牛、白马、黑马、黄牛和灰驴。
不看见还罢了，一着见了牲口，梁大老汉想他的黑马的心思，就再也放不下了。他第一次想到社里的饲养室去看看，不！管他农业社什么时候散伙哩，他先把他的黑马牵回来用一用再说。用毕，让生禄或媳妇牵回饲养室去！主意巳经定了！好主意！ 他回到草棚院，对生禄媳妇说：
“你去把碾子扫净，再去灌三斗稻子！”
“做啥？”生禄媳妇被三个娃子缠得昏头昏脑问。
“还要问吗？碾米！”
“爸，刚过年，咱还有米哩。再说，我今日顾不上……”
“我碾！我闲得心慌。我得做点活。”
“咱昨日没给饲养室招呼呀……”
“牲口全在场里吊着，没招呼也牵得来。”
“可社里的规矩是头一天招呼……”
“我去牵，看他任老四给不给！”
粱大老汉倚老卖老说着，拄着他的长棍起身了。要是生荣媳妇在家，一定会劝说阿公；但她春节后走娘家和爹妈辞别，说定动身去甘肃的前两天才回来。生禄媳妇脑子少拐几个弯儿，只疑惑了一下，没有劝阿公不要牵黑马去。
土场边几棵洋槐树中间拉着粗麻绳，一边拴着几头牛，另一边拴着几头驴。在初春暖烫烫的阳光下，任老四一个接一个地给牲口刮刷皮毛。有几头牲口黑夜爱卧圈，挺脏。饲养员总是先给要出勤的牲口流洗打扮。要是没有出勤的，他总是先把大黑马收拾千净，另拴在一边的木桩上，然后才开始刮刷牛和驴。黑马的地位在灯塔社的饲养室也是很高的，饲养员优待这头牲口。
任老四正在给原先是冯有义的老黄牛刮毛的时候，听见背后大黑马咴咴地叫唤。他扭头一看：啊！梁大老汉拄着长棍走来了，真个是好马认主！
“梁大哥！”任老四嘴里溅着唾沫星子说，“你是喜客！咱灯塔社牲口合槽，你这还是头一回到咱饲养室来。你老哥喂马有经验，给兄弟教些办法，把咱社里的牲口喂好。”
任老四是诚恳地真心实意求教。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很和气，笑脸相待，并且停止了刮刷牲口，迎向前去。但是他看见梁大老汉软皮囊似的老皱脸却始终吊着，听了他的话也没一丝笑容。
“我来牵牲口。”秃顶老汉阴沉沉地说，瓮声瓮气。
任老四立刻觉得不对劲。昨天出了自占魁吆车的事，官渠岸的中农们和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正在尽量夸大这件事的性质，煽风点火。饲养员很自然地联想起来，提高了警惕。可别再出事！
“你要性口做啥？”饲养员警觉地问，盯住老汉的脸色。
“套碾子喀。”老汉挺神气地说。
“几斗？”
“三斗。”
饲养员考虑起来。他感到有点作难。社务委员会规定社员做碾磨活儿，都得头一天通知饲养室。这老汉却不遵守。到底是给呢？还是不给呢？给吧？他不严格按规定办事，开了恶例，会给他惹出多少麻烦。谁办公事都得有点原则性儿。不给吧？老汉这么大年纪了，头一回来牵牲口，他实在不好意思伤老邻居的脸。怎么办呢？
任老四一想到这老汉是共产党员梁生荣他爸，而且听说老汉很快就要到甘肃找生荣去了，他就倾向于灵活性儿。他看见老汉斑白胡子多长，又想：他别的社员也未必有人看这老汉的样子。他就溅着唾沫星子说：
“罢罢罢！梁大哥！你兄弟把话给老哥说在明处：本来嘛，头一天没通知，不能给你牲口。可是，老哥这是头一回，下回再这样可不行哩。”
任老四说着，指着原先是冯有万的小黑牛：“牵去吧！”
秃顶老汉脖子一直，两只血红的眼睛凶狠地瞪了起来。
“我嫌牛慢！”
“不要牛，给你驴。”任老四耐着性子迁就，仍然温和地说。
梁大老汉腰杆一挺：“给我黑马！我使唤不惯瞎猫死老鼠！”
饲养员现在完全看清楚了，这不是正常地要牲口啊！这多半是出了白占魁吆车的事以后，借机寻衅哩。任老四再也忍耐不住，脸变了。他两鬓发热，眼看就要冒火了。话已到了舌尖，他又使劲咽了回去。不！不和这个棺材瓤子一般见识！他仍然好言相劝：“梁大哥！你听我给你细说情由。委员会规定：无论哪家社员做碾磨活儿，都不给黑马。为啥哩？皆因黑马是只做社里的集体活儿——套车、犁地、不做社员私人的活儿。我给了你，旁的社员也来要，我说啥呢？大伙都图快，都想要黑马做碾磨活儿，不得把它累得趴蛋吗？梁大哥，你知道黑马还怀着驹哩！”
任老四手里拿着牲口刮子，做着手势，嘴里溅着唾沫里子，振振有词地说一片大道理。……
谁知粱大老汉就抓住这句话，怒气冲冲质问他：
“白占魁拉了一车黄豆，还坐在车上唱戏，把牲口用不趴蛋？我套一下碾子，就把牲口累得趴蛋哩？你这是讲的哪一国的理？啊？”
任老四眼眨了几眨，没有现成词儿。他赶紧想着拿什么话抵档老汉。他想起了，这是农业社的理；但老汉不等他说话，又走上前一步，逼问：
“俺的性口闲着站在这里，自家用一下也不行？啊？”
“这现时不是你的牲口了！”任老四这回真冒了火，不客气地说。
“那么是你任老四的牲口？”
“也不是我的。是农业社的！我讲的是农业社的理，你不服气？”任老四补充说，气得涨红了脸。他失去了任何忍耐心，也把腰杆挺起来，把唾抹星子溅到他梁大老汉的脸上去。
秃顶老汉咬牙切齿地说：“啊呀！想不到你而今变得这么厉害！办社以前，你常在俺碾子和磨上碾米、磨面。你不光借俺的牲口，连笸箩和簸萁也用俺的！才办起社几天，你当了个管牲口的，就这么不讲情面！要是你管人，俺一家子还有活路吗？”
梁大老汉怒气冲天，动手就去解黑马的小缰绳。
“你牵去套! 嗯!你敢？你……”任老四气得脸煞煞白，说不出话来，下嘴唇颤抖着。
梁大老汉一边解马缰，一边说：“我不套哩！俺自家连一回也套不成的话，农业社也套不成！我牵到黄堡卖去！你任老四不是卖了小牛，给农业社交钱吗？”说着，解开僵绳就牵着向黄堡走去了。
任老四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场上，气得拿牲口刮子的手直抖嗦。他是去抢夺黑马的缰绳呢？还是大声吼叫在地里劳动的冯有万呢？不！不！他独自一个人很吃力地思来想去，得出结果：不能这样闹。昨天才出了白占魁吆车的事，今天又演这出意料不到的丑角戏，他把社里社外的人都招惹来看热闹，岂不败坏灯塔社的名声吗？
他想：“秃老汉是赌气，谅他也不敢真卖社里的牲口。甭看他气冲冲地牵走了，过一忽儿，他要是自己不牵来，也得让生禄送来。我不把他当回事，看他怎样！就是这番主意！”
任老四继续刮刷老黄牛。事情一想开，他反而不那么着气了。越觉得梁大老汉的行为太可笑、太糊涂，他越认定不值得大喊大叫。他一边刮刷黄牛，一边在脑子里想：也许这时已经有人在路上碰见老汉了，正在解劝老汉把黑马送回来呢；也许路上碰见的什么人告诉了生禄，生禄正在去黄堡的路上追赶他爸，一忽儿会把黑马送回来的。放心！
任老四不着急。他把所有的牛和驴都收拾干净以后，就进饲养室去起圈。社务委员会巳经决定：派农业劳动力把牲口在春节以来踏的粪起出以后，再不等积厚了粪再派人起圈了，而改由饲养员本人每天把头一天黑夜积的粪起出去。粪不多，活儿不重，占时间也不长。任老四对这个改变满心畅快。只要饲养室干净，空气好点，牲口健壮，当饲养员的多做点活儿，又有什么呢？
今天是实行新办法的头一天。任老四嘴里噙着烟锅，手里拿着铁锹，一边吸早烟，一边往担笼里掘粪。他满意地想：这个办法准好。那些笑灯塔社穷的人，等着灯塔社死牲口呢。现在看他们再挑出什么新弊病来！
“任四叔，俺爸到这里牵牲口来了，怎么不见影儿呢？”一个女人不安的声音。任老四抬起头来，见生禄婆娘站在饲养室门坎外边的石台阶上，满脸惊慌。
任老四的左手从嘴里拿出短烟锅，指黄堡的方向冷淡地说：
“叫生禄到街上去寻你爸吧！”
“他到街上做啥去了呢？”
“他要牵黑马去套碾子我不给，他就赌气牵到黄堡卖去了。就是这！”
生禄婆娘一听，登时急得脸通红。她顾不得再问详情了，折转身下了台阶，就冲出街门去了。
任老四独自一个人站在饲养室里头笑。让生禄给他爸说好话去吧！旁人谁要是给老汉好脸相待，老汉还以为是怕他哩。任老四本来牢记着自己从前经常借用这家富裕中农邻居的牲口和家具，他对他们的态度始终好。甚至于生禄曾经接连两次到饲养室来挖社里的料给黑马偏吃，任老四也不好意思当面干涉。他痛苦地忍受着不忠于职责的惭愧，把这件事报告了副主任。今天梁大老汉竟把贫农邻居办社以前借过他家黑马的情谊，当陈账讨起来了，任老四一下子对他们全家人都反感了。连在那个家里不管事的生禄婆娘，他也不喜愿和她多说一句话。
他把烟锅塞到嘴巴里，继续用铁锹往担笼里掘粪。生禄婆娘这一来，他更加放心了。等着看生禄怎样红着脸把牲口送来吧！任老四这回还要数说生禄几句——“你爸演得这出丑儿戏，是给在解放军里的生荣丢人！哇！……”
“你爸的行事和你家街门口的光荣牌不相称！”他甚至想不客气地这样说。他没有恶意。他实在是为了老邻居好。
把头一天黑夜踏下的牲口粪都担出去了，任老四又担了两担干土，撒在饲养室粪坑的后半部分。他把干土预先撒好，目的是让它吸收牲口的尿。这样比事后垫土更干净，也不因为每天起圈影响积肥。这件事办得使他满意。他忘记了梁大老汉使他生气。他在饲养室里劳动着，心情一直不坏。
他又给饲养室的水缸里担满了水，最后把槽也扫干净了。他到院里仰头朝天看看！日头已经到了蓝天的当中。他想起生禄为什么还不把黑马牵来呢？他不相信生禄又是让他爸出面闹事，他自己故意躲在一边不管。生禄不至于重演去年给秧田里下稻种的戏吧？
任老四现在有点不安起来。他站在拴牲口的土场上，右手齐眉毛遮住阳光，伸长脖子朝黄堡去的路上望着。
终于在那边，在一个独立草棚屋旁边的路上，一个人牵着黑马走来了。任老四仔细眺望：那人不像生禄。是谁呢？挺胸阔步地走着。……
“有万！”任老四最后看清楚了，心里不由得一征。怎么不是生禄，而是有万把牲口牵回来了呢？事情一定不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简单。他开始怀疑：他今天做得有什么不对吗？……
生产队长牵着黑马一走到饲养室外边的土场上，就不满地瞪着伺养员，说：
“你太不负责任理！人家把社里的性口牵去卖．你也不来给我说一声！”
“我思量他……他……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任老四前言不接后语地问。
有万把黑马牵到拴马桩那里，生气地说：
“我怎么不知道？生禄婆娘到官集岸去寻生禄，喊叫得全村都知道了！”
“哎！哎！”任老四用右手在自己包头巾的头上拍了两巴掌，悔恨自己汉大心粗。他忘记告诉生禄婆娘去寻生禄的时候不要嚷叫：他家丢人事小，败坏了灯塔社的名声事大。任老四由于自己的过失而感到难过，很愧悔地问生产队长：“你在哪里追上秃顶老汉？”
有万已经把黑马拴住了，转身气恨恨地说：
“我在地里一听说，丢下锄就往黄堡跑。我到了大桥打听，说老汉牵着马进了街了。我就直端进街，果然，老汉牵着马正在街上走哩。我追上他，就夺缰绳。老汉死不放手，还朝我瞪眼哩。我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放开缰绳就往街道上倒。真个赖！”
“这个死老汉！”任老四鄙弃地说，“他讹你，你怎办呢？”
“我管他呢！我牵了马就往回走！”有万理直气壮，“我过了大桥了，才碰见生禄急急慌谎跑去。他问我话，我没理！”
任老四听了生产队长的话，说不出他心里的难受。他本心为了不扩大影响，现在影响更扩大了。应该是他和老汉在这土场上演的一出戏来，让有万和老汉在黄堡街道上演了。
任老四在土场上蹲下去，两手抱住头难受。
高增福早饭后到了下堡村。卢支书和樊乡长都到县上开三级干部会去了，增福恳切地请乡政府文书晚上过河到蛤蟆滩，参加批评白占魁的社员大会，帮助掌握一下会场，一方面防那家伙不低头认错，另一方面也怕社员们吵闹起来。这位小心谨慎的农业社副主任从乡政府出来，碰见汤河下游各村的庄稼人经过这里到黄堡去上集，他想起给社里的两个饲养室买两根扁担和两对笼子，让饲养员们起粪好用。本来小农具都是由做活的社员自带，现在决定不另派劳力起粪了，社里总不能让饲养员常用自家的担笼吧？迟早要买，费钱也不多——高增福这样想着，就投入了上集的人流。
他做什么都爱痛快，不愿拖拖拉拉。
一进黄堡镇，他就离开上集的人流，走进前街北头供销合作社的生产门市部了。一向是仔细过日子的穷庄稼人，现在给社里当家，像给自家置买东西一样，费了好半天时间，忘记了一切，埋头在一大堆扁担和笼子里头挑来拣去，选择最结实、最端正的。他挑好了所需要的货，去交钱和开发票。咦！营业员们正在谈论灯塔社的事情。他不由得一怔。又出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说的是冯有万把黑马夺走以后，梁大老汉倒在黄堡前街南头，围看他的庄稼人和买卖人一霎时间从四面八方跑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拥挤上去，跷起脚尖，探头往里头看。每个人都向身边的人打问出了什么事情，十有八九都说不上情由。后来围看的人群里有一个下堡乡蛤蟆滩人说：夺走马的是灯塔社的生产队长，倒在街道上的是原先的马主家；大儿子把马入了社，他爸不情愿；二儿子在解放军里当军官，所以这老汉敢闹事……等等。围看的人群纷纷议论开了。梁大老汉倒在街道上，看样子正打主意，这最后一句话恰好提醒了他。他腾地站了起来，拄着长棍，就往后街的黄堡区公所走去。老汉身后跟了一大群人。他大儿子从蛤蟆滩跑来寻他的时侯，老汉已经进了区公所的大院落。挂着区委和区公所两个牌子的大门被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高增福听到这里，头脑一下子胀大起来。他登时觉得脑子里头木愣愣的。他焦急地问：“老汉怎么把黑马牵来的？”营业员不知道。他问：“老汉把黑马牵到黄堡镇来做啥呢？”营业员也不知道。他又问：“人群里头那个蛤蟆滩人是谁？”营业员不认识，只说是个中等个子，很敦实，方形脸胖胖。“右眼上眼皮有块疤痕没？”营业员说没注意看。高增福最后灰心丧气地问：“那个蛤蟆滩人也没解劝梁大老汉几句？”营业员说没有，看样子对老汉闹事还蛮高兴哩。高增福明白了，估摸那人八成是姚士杰。他赶紧付了担笼钱，匆匆忙忙叠起了发票，装进棉衣口袋里，带着两副担笼就往区公所跑。
他到了区公所，梁大老汉已经不在那里了，看热闹的人也早散了。他这才想起区委书记王佐民以下所有的区千部这时都在县上参加三级干部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哩。区上的前后院落空寂无人，静悄悄的，有几只麻雀在还没有发芽的洋槐上叫唤。高增福把两副担笼放在一进街门的大院落里，长叹一口气。从一个房门里走出来一个区上留守的同志。高增福上前去说明自己是什么人，问梁大老汉的去向，这才知道是梁生禄把他爸寻回去了。留守的同志把梁大老汉所说的经过情形简单地告诉了高增福，先批评农业社不应该派二流子吆车，说发生了事情以后，生产队长追到集上来推倒军属老汉，更是错误的，影响最坏……等等。高增福听着，瘦削脸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青，鼻尖上冒出了一粒粒细碎的汗珠。他痴呆呆地站在院里，直至区上留守的同志叫他赶紧回去控制局势不要发展，他才困难地弯下腰去，挑起他给社里买的担笼，情绪低落地走出区上的街门。
嘿！他沿街碰见几乎所有的人——在一块走着，或者在一块站着，都在说灯塔社的这事。庄稼人们还改不了乡村里几千年古老的习气，不由得要按照所知道的情由评论张长李短。高增福听见有些人说军属老汉也有些过错，不应该非要原先是自家的牲口套碾子不行；有些人则说：饲养员坚持农业社订下的制度应该，不过态度要是好些，也许军属老汉不至子把原先是自家的牲口牵到镇上来卖；有些人说：生产队长是个愣小伙于，不该把军属老汉推倒；有些人则说：一个人打官司永不输，不能只按军属老汉说的评理……等等。庄稼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地叙述着这事，争论着道理。高增福从后街走到前街，所听到的传说就有了发展。有人甚至于说：生产队长把军属老汉戳了两拳头……
高增福挑着给社里买的担笼听着，低下头深深地叹气，为有万的火暴性子惋惜。春节以前，灯塔社扯旗放炮成立，谁料想过了春节才十几天，街谈巷议的已经不是首创者的光荣了。令人难受的是：今天到这里上集的有些不喜欢农业社的人会把这事有声有色、加油添醋地传遍黄堡全区的每个村庄。他忽然听见什么人喊叫：“高主任！”
他扭头一看，从茶铺门前跑过来他从前熟长工的主家，正是“中等个子，很敦实，方形脸胖胖”。就是他！
“你在哪里来？高主任，你社里闹事，你还不知道吗？”姚士杰脸带讽刺地笑着，幸灾乐祸的样子。
高增福瞪起仇恨的眼睛，直直地盯住富农阴险的面孔。
姚士杰见增福还不示弱，忙改变了神气又说：“嘿嘿，其实也没啥。梁大老汉动不动发疯。外村人不知情，咱滩里都晓得喀……”
高增福霎时满肚子冒火：好恶毒的富农！在背后煽风点火，在他面前洗清卖白。他简直想掼下担笼，扑过去扇这个家伙两耳光。但他的理智终于控制住他激动的感情。他不像有万那样任性。因为急于回蛤蟆滩去，他只咬牙切齿，铁面无情警告说：“姚士杰！你放规规矩矩！俺社里的事，没你说话的权——利！”说毕，又瞪了姚士杰一眼，才忙扯腿走了。
他人在路上走着，心早巳先回蛤蟆滩去了。社里这时闹成什么样子了，他简直不敢想象。是不是会有社员因此对办社的信心动摇呢？是不是郭庆喜见梁大老汉这一闹，也想把自家的骡子从饲养室牵回家去呢？因为没见冯有万和任老四的话，不知道梁大老汉这事的底细，高增福心里头很不踏实。主任和驻社干部到县里开会不长时间，社里头竟乱到这步田地，高增福留在家里负责，深深感到惭愧，惭愧！
他一路上闷着头走路，只看着面前的一小块路面。整个关中平原上空是蓝天，仍然有积雪的终南山峰峦和汤河两岸翠绿的麦田，这么广阔壮丽的山川都不能使这位伤心的农业社副主任抬起头来。他只顾一边在脚底下飞快地赶路，一边在心里头悔恨自己：在白占魁要去吆车的时候，他为什么息事宁人，含含糊糊同意呢？在群众议论白占魁不爱护牲口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当天晚上就开会批评呢？他想：要是这两次他大胆一点，也许出不了梁大老汉这事呢。
高增福想到这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病在哪里。为什么在办社以前他能对白占魁铁面无情，而在办社以后，自己又在了党，却变得顾虑重重呢？毛主席要求试办农业社只许办好，不许办坏是应该的；是他自己不强，所以处处怕影响不好，才束手束脚。他一路上总摆不脱一个念头：要是主任在家，准不会出这大事情。一种对不起生宝的感觉，使他感到好像心胸往一块收缩。
“怎么到这时才回来呢？”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把高增福从沉思默想中唤了醒来。
他抬起头：原来是社会计任志光到村外的路上来寻他。志光也是愁容满面，两道眉拧到一块了。小伙子去年还是个活活泼泼的娃子，办社以来，日以继夜的趴桌子建账，把人熬消瘦了。增福对志光有一种亲兄弟般的感情，心里想：等各项账目都抄写好以后，你参加劳动，再甭熬夜了。
“我买好担笼，听说梁大老汉闹事，又到区上去了一回。”高增福情绪不高地回答，“梁大老汉回来以后再没闹吧？”
“他还想怎样！”志光愤恨地说，“除过到黄堡去败坏咱社的名声，他还能做啥？把担笼让我拿一副……”
高增福给了志光一副担笼，难受地说：“唉！自建社以来，咱没见老汉的面，猛不防他来这一下。太突然了！”
“疯子！”志光挑着一副空担笼，恨得咬牙说，“来了那股劲儿不由他，过了那股劲儿又软成一摊，总是叫生禄出来说好话！”
“怎样呢？”增福听说事态不至于扩大，喜出望外地问，“生禄给谁说好话呢？”
“梁三叔。”
“主任他爹？”
“就是的，你听我细说情由”志光从头至尾谈叙邻居老入的情形，说，“你不知道，自听说白占魁吆车不爱护牲口，梁三叔气得嘴唇都白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记得：是主任当初坚决要吸收白占魁入互助组的吧？”
“记得。大伙全不想要，确实只他一个人……”
“对。老汉就为了这个，说主任做错了事，他羞愧难见社员的面，连街门也不出了。他平素一吃饭就到饲养室给俺四叔帮忙，昨日吃了晚饭，今日吃了早饭，都没去。刚才听说他大哥卖马的事，老汉一下子冒了火，跑到生禄家街门外的土场上，跳着吼叫：‘我儿办社你捣乱！俺又没强迫你家入社？你要是不情愿，你家甭入嘛！为啥要到社里头来给俺胡搅？’又说：‘你把生宝不当侄儿，我也不把你当哥了！这回咱弟兄撕破面皮干。我绝不容情你！你儿也在党。我到甘肃寻生荣去呀！’梁大老汉在草棚屋里一声也不吭，生禄和他婆娘出来给梁三叔说好话。”
“死老汉光坏咱社的名声！”增福鄙弃地说，发呕地往路旁吐了口唾沫。
两个人回到蛤蟆滩。各个草棚院街门外的土场上，这里一簇人，那里又一簇人，都端着饭碗，说社里发生的事情。增福叫志光把一副担笼拿到二队饲养室去，他自己拿一副到一队饲养室。
惭愧的任老四嘴里溅着大点大点的唾沫星子，把梁大老汉到饲养室要牲口的经过情形，从头至尾对副主任说了一遍。刚刚说到有万批评他不该让梁大老汉牵走黑马，有万和志光也到饲养室来了。
愤怒的有万谈叙他在黄堡街上夺马的情形，激动得脸通红。他赌神发咒说他并没有把梁大老汉推倒。他仅仅掀开老汉扯缰绳的一只手，老汉就自己倒在街道上了。他以为老汉只是耍赖皮，所以不理他，只管把马牵回来了，根本没想到他会闹到区上去。……
高增福相信有万的话；因为志光说梁大老汉软了，就证明他没理。增福听了老四和有万所说的全部经过，事情并不像他在黄堡镇上听说的那样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他心里登时踏实了许多。在路上还沉重的头脑，现在他感到减轻了重量，浑身也轻快了些，有了一点肚子饿的感觉。他对办社以来最亲近的这三个伙伴鼓劲儿说：
“天塌不下来！咱各自回家吃了饭再说！”
各个草棚院外边土场上三人一簇儿，五人一簇儿吃饭的社员们，饭后陆陆续续都到铁锁王三草棚院来了。人们本来是到王生茂草棚院看副主任怎样办的，生茂端着饭碗站在街门外对每个想进院的社员说增福才在做饭，劝大伙不要打搅，“当干部的和大伙一样肚子饿，人们这才统统到隔墙社办公室的院里去了。
好心肠的生茂嫂子帮助急忙的房客擀着面。增福自己蹲在脚地烧锅。通过敞开的板门，可以听见隔着只有三板高的土墙那边院里，社员们大声议论着眼前这事情。每个人的声音都听得清楚，虽然是一队出了事情，二队的社员们也同样激动。
增福一边往灶火里添柴，一边仔细倾听社员们吵些什么。
人们的看法和喧哗声一样杂乱。听，怪白占魁吆车不爱护牲口的有；怪社干部不该派白占魁吆车的有；怪梁大老汉借口闹事的有；怪任老四当时不该让牵走黑马的有；怪有万没找生禄而直接跑到镇上夺马的有；甚至于埋怨生宝当初不该吸收二流子入互助组的仍有……。这使得增福想起：谁家打破了缸的时候，你听去吧，全家人都在七嘴八舌头，给所有与打破缸有关的人都能论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过错。可是打破缸的根本起因是什么呢？却常常是多数人不能一言说准的。增福考虑着：社里出的这乱子，怎样向社员们解释最好呢？
锅里的水烧开了。生茂嫂子帮助擀好了面，就回自己草棚屋吃饭去了。增福也没想起说句感谢的话，就下好了面，给忍饥挨饿的才娃先盛起一碗，然后给自己也盛起一碗。父子俩正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住在官渠岸的他哥增荣来了。
“你看你！在官渠岸住得安安宁宁嘛，你可把好好的草棚屋拆了，搬到这里来办社！而今弄成这个样子，看社散了你怎回官渠岸呢！”增荣站在敞开的板门外头，焦急地责备蹲在板门里头脚地吃饭的兄弟。
埋头吃饭的增福抬头一看：嘿！他哥满脸惊慌失措。外貌和他很相像的眉眼间，皱起一堆愁纹，好像焦急得简直要哭的样子。尽管增福懂得他哥对他是一番好心好意，并且记得自从办社以来，他哥常把官渠岸人们对灯塔社的议论及时跑来告诉他的好处；但现在正当他心里既忙且乱、既急且躁的时候，他哥这种胆小怕事鬼的惊慌失措，又引起他的反感。他像去年春荒中他哥决定退出他的互助组和富农搭犋种地时一样厌恶他哥。
“谁说社要散了？”增福不高兴地说，也不站起来，甚至连头也不抬，继续吃饭。
增荣不管兄弟高兴不高兴，走进屋里来了，恨不得掏出心来。
“你怎是这么个僵脖项呢？你到官渠岸听去嘛。一大群人，一片声，都说社要散了。难道是一个人两个人这么说吗？众人是圣人！”
啊啊！这里在铁锁王三院里聚集着一大群社员，那里在官渠岸也聚集着一大群社外群众。终南山下汤河边的这第一个农业社，现在遇到了成立以来的头一次风浪。这时增福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地想到：社里的每一个困难和问题，社外随时都有人在议论，这些不利的影响，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并不只是姚士杰或者再加上郭世富一两个人啊！
增福这么一思量，反又对他哥的紧张心情有点原谅了。他把筷子从汤面条的碗里拿出，站了起来，问他哥：
“官渠岸人们又怎么说呢？”
“说你们鸡毛飞不上天，穷鬼办不成社喀！”
“谁说的？”
“几个中农都这么明说哩。”
“郭世富在里头吧？”
“在哩。世富老大倒啥话也没说，就是笑笑，看起来心里也是这个意思喀。杨加喜和孙志明说了几句话，人们一片声说对……”
“说的啥话？”
“你听！你们灯塔社两顷多地哩。要是梁生禄的马和郭庆喜的骡子老出麻烦，尽剩些蚂炸驴和骨头架子牛了，看你们怎犁得过嘛！你说人家说得不对吗？你还嫌我说哩？在官渠岸住得安安宁宁嘛，你可把好好的草棚屋拆了，搬到这里来办社！而今弄……”
“行了！行了！你快回去吗！”增福又厌恶起来，“好我的哥哩！那面院里多少社员等着我，你让我赶紧吃饭……”
他哥生气地走了。增福重新听见隔壁院里嗡嗡的喧哗声。现在，他连谁的声音也听不清楚了。只这一霎时的工夫，社办公室院里大约已经被社员们挤满了。在那一片嘈杂的喧哗声中，分明还有妇女们和娃子们的声音——有的叹息着，有的怨恨着，还有的咒驾着……
增福用筷子匆匆地往嘴里扒了两碗汤面条，肚子不那么俄了。他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情填饱肚子。他叮嘱才娃慢慢吃饱，自己放下碗筷，用手掌揩揩嘴巴就走。事不宜迟！
他走进社办公室院里，满院的人群立刻转向了他。增福一见他们，就想起建社时这些人争着入社的情景；想起工作组进行两条道路教育中他们回忆解放前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扯袖口措眼泪的情景；想起讨论解放后社会的发展和前途眉开眼笑的情景；想起社里给稻地复种的冬小麦施追肥、修建饲养室和平整土地的集体劳动中，这些男女老少劳动热情高涨的情景……增福想起这些情景，禁不住惭愧，瘦削的脸腾地通红了。
“我对不住大伙！主任不在家，我把事情办不好。我稍微心软了一下，让白占魁吆了一回车，就惹出这乱子……”增福声音有点喑哑地说着，非常诚恳非常坦白，非常难受。
他的话还没落音，梁三老汉首先大声嚷说：“不全怪他，事情是白占魁惹起来的。”人们一片声同意，叫副主任甭不好竞思。增福环视一下全院。嘿！几乎全体社员都关心社。下河沿的主任她妈，拴拴的媳妇赵素芳也来了。甚至于连上河沿的郭庆喜他爸，也垂着一把白胡子站在主任他爹身旁。只有白占魁和李翠娥两口子，梁大老汉和梁生禄夫妻一家子，一个也没在场。
愤怒的人群纷纷喊叫要当下开会，不再等黑夜。高增福要社务委员们出来，大伙在街门外商量一下。
有万、大海、欢喜母子、有义和廖树芬，从各自所在的地方分开人群，一个个挤出了街门，来到土场上。梁三老汉虽不是社务委员，也挤出来了，老皱脸上表现出他比谁也激动的神气。
大伙告诉增福：经过这一阵喧哗、争执和辩理，社员们的怨言倒大多数集中在白占魁身上了。至于梁大老汉，蛤蟆滩人谁不知道他是一堆麦柴火呢？忽地一下烧着了，只一霎时就熄灭了。何况秃顶老汉闹事是有情由的，谁都知道他从前把黑马当宝贝看哩。所以大伙也没人和这个棺材瓤子较量。在喧哗中，有些社员要追究梁生禄和他爸闹事的关系，说他入社时总是勉强的神气，春节后更不给社里劳动了，看来他爸闹事绝不能和他没有关系的。
“着！全是生禄在暗里使坏！他爸出头，他当好人！”梁三老汉气得老皱脸煞白，“这下抓到痛处哩……”
有万说：“我去叫生禄来开会！”
志光说：“对！叫他来，问他！”
志光她妈说：“甭忙，叫增福思量怎办好……”
增福问扬大海和廖树芬的意见。二队的这两个男女队长却觉得生禄这人不像白占魁简单，还是等主任和驻社干部回来再说吧。增福也正这样思量：按入社的土地、牲口和大车，生禄是富裕中农；但另一方面，他兄弟是现役军人、共产党员，写信来叫他入社。增福也觉得自己拿不准这个分寸，就同意说：
“对！生禄的事等主任他们回来再说。咱今日光批评他白占魁。万，你去把人叫来！”
“叫不叫生禄呢？”志光问。
“叫。你去叫。会，他还是要参加！”增福说时，看看大伙，委员们都同意。
有万和志光分头去叫人，其余的委员们都回到社办公室院里。听说要开会了，男社员们都在院里各自找个地点蹲下来。女社员们大多数在铁锁王三草棚屋外边，背靠前檐墙立满了整个门台阶儿，还有些老婆儿在铁锁王三屋里头，通过敞开的门窗，可以看到她们。社员们在院里互相谈说，像白占魁这号二流子货，就得美美地整一顿，要不他以后还不知会做出什么坏事来呢。梁三老汉说，这小子今日要是强辫．就叫他滚出社去！……等等。
增福刚刚向社员们宣布了社务委员们的意见，街门口进来了志光和生禄。生禄满脸通红，一直红到棉袄领口外面的脖颈，连他鬓角上那片秃疤都是红的。他在满院针刺一般的目光盯射下，连眼皮也不敢抬，在街门右边的角落里身子一蜷曲就蹲下去了。他蹲下去再也没抬起头来，拣起一根碎柴棍在地上画道道儿。
接着有万把白占魁叫来了。白占魁显然巳经知道全蛤蟆滩对他吆车不爱护牲口的议论和梁大老汉闹事以后社员们对他的愤恨了。 他在有万后头走进街门，像罪犯一样，灰暗的脸现在灰白了。他那深眼眶里转动的两个眼珠子，再也没有前些日子盯副主任时的凶光了。他眼见满院一片恼怒的脸，他的脸一下惨白了。他低头寻找着空隙，连忙在街门左边的角落里蹲下。他的两眼一再偷瞟着站在办公室草棚屋檐下的高增福。
院里一片肃静。高增福咬得牙响，说：
“白占魁，你把你昨日前半晌吆车的情形，给大伙说一说！”
白占魁站了起来，把头巾扯下，拿在手里，然后立正。
“我和有义在粮站装了车。嗯，我们装了车。有义在街上办事，我先回来。嗯，我心思只拉五百斤黄豆，不重，就坐在辕上了……”
“过大桥上坡下车来没？”铁锁王三大声喊叫。
白占魁两颊苍白的肌肉跳动了几下，两眼看着正前方说：
“我心思车装得不重……”
“铁轮车，一个牲口拉，又是乡下的草路，五百斤够重哩。白占魁！你甭当成这是国民党军队的大车连：胶轮车，三个性口拉，在碎石子公路上遛，你在车上睡觉！”红脸杨大海说。
白占魁没话说，只眨了几眨眼皮，咽了口唾沫水。
“我错了……”声音很低很低，远处的社员只从嘴形看见。
有万站在白占魁旁边，指住鼻子问：“叫你和有义一块吆车回来，你为啥不等有义？”
“你使的啥坏心眼？说！”草棚屋檐下一个女人的声音，大伙回头看时，是志光她妈。
白占魁打了个寒颤，手里拿的头巾明显地一哆嗦。他大约知道梁大老汉把事闹了多大，一点也不敢嘴硬。他眼里露出了怕被冤屈的恐俱，又偷瞟了副主任一眼，用想哭的声调说：
“我没等有义……是我的错……可我没坏心眼……”
“你没坏心眼，你为啥不等他一块回来呢？”高增福怒不可遏，学着工作组主持会的样子问大伙，“到而今，他还不老实。大伙说行不行？”
“不行！”大伙异口同声地喊叫。
见满院的社员个个都是气愤愤的，白占魁大约看出这回不老实是过不去了。但他还是吞吞吐吐，说不出口。
“我还是以前那心思……”
“以前的啥心思？”大个子生茂不放松地盯住问。
白占魁只好说出了实活：“我光是想当干部。嗯……我不等有义，老是想露一手，给大伙看我办事麻利……”
于是大伙纷纷批评白占魁这想当干部的思想。有人说白占魁当初入互助组就不是有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为当干部，和他土改时疯狂地积极是一模一样。有人说白占魁想当干部是为了掌权，好掐大伙的脖子。也有人说白占魁不爱劳动，当干部是想使唤旁人，自己少做些活儿，多拿工分。另一些人则说白占魁这两种心思可能都有：他没当上干部，卖豆腐的事儿也不嫌，挑着豆腐担子走街转巷轻省，瞅空子还能给自己腰里揣点零花……等等。人们说到白占魁的疼处了。他两眼看正前方的那套国民党军队当兵的姿势，现在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低下头去，没脸看人。
高增福大声地喝问白占魁：“大伙说得这些，是实？是虚？你承认不？”
“承认……我改错……从今往后，我当老实社员……队长叫我做啥，我做啥……”
院外头发出一阵笑声。高增福这时才看见：不知在什么时候，上下河沿和官粱岸的社外群众，顺着土墙站满了一圈，朝院里头盯。增福仔细一看，他哥增荣告诉他的那些说灯塔社要散的人，全在三板高的土墙外边；有的看见半个脸，有的只看个毡帽或头巾。增福在自占魁承认错误以后，来了股劲儿，胜利地置布：
“今日的社员大会，开得好！有些人说，咱们的灯塔社快散了。大伙看，咱们是散？还是不散？”
“棒打也不散！”
“怎样也得把社办好！”
“取个新媳妇，头一年还不习惯哩！慢说二十几户人办杜！出一点事儿，就散社吗？”
社员们纷纷表示着决心，一看就是故意说给墙外的某些人听。梁三老汉站在社办公室草棚屋檐下，看见社员们这样一心的劲头，感动得老眼又流出泪来了。原来蹲在院里的梁生禄，现在站起来了。他的脸仍然和进这院时一样红，甚至更红了。
“我说几句话，好不好？”他红着脸向副主任说。
高增福对这个“特别社员”板起他瘦削的脸，按社务委员们商量的意见，说：
“你家的事影响大，等主任回来再……”
县委会议室是个三间大的统房，坐北朝南，在冬季和春季晴朗的日子里，从早到晚，阳光照得满房子通亮。房子里四璧石灰墙洁白。东西墙的上端是两排国际和国内共产主义领袖的巨幅像，南北墙都有大窗子。砖铺的脚地上，中间摆着一张宽大的长方形会议桌，四周围全是木椅，现在坐着本县的十个农业社主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政府农林局长和会议的主持人杨国华自己。四壁靠墙，木椅和茶几间隔摆着，各农业社的驻社干部和县上有关部门被指定参加这个会的一些同志坐满了一圈。在这次三级干部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期间，每天早晨和晚间，各区和县级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这会议室向县委书记陶宽同志汇报情况和研究问题。大会进入小组讨论互助合作的实际问题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杨国华就在这会议室召集全县的农业社主任开小会，讨论农业社的经营管理。
农业社的事情，对于这次参加两个大会的几千人，目前还处在神秘阶段。杨国华知道：小组讨论分了十几摊子，人们最注意这个会议室。他听各区的汇报说，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区乡干部巳经感觉到一场震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了，心情有点像进行过战斗动员。参加互助合作代表会的互助组长们则更是跃跃欲试，恨不得散会回去就办农业社。杨国华在这个小会一开始，就把汇报会上听到的这个情况，告诉了农业社主任们和驻社干部们。
“我们现在是这两支队伍的尖兵。”他笑着对大家说，“我们要用火里不怕烧，水里不怕沉的精神，走出这条路！”
所有的社主任和驻社干部都表现出严肃、认真、动脑筋思考的态度。杨国华对这个尖兵班子是满意的。在他的右手旁边，在会议桌的北边最先一个位子上，坐着社主任里头的老大哥、五一社主任王宗济。到底试办过一年农业社了，现在已经是大王村联社的主任，你看他操劳过度的消瘦脸色显得特别沉着、老练。在会议桌的南边最末一个位子上，坐着社主任里头的小兄弟、灯塔社主任梁生宝。小伙子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和他们四十岁上下的社主任们一样能干。你看他那双眼睛闪闪发出诚实和智慧的光芒。尽管这时正在隔壁办公室看文件的陶宽同志始终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对梁生宝这个人也有保留；但杨国华相信他有培养前途，从心眼里喜欢这个终南山下的青年人。听说梁生宝到城里的这几天，碰巧遇见了也是南山根儿来的一个女青年，解决了婚姻问题，杨国华更加高兴地多看了梁生宝几眼。
会议的头一天上午，杨国华讲了建社工作的总结报告。全县共有三百六十二户、二千一百三十五人入了农业社。入社的土地有二千八百五十三亩半，牲口有一百六十九头，大部分是老弱牛驴，大车只有十四辆，其中三辆是胶轮的，十一辆还是古老的铁轮车呢。杨国华翻着写好的稿子，找出这几个用红铅笔划出的数目字，向大家说明这批农业社的特点：穷、户多、人多、劳力也多；但是土地少、牲口少、车辆更少。他分析了这三多三少的原因，说这回入社的农户绝大多数是土地改革以后才翻身的雇农和贫农，少数是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中农。他说土地多、牲口强、有车辆的富裕中农只有十几户，出于各种动机和不得已的原因入了社，指出灯塔社的粱生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杨国华向大家说明这些情况，但他一点也不为这个优虑；反而因为从总的情况归纳中发现了真理。他兴致勃勃，断然地把“贫穷”说成是党的基本群众给农业社带来的最宝贵的“精神投资”。他相信社员们在几年里头就会用劳动创造出比少数富裕中农更多的物质财富。于是他用一个上午大部分时间细谈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财务管理、劳动组织、冬季生产中表现出来些什么优越性和目前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从头一天下午起，各农业社主任就开始介绍经营管理的经验了。窦堡区五一联社主任王宗济介绍他村四个小社怎样组织男、女、老、弱劳力，怎样安排农业、副业、修渠、植树，克服窝工浪费和盲乱现象。王渡区的前进社主任叶正兴介绍他社怎样按照做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克服了平均主义；怎样发给社员们工票，三天或五天记一次分，减少了会计的麻烦。九寨区的光明社主任何守业介绍他社怎样发挥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把一百多亩冬小麦地锄草的任务交给了她们，顶替出男劳动力打井、整地、修渠……等等。社主任们一个接着一个勇跃地发言，既讲合作社的优越性，又讲社员们的劳动热情。一个个社主任都非常带劲地谈叙各自社里最突出的事例，真好比八仙过海，各显身手。这种热烈的气象反过来又给杨国华很大的鼓舞。
可是直至第三天上午，梁生宝还没发言。杨国华开始不断地注视这个包着头巾的年轻庄稼人，总见他坐在那边用心听着其他社主任们讲话，有时候显出他在费力思考某些话的神情。他一直没有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点准备下一个发言的样子。坐在他对面北墙根儿椅子上的韩培生，似乎也开始为这一点不安了；而梁生宝自己却一点也不着忙，好像他根本不想介绍什么经验。怪人！难道他没有足够的勇气讲话吗？难道他在这些长辈面前有那种和革命者不相容的自卑心理吗？去年互助合作代表会上登台向王宗济应战的那股闯劲儿哪里去了呢？梁生宝不会给一个农业社的沉重担子压住吧？……
在面前的会议桌上摆着摊开的笔记本，手里拿着钢笔，杨国华在不记的时候，望望梁生宝如痴似呆的神情，不由得这样思量。终于，他点了梁生宝的名，叫他谈谈灯塔社怎样把蛤蟆滩的二亩旱地平为稻地，用掘起的土又填平三亩烂浆稻地，这样增加了五亩双季种植的水地这件事情。梁生宝正在想什么心思，骤然听见点他的名，无意识地连忙站了起来。因为这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坐着说话，这个青年人仓促地站起来，引起了四边靠墙坐的几个县干部嗤笑；他们在灯塔社是不是具备了办社条件这个问题上，站在陶宽同志一边。 杨国华对他们这种没修养的表现，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关于灯塔社和梁生宝的分歧首先是在县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之间，杨国华不和他们计较。他知道梁生宝这是第一次参加县上的领导同志主持的会，难免拘束和紧张，所以他很亲切、很随便地说：
“生宝同志，你坐下来谈，不要紧张。”
梁生宝腼腆地笑了笑，坐了下来。显然他这才发觉自己不该站起，但他也并不脸红。杨国华看见他甚至于没注意到几个县干部嗤笑他，仍然是憨厚地、虚心地对所有在座的社主任们说：
“我们灯塔社是在小互助组的底子上办起来的。我这主任又年轻。我这回到县上来开会，一进城就打了个主意，要虚心学习老大哥们的好办法。这几天，我听了这么多好经验，比吃啥好东西都有滋味。怪！开了几天会，我觉得我好像比开会以前，人也精明了一些似的。……”
他说着，在前辈面前充分流露出一个年轻庄稼人的天真、纯洁和直率，丝毫也不装腔作势。杨国华看看社主任们的反映，从王宗济、叶正兴、何守业……直看到和梁生宝挨肩坐的三官庙区红旗社主任杨天福，他们都表现出很喜欢这个小兄弟的样子微笑着。只有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依然还是瞧不起的态度。韩培生在那里斜眼膘着他们。
为了表明灯塔社并不比其他社差多少，杨国华决意要梁生宝讲一讲话。他笑着激励他说：
“生宝同志，你们办起了社，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呀？”
生宝咧开略微厚点的下嘴唇笑了。杨国华从生宝眼睛的神情上看出：小伙子明白了这是非叫他发言不可的意思了。
“好吧！”梁生宝精神振作起来准备发言了，说，“杨书记，我不想说平整稻地的事情了。为啥呢？因为去年冬季，差不多各社都平整了土地，或者修了水利。五一社和光明社最多，比起来，我们做得太少了。我想说一说我们怎样修建饲养室……”
“主要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以社为家的精神。”韩培生在北墙窗下的椅子上坐着插言向副书记解释。这表明：这个题目是他和生宝商量过的。
“好嘛！”杨国华同意，大声说“讲什么随你们便！”
于是，梁生宝借喝两口水的工夫，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从容地和社主任们当面谈心似的说：
“杨书记前日说咱们这回办起的农业社都穷。我思量来：我们灯塔社比你们大伙还穷。蛤蟆滩根本没个村庄，没个街巷嘛。这里三家那里两户，下河沿足有二三里长，全是草棚屋。光景好些的，也不过一座草棚院，有三个、两个草棚屋。俺社倒有两户富裕中农，也没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们要办社，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做饲养室。大伙都知道：农业社的牲口要是不合槽喂养经营管理该多别扭呀？……”
“是呀！”杨国华很注意地听了生宝这几句开场白，满意地说。为了鼓起梁生宝讲话的勇气和信心，表现自己对他的支持，他又对大伙说：“他谈得这倒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物质条件困难面前怎么办？是给困难吓退呢？还是克服困难前进呢？我去过他们那里，的确，蛤蟆滩的面貌，要是靠小家小户办互助组的话，十年也不一定能盖得像你们一样，有村庄、街巷。你们那里要是没有做饲养室的大房子，贫农社员还有人自动让出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他们蛤蟆滩连一户地主也没有，过去受周围几个村的地主剥削。好！你继续讲！”杨国华坚决支持地对梁生宝说，丝毫也不在乎那几个认为灯塔社不够办社条件的县干部不是味儿的笑容。
梁生宝好像从这几句插话得到启发了。杨国华着见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他接着说：“对！杨书记说得对！我们灯塔社穷，可并不是蛤蟆滩净住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也不是净住些傻瓜笨蛋。我们硬是叫地主们剥削得太可怜了。我们一时三刻缓不过气来嘛！所以喊一声办社，大伙都争着抢着入。社里有啥困难，大伙都齐心克服！……”
接着，梁生宝就从他们社副主任高增福怎样拆掉自已的草棚屋来添补修建饲养室不足的物料，饲养室怎样在男女社员热情劳动下三五天就完工了，一直讲到高增福和冯有万入党的那天晚上通夜在工地劳动的情景。生宝谈到他最亲近的两个伙伴的时候，语调和神态上似乎禁不住动了感情，显着他自己首先心里很激动。杨国华注意盯着，见他甚至于一点也不拘束了。简直不像在县委会议室全县的社主任们中间，倒像在蛤蟆滩铁锁王三院里的草棚屋办公室里。
杨国华很满意。梁生宝的发言表明他完全理解了杨国华报告的思想和观点。生宝说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他看见所有的社主任们都很感动。他转眼又看看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他们也在严肃地思索着什么了。杨国华想你们也许从这段话里懂了一点群众的力量有时候会是物质力量的道理吧？可借陶宽同志宁愿埋头在隔壁办公室里看文件，不原过来在这个会上听听这些人的声音。
“现时灯塔杜比我们穷，过几年，怕灯塔社比我们哪个社都要富哩。”王宗济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
叶正兴说：“一定！”
何守业说“就是这话！”
杨天福说：“用不了五年！”
杨国华自己当然也是这种看法。他笑着看了看梁生宝，他正在紧着他头上的包头巾。大约是被大家称赞得脸不知怎样表情，手也没处放吧，他拿这个不必要的动作掩饰自己的局促。杨国华亲切地看看生宝对大家说：“那就要灯塔社干部们兢兢业业。可不敢犯大错误。常常因为自己某一方面好，就忽视别的方面差，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行，什么都没问题，犯个大错误撂倒，就得些时间往起来爬哩。这可不是吓唬你呀！”杨国华最后一句话转向梁生宝说。
“明白，”梁生宝很理解地说，“杨书记！哪里还敢粗心大意呀！”
这样，他在发言结束以后却又接着谈起他社的草棚屋饲养室小、牲口多了气味不好，有些太老太弱的牲口已经比合槽时瘦了的问题。他谈到下堡五村的社外群众怎样议论这件事情，社员们对这件事情怎样感到不安。他又谈到他们怎样准备一方面勤起圈粪，使饲养室气味小些；另一方面打算在二月初八黄堡镇骡马大会上卖掉一些老弱牲口，买几头强壮性口，既减少了头数，又好使用。……
“现时贫雇农入社时带进来的这些老牛瘦驴，喂草时净是嘴，垫圈时净是腿，使用时没一点劲儿。”梁生宝最后形象地说。
扬国华听得津津有味，沉入了思索，甚至忘记了主持会议。
人同此心。所有其他的社主任们乱嘴纷纷地说：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也要这样办理。虽然他们的饲养室大些，情况比灯塔社好些，牲口还没明显地瘦哩；但贫雇农社员入社的牲口，却和灯塔社一样，都是些老牛瘦驴。
王宗济说：“我们大王村四个社，这回全村的贫雇农都入社了。有些贫雇农入社时连牲口也没，又交不起耕畜投资……”
杨国华连连地点着头，把这个实际问题记在他的笔记本本上。
何守业说：“大王村互助组办得最好，还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甭说了。没牲口、又没钱交耕畜投资的人家，比一般农户入社更心急。咱们怎么能把人家挡住呢？全是基本群众”
杨国华继续埋头往本本上记着，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叶正兴看看对面坐的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试探地说：
“能不能给刚办的农业社分一点牲畜贷款，扶持一下？要不，刚办起的农业社猛乍拿不出那么多钱，替最困难的社员抵垫。”
杨天福说：“这比一家一户好扶持。不要多，帮助一把就行了。我们也不能全靠贷款……”
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朝县委副书记笑着。杨国华往本本上记毕以后，独自轻轻地点着头，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笑问梁生宝：“你们那里贫雇农社员最多，你怎么反而不说话呀！”
梁生宝朝韩培生笑笑，然后坦白地说：“我从蛤蟆滩起身的时候，就有了这意思；可是进城以后，又打消了这念头。”
“为什么呢？”杨国华笑问，“是不是耍滑头，要钱的事让别人出头呢？”
“不是的，”生宝老老实实说，“是我们社的互助组底子差，刚办社头一回进城就要钱，更不合乎……”
“不合乎什么呀？”杨国华爱追根究底地问。
梁生宝看了看韩培生，鼓足了勇气说：“不合乎办社条件喀”
杨国华仰头哈哈笑了：这个年轻人心眼蛮多哩。看来，他已经从韩培生嘴里知道县上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吧？杨国华对社主任们提出的要求，不能当下作出答复。他只说大家把实际问题谈出来，很好；至于到底怎么办，要等县上研究以后再决定。他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就有个很大的问号：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会持什么态度呢？
这一天休会以后，杨国华叫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留下来简单地征求了一下他们对农业社要求耕畜贷款的意见。他到家匆匆忙忙吃过晚饭，急速返回办公室，带上他的笔记本，就去找陶书记汇报。他不能在晚上的汇报会上谈这个问题，因为要是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持着和他相反的态度（他估计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在那个场合，当着各区和县级部门领导同志的面，县委的两个书记争论起来多不好呢？不争论吧，这是对革命不忠诚、对人民不负责任。不管对不对，只看领导的意图办事，而实际违反党性——这和杨国华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因此他决定单独汇报这个问题。
“老陶！”杨国华胳膊挟着笔记本，在会议室隔壁陶书记办公室窗外喊叫，精神上准备着一场看来不可避免的辩论。
咦！屋里答应的不是熟悉的陶宽同志文静缓慢的声调，而是他的爱人王亚梅活泼爽朗的女声。
“老杨吗？请进来吧！”
杨国华揭起棉布门帘，王亚梅已经从屋里开了门，满面令人愉快的笑容。“老陶吃过晚饭，出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
“嘿！我赶了个紧，还是没赶上这老兄。”杨国华笑着说，看见办公桌上左右两边照例厚厚地堆着两摞文件；按习惯，左边是待阅的，那右边的上面一定批了“陶阅”。杨国华登时感到他的这个上级坐办公室，也不简单；要是换了自己在这个座位上，光批阅文件就拿不下来。 王亚梅问：“有急事和老陶商量吗？我叫公务员叫他去。”
“不，”杨国华忙阻止说，“老陶有胃病哩，整坐一天，饭后遛个弯儿，让他去吧。我知道他走不远。”
既然已经进屋来了，即使不必要从礼貌上考虑，仅仅表示两个领导人之间同志关系是很正常的，杨国华也只好坐下等陶书记回来。他走到北墙窗下，在一个沙发里坐下来。他把笔记本放在沙发中间的矮茶几上，然后转身从他坐的沙发右边的报纸架上取下一份用中间锯开的细木棍夹着的外地报纸。随意地翻一翻，浏览着大标题。
王亚梅给他取来了烟，又泡了茶。都放在他跟前的矮茶几上以后，这位热情的女同志踱到通卧室的侧门旁边，在靠墙摆得高茶几跟前的木椅上坐下来陪副书记。
“老杨，梁生宝有了对象，你知道吗？”王亚梅欣喜地问。
“听说有了，”杨国华高兴的目光离开了报纸，望着笑眯眯的王亚梅，“听说也是个互助合作积极分子，这次代表会来了。你见过这个姑娘吗？”
“不是姑娘。老杨！”王亚梅忍不住笑副书记不知底细。
“怎么？”杨国华迷惑地问，“那天汇报会上碰见王佐民，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问他对象是哪里的，他说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
“嘿嘿，他没给你说全面，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可曾经是窦堡区范村的媳妇来，离婚以后回了娘家的。”王亚梅说，把她所知道的女方同什么人，为什么和怎样离婚的情形，当做等人的时候的闲话，简短地说了一下。
杨国华听得蛮有兴趣，笑说：“女同志对这号事注意得细心……”
“才不是呢！老杨！”王亚梅非常直爽地反驳，“要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梁生宝，人家说他的对象，我连一句也没兴趣听哩。你笑什么？实在是关心。我头一回到蛤蟆滩，生宝的童养媳妇还活着。我这回到蛤蟆滩，可怜的病包媳妇已经不在世了，听说生宝和官渠岸的徐改霞两个有过意思，后来没成功，姑娘进工厂去了。建社工作组的同志对生宝的婚姻问题都很担心：快三十岁的人了，很难找到个合适的对象。现在他母亲在着还好，将来难免影响他在社里工作。所以听说他有对象了，我就打听了个仔细。今天下午，我还故意去参加峪口区竹园乡的小组讨论，看了看她本人呢……”王亚梅说着，高兴得笑眯了眼睛。
“怎么样呢？”杨国华问，心里很赞赏王亚梅的热情；她关心生宝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并非对这号事特别有兴趣。
“挺好！”王亚梅谈起生宝的对象给她的印象，“身体特别棒，一看就是好劳动妇女的样子。人又开通又大方，一点也没婆婆妈妈气。老扬，我还听了她发言哩，挺会用脑子。讲话很清楚、很流利，简直不像是南山根儿农村来的……”
“啊啊！这么说，真是难得。”杨国华更加高兴，吸着一支烟说，“那么就叫梁生宝抓紧嘛！”
“已经面谈过两回了，还保密哩，后来公开了。“王亚梅正说着，陶书记在门外咳嗽了一声。她从高茶几旁的木椅上站起来，对进了门的丈夫说：“老杨等你商量事情哩……”
“噢，什么事情？”陶书记刚从外面进了晚上生着炉火的房子，一只手摘下黑呢制帽，笑问从沙发里站起来的副书记。
杨国华手里拿着报纸说：“给你汇报个情况……”
“不能在汇报会上讲吗？”陶书记问，把呢制帽挂在衣架上。
“需要研究一下，作个决定。”
“那好嘛。我们抓紧谈。”陶书记穿一身蓝咔叽布棉衣的高大身子，在矮茶几另一边的沙发里坐下来了。
王亚梅进侧门到卧室里取了点什么东西，出来打了个招呼，就回她自己工作的青年团县委去了。杨国华把报纸放回报架上以后，就坐下来开始翻他的笔记本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农业社主任会议的一般情况，杨国华就不在这里谈了。他只把社主任们谈到耕畜问题的内容归纳起来，比较系统地说明由于初次办社，社员们绝大多数是贫雇农，而一般贫雇农，就是土改后养得起牲口的，多半也是老、弱、残、次。这种情况使这回试办的农业社都喊叫畜力很弱、很不足。他又引用了社主任们所谈的具体事例说明：有些老弱牲口在小农户手里倒也罢了，牵到农业社的大糟上以后，经营管理既棘手，使役又不顶用……
“所以社主任们都想把最弱的一部分牲口卖掉，另买一些强壮的牲口。这样做对农业社是有利的。”杨国华十分自信地汇报着，闪闪的目光不时地看着陶书记戴着近视眼镜的脸。
“很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陶书记很赞成地笑着，划根火柴点着了纸烟，然后又笑着，显得很容易谈拢。
杨国华高兴地说“有问题，老陶。要卖的这部分牲口价值很低。还有些贫雇农入社时既没牲口带，又交不起耕畜投资……”
“噢，矛盾在这里！”陶书记仰了仰头，“资金不够？……”
“就是的！”杨国华赶紧说，立刻提出他要和老陶商量的事情，“社主任们要求给他们也放一点耕畜贷款，帮助新建立的农业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我征求了农村工作部和农业局的意见，他们都同意。要是你也同意，明天开会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们。”他说着，注意观察着老陶面部表情的变化。笑容果然不见了。
陶书记原来还很用心听着，现在那因胃病而显得不大健康的面容，出现了怀疑的神情。杨国华说完以后，看着老陶吸了两口纸烟，又用左手扶着他有胡楂的下巴可颏了。
一看见他熟悉的这个考虑问题的姿态，杨国华就知道不出他预料——这里是不容易通过的。
等待了一阵以后，陶书记似乎考虑好了，转过脸说：
“老杨，这个问题是怎么谈起来的呢？你说的这些，主要是灯塔社的情况吧？”他不等回答，接着又很认真地说，“灯塔社的情况可是很特殊的。全县没有几个村子像始蟆滩那样贫雇农集中……”
杨国华失望地看着陶书记令人沮丧的态度。他奇怪：老陶认为蛤蟆滩没有办社条件，怎么这样敏感？刚一提到要求贷款，他立刻就想到灯塔社了。杨国华暗自在心里头惋惜：一个县的总领导人，这样严重的革命斗争，既不亲自下去走走，甚至于自己院子里开会，也不来听听，只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面”。他脑子里有个什么成见，别人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啊！
“这个要求不是灯塔社提出来的！”杨国华相信自己正确，丝毫也不急不躁地说，“恰恰相反，是五一社先提出的。当然，其他各社都有这个要求。”他翻着笔记本子，把王宗济、何守业、叶正兴和杨天福等人说了些什么话，原原本本都念给陶书记听，只不提最后他和粱生宝的那几句对话。
陶书记不自然地笑笑，然后很严肃地，但是很诚恳地说：
“老杨，不能给农业社放耕畜贷款呀！这种贷歌放给什么人呢？文件里说得清清楚楚：首先是土改以后需要牲口而买不起的翻身户；其次是死了牲口当下买不起的一般农户。文件里根本没有提到农业社嘛。这是第一……”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贫苦农户，单干的时候养不起牲口；入了互助组，不需要户户都养牲口；现在到了农业社里，养不起牲口和牲口太弱的农户集中到一块了。政府不帮助他们，谁帮助他们呢？这是个新情况，老陶。发出耕畜贷款指示的那阵儿，全国还没试办农业杜哩。”
陶书记忍住笑听着，充分表现出领导者的风度，很有涵养地说：
“你不要急嘛。听我说完，你再想想看。第二，有关互助合作的文件不是明明白白说吗？农业社要不依靠国家贷款，要依靠它自己的力量。老杨，这就是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嘛。要是我们把扶助个别困难户的耕畜贷款拿来给了农业社，这就违反了上级指示的精神。所以我说：办社一定要有很好的互助组基础，就是说，互助组增产了，自然就有可能给农业社投资了……”
杨国华不服气，他争辩说：“可是我们也要看到：互助组增产是很有限度的。互助组解决不了所有贫雇农入社的投资问题。大王村是我们全县的互助组重点吧？为什么还有许多贫雇农给社里交不起投资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考虑吗？”他雄辩地说着，看见老陶近视眼镜后面似乎徽徽地皱了皱眉头。他不在乎。
“值得考虑。”陶书记很委婉地说，“不过是不是也从我们的工作上考虑考虑……”
“工作上怎样呢？”杨国华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敏感地问。
“说起来是老生常谈……”
“什么？你敞开说吧！我不红脸。”
杨国华直率地笑着。老陶转眼看了看他的面容，又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坦白地说：
“你在实际工作里很注意依靠贫农，这是对的。可是你注意团结中农，是不是够呢？譬如说，有些贫农，我看可以说服他们暂时留在互助组里，等到他们给农业社交得起投资的时候再入社，不行吗？有些中农暂时还观望、等待，我看做些工作是能够争取他们入社的。他们的牲口和农具可以加强农业社的物质力量嘛！你说，这样贫农和中农团结起来发展农业社，不是更符合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吗？”
杨国华听了这些话，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这明明不是要中农帮助贫农吗？他想起去年春天在黄堡区委王佐民的房子里他和梁生宝的谈话。这个县的领导人住在城里苦心钻研党的方针和政策，钻来钻去，竞完全失掉了对现实的敏感性，变得这么迟钝、生硬，还不如一个在实际斗争中的农村党员主动、灵活哩！
“只因为没牲口农具，迫切要求入社的贫农，要他们甭入社；不愿入社的中农，反而拉们入社。工作不能照这样做吧？天下农民一家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口号，现在我们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啊。”杨国华很为难地说，语气坚决，但态度很和气。
正说着，县委秘书在门外请两个书记去听汇报。原来在他们争论的时候．参加汇报会的同志们陆续到了隔壁的会议室。现在，两人不约而同地看手表：开会的时间已经过五分钟。
陶书记从沙发里站起来，说“这个，咱两个辫论不清楚。让事实做结论好不好？贷款，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实际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看怎么解决。”
“好吧……”杨国华也站起来，不好再说什么了。
陶书记从他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取了笔记本。两个书记一起到隔壁的会议室去听汇报的时候，杨国华发愁地看看走在前头的老陶的背影，想起了刚才王亚梅那么热情，而老陶却被文件摞起的一堵墙把他和群众隔开了。 ………
次日上午的农业社主任会议上，杨国华按照陶书记的意思，向大家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给农业杜放耕畜贷款。社主任们和驻社干部们听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大家又研究了一阵，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这笔贷款虽然用在农业社买牲口上，但可以算在那些交不起投资的贫雇农社员私人名下，将来从贷款户的收人分配中逐年扣下来，按条例分期归还国家。这办法好！杨国华听了非常欣赏。这样的贷款方式既扶植了贫困户，又支持了农业社，和国家的贷款政策也不矛盾嘛！谁还有啥话说哩！杨国华受到集体智慧的启发，重新快活起来；不过他还不贸然答应这样做，还是说等县上研究以后再定。 就在这天晌午休会以后，杨国华回到他的办公室里，想着：他是不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抓紧去同陶书记商盈呢？快把这件事定下来，好研究农业社经营管理的其他问题。他正想着，突然陶书记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办公室里，惊慌不安地告诉他：
“糟了！糟了！黄堡区上来电话说灯塔社出了乱子！”
每天中午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所有参加各区小组讨论的区乡干部和互助合作代表，几乎全到室外暖烫赞的阳光下来了。县中校舍的门台阶上，校院里砖铺的走道上，食堂院烧开水的锅炉房附近，操场上，甚至于校门外那条街道上，乱杂杂地到处都是穿棉制服的农村干部和穿庄稼人衣裳的互助组长们。人们有端着从家里带来的搪瓷缸子喝水的，有噙着烟锅吸早烟的，有晒着太阳考虑在小组会上发言的。还有的三三两两聚集在一块，站着或遛达着，私下继续争论着小组会上还没有争论清楚的什么问题。
这一天中午小组讨论休息以后，郭振山从黄堡小组开会的教室出来，心情有点不安。他到操场东南角的男厕所去小便，沿路听见人们到处谈论着互助组怎样正确实行自愿、互利和民主管理，他感到心烦。有两个特别爱辩论的人，甚至并排站在水泥小便池旁边还在争论，例惹得郭振山笑了笑。但他从厕所出来，笑容立刻消失了，赶紧往西三斋号舍下堡村来的人住的房子走。今天上午，正在开会中间，有人来叫区委书记王佐民去接电话。王书记接毕电话回来，神色好紧张，叫张区长替他主持讨论，把区干部牛刚和下堡乡党支书卢明昌从会场叫出去，甚至休息，谁也没回来。这是为什么呢？郭振山心里好嘀咕。他想回到号舍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是不是接到通知，梁生宝要到省城去参加劳动模范代表会哩？郭振山脑子里一直盘算着这样一个念头，很不放心，他知道，去年梁生宝互助组密植的水稻，每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五斤，比单干户产量多了近一倍；梁生宝自己有一亩九分九厘试验田，亩产九百九十七斤半，差二斤半，就是整整一千斤了。加上小伙子又改换了新稻种，雄心勃勃准备实行稻麦两熟；特别是宣传总路线以后，小伙子提前试办了农业社……所有这些，郭振山不得不承认自己落在后边是事实，使他优虑梁生宝这回有可能当省劳动模范，要是真有这样的事，郭振山怕他这好高的身架和好大的脸盘，无论在这里参加互助合作代表会也罢，还是回到蛤蟆滩的庄稼人中间也罢，都够难看！
郭振山在人来人往的操场上一边走，一边这样烦恼。记得他一九五一年到县上参加抗美援朝代表会的时候，就是临时接到通知，区干部和乡干部急急忙忙帮助他整理蛤蟆滩抗美援朝运动的材料。现在，王书记把牛刚和卢明昌叫了去，不是帮助梁生宝整理灯塔社的材料吗？
不过，郭振山走到操场中间以后，又改变了想法：也许不至于是这事吧？他王书记接毕电话叫牛刚和卢明昌出去的时候，紧张是紧张，可并不是怎么高兴呀！郭振山这样细琢磨，又觉得自己多疑。梁生宝大约还没有先进到参加省劳动模范代表会的地步吧？在全县来说，窦堡区大王村的王宗济，名声比他梁生宝大得多，眼下还轮不到他梁生宝吧？郭振山很庆幸他这回到县上来开会，可看清了互助合作必定发展的前途了，不像去年这个时候，他还糊里糊涂以为办社需要二三十年，还在心里头暗自攒股劲儿，刚买了地，又准备盖瓦房。他想：“嘿！只要给我郭振山今年这一年的时光，凭官渠岸这么多中农的性口和农具，超过它灯塔社，不生问题儿！”
当郭振山走到操场尽头的时候，在通校院的砖圆门旁边，他碰见不知是哪个区的一帮干部，还有几个互助组长，聚集在一块议论什么事情。郭振山听见他们好像说灯塔社怎么样，就凑近点去听。
他不去听也就进了校院，一去听，他离不开了。原来这里说的正是他捉摸不定的事情。灯塔社出乱子了！他侧着耳朵仔细听，人们说：就在今天早饭后，蛤蟆滩的一个富裕中农社员到饲养室牵走原来属于他的牲口，到黄堡镇去卖，被追到镇上的生产队长打倒，把牲口夺回来了。郭振山伸长脖子继续听，看是为了什么？起因来由怎么样？但是谁也不知道，只听说被打倒的是个军属老汉，已经快七十了，忍受不下，爬起来到区上告状；在这里开会的区委书记接到区上打来的电话，当下一边派了两个人回去了解情况，掌握事态的发展，一边亲自到县委报告去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嘿！原来是这么回事！好能行的王书记，叫牛刚和卢明昌出去的时候，拿得好稳呀，连一点口风都没漏。郭振山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咧开他那满是胡楂的嘴巴，仰面朝天失声笑了。梁生宝在他的头脑里，一下子变成最幼稚、最可笑、最愚蠢的庄稼汉了。
“叫小伙子往前头扑！没那个条件嘛，你就抢的当英雄哩！我看你这回怎样收场！”郭振山想：不光是梁生宝，就是连支持梁生宝的他王书记和卢支书，这回也够他们难看！郭振山浑身上下轻松了。
他一转身走进了通向校院的砖圆门，神气十足地向黄堡区的人住的西三斋号舍走去。大约王书记该从县委回来了吧？还有在县委参加农业社主任会议的梁生宝哩，准定也跟着一块回来。郭振山要去看看他们灰溜溜的样子。他在校院里青砖平房中间东拐西弯的走道上，挺胸阔步走着，沿路又碰见有三个人在低声说这事，他也不再停下来听了。他知道是冯有万把梁大老汉打倒了。
他到西三斋的院子里，那里早已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一看：嗬，是黄堡区来开会的人，几乎全到了这里！王书记和他的红人梁生宝呢？郭振山扫视全院，还没回来哩。他走近人群跟前，看见这里也有西二斋住的窦堡区的人，还有西四斋住的峪口区的人哪。他们都是邻近下堡村的范村乡和竹园乡的互助合作代表。外乡的人们正在打听下堡村的人们：卖马的富裕中农是什么人？打人的生产队长是什么人？怎么会闹出这样糟糕的事情呢？全拿脑袋往人缝里头钻着听。
原来是乡长樊富泰、大十字村的高增旺、王家桥的王来荣和郭家河的郭振华被一大群人团团围在中间，回答着问题。郭振山跷起脚尖朝人群里看：樊简单气得脸煞煞白，增旺、来荣和振华几个互助组长，都因为本乡试办的农业社出了乱子很难为情。这个说梁大老汉入社前如何金贵他的马，那个惋楷冯有万办事如何粗鲁憨直，强调梁生宝要是在家，绝不会出这号事。
郭振山愤愤地退到一边，不以为然地扁嘴笑着。想不到下堡乡来的这些互助合作代表，还替梁生宝吹呢。郭振山不做声，心里头想：“哼！灯塔社已经办烂瘫了，你们还替梁生宝吹啥哩？”
郭振山认为下堡乡党支部的这几个委员，全看支部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脸色行事。在一九五二年整党以前，当乡上和区上都看重他郭振山的时候，正是现在在这里的增旺、来荣和振华，曾经开口闭口要“向郭振山同志学习”；但当他因为买了二亩地和对互助组不热心被批到以后，组织上看上梁生宝了，他们竞然在最近一次改选支部委员的时候不顾资历，拿梁生宝代替了他。郭振山甚至怀疑：
他们是替梁生宝吹呢？还是掩盖他们自己在改选支部委员所犯的错误呢？他实在瞧不起这几个人了，他们并不敢把灯塔社出乱子的根本原因说出来。
既然谁也还没发现郭振山在场，他就躲到冯店乡来的一个身架比他还要高大的互助合作代表身后站着。听听一般人对这事件说些什么……
一个上堡乡来的互助合作代表叹口气：“唉，看起来，富裕中农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可真是不乐意啊……”
“不管怎样，社干部打人就不对！”汤河下游章村乡的一个互助组长说，“上级再三叫咱们说服教育，他们怎么能动武呢？简直不像话！”
“真个蛮！按政策连地主和富农都不许打，试办农业社打起富裕中农来了。”说这话的是哪个乡的人呢？因为这人至今还没在讨论会上发过言，郭振山不认得，但他很喜欢听这人一针见血的话。
这时候挤在院里的人群，纷纷议论着散开了。但当人们发现郭振山站在这里的时候，包头巾的和绒制服帽的人头又以他为中心围拢起来。
“老郭和灯塔社一个行政村，问问他。”
“振山老大还参加过建杜上作呢。”
“依你看，怎么会闹得这样糟糕呢？老郭！”
肩宽胳膊长的郭振山，被一大堆庄稼人棉袄围在中间。他听见乱嘴纷纷这样说，却顾不得注意说话的是哪个村的人。
“我还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哪！”郭振山挺神气地站在那里，骄傲地笑着。他虽然想着不让自己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样子；但终于还是敌不过他内心冲动的那股情绪，半阴半阳地说：“等王书记和梁生宝从县委回来，咱们就知道了……”
围拢他的人群里，有些人表现出对他这态度惊奇。另一些人因为从他嘴里没听到更多的情况，显得失望。人们议论着散开了。黄堡区来的人陆续进了自己所住的房门。范村乡和竹园乡的人，则绕过墙角回西二斋和西四斋校舍去了。
郭振山现在不进下堡乡的人住的房里去了。增旺、来荣和振华他们刚才那样说，他很反感。他才不喜愿同他们几个人蹲在一块呢！他的傲然的目光转来转去，最后落到几个区干部住的房门上。
“嗯，我去和他们坐一坐。”他这样想。自从进城以来，每天和区十部们一块开会，已经馄熟了。他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似乎把领导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的光荣给了比他年轻、由他介绍入党的梁生宝，只是在整党学习会上激烈批判他的区委书记不信任他了，其他的区干部们对他的态度并不冷淡。看来他们并不把他土改后买过二亩地和去年对互助组没认真，看得那么严重。相反的，他看他们对他从前的威望和现在的劲头不轻视，还是希望他在今后的运动中起作用的样子。今天灯塔社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为什么不到区干部们中间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呢？
于是带着比一般互助组长们高人一等的情绪，他走到区干部们住的房外了。他毫不犹豫，推门就进去。好！区委组织委员冯树信、宣传委员杨振麟，区公所行政助理员吴益民、财粮助理员刘兴业，妇联主任李桂芳和青年团区委书记陈海涛，全在这房子里哪。他们没有一个人躺在床上休息。有的坐在床边，有的站在砖脚地，果然正在谈着灯塔社的事件。门一开，他们都转过脸来看是什么人。
郭振山包头巾、勒腰带的高大庄稼人身架，突然出现在这些穿制服的区干部面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特别注意。
区委宣传委员杨振麟对区公所财粮助理员刘兴业不安地说：
“老刘！不知道张区长找到王书记了没，咱俩也到县委去，看看情况到底怎样……”
“走！”刘兴业从床边站起来就走。
“我也去！”学生出身的团区委书记陈海涛说着跟上去。
三个区千部一阵风走了。妇联主任李桂芳是小学教员出身，白净的脸盘显得很难受，说她到外面听听各区的人们的反映，也出了房门。霎时间，房子里只留下区委组织委员冯树信和区公所行政助理员吴益民两个人了。
区干部们的不安、难受和紧急感，大大地出了郭振山的想象，以至于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以为他一进门，就会被围住问长问短，想不到区干部们竟是这样震动。大约他们和刚才聚集在院里的各乡干部和互助组长们处境不同吧？他们要不是怕黄堡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受影响，就是怕这事件败坏了黄堡区在全县的名声。
郭振山木愣愣地站在砖脚地这样想着，后侮自己不该撞进这房来。他还不如在校院里、操场上和校门外遛达：听听人们说些什么呢。现在既然进来了，他总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可是他说什么呢？肚里又没现成的词儿。他只好从棉袄口袋里掏出烟锅，在砖脚地蹲下来装烟，满腮胡楂的大脸盘做作出难受的样子，吧砸着嘴，表示他也是听到这事件很关心而来的。
留在这房里的两个区干部很苦脑。他们开始吸纸烟，给蹲在旁边的郭振山一支。他站起从烟袋里拿出装好的烟锅。
“我吸这个才过瘾。”他说，划根火茱．吸着了早烟。
组织委员冯树信吸着纸烟问：“老郭！你知道闹事的富裕中农当初入社的时候，到底是自愿嘛，还是强迫来？”“不知情。”郭振山把烟锅从嘴里拿出来，很千脆地回答，“我只帮助他们评了一下土地等级和劳力等级，还折了一下牲口和农具价。你这阵问谁入社怎样入的，这事咱的生宝同志和工作组知道。我是社外公道人喀！”说着，注意看着他们脸上的反映。
行政助理员吴益民问：“打人的生产队长是啥样的人呢？”
“这个我知道，”郭振山很熟悉地回答，“从小没娘没老子，是下堡村讨饭的个野孩子，没一点家教。这人刚能劳动就熬长工，解放以后，我按单身汉分给他双份地，不够他做，满年四季跑南山哩。我这阵得给你二位实说，这家伙生性可野蛮！”
“这号人怎能当了农业社的生产队长嘛！”吴益民发愁地对冯树信说；冯树信听了，满脸堆起苦笑来。
郭振山一边吸早烟，一边转眼看看两个区干部，果真是不满意的样子。摸着他们的这个底，他就敢吐露他的不满了。
“哼！”他鼻孔里轻轻地冷笑了一声，“生宝同志和他相好嘛！不光当了农业社的生产队长还入了党哪！”
“对！”区委组织委员想起来了，对助理员说，“去年冬天，下堡乡党支部吸收了两个新党员。老郭，这人是不是叫高增福？”
“不是的，”郭振山纠正，“这人本性高，和高增福是一家子。给蛤蟆滩的一个寡妇老婆婆招了女婿以后，改姓了冯，叫冯有万。” 两个区干部听了这番介绍，互相看看，显得更不高兴了。郭振山看出他们的心思，只是当着他的面不便说什么罢了。他就更加大胆地加添说：“你二位思量嘛！冯有万和高增福是一家子，梁生宝和冯有万相好，高增福和梁生宝怎样呢？就是这么拉拉扯扯，他们几个人到一块办互助组嘛。碰巧去年冬天宣传总路线，他们一哄起来就办社，这阵打下这锅浆了，臭了农业社的名声，俺官梁岸再办社多难呀！” 郭振山说到这里，很激动地摊开两只粗壮的手哆嗦着，显示他为了互助合作运动的损失多么难受。
两个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区干部，果然同情了郭振山。冯树信连忙走过来，拍拍郭振山的肩膀。
“同志！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千万不敢泄气！也甭说抱怨的话，要紧的是接受这次的教训……”
“对！”吴益民也鼓励，“只有接受这个教训把条件准备得充充分分办好社，恢复农业社的名誉，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郭振山得到这样明确的支持，他听着听着，满是胡楂的嘴巴使上劲儿了。他正想对两个区干部说说官渠岸的两个积极分子杨加喜和孙志明怎样能干，他们怎样不服气灯塔社，他背后的房门忽然开了。
进来的是刚才走了的几个区干部里头的团区委书记陈海涛。
“怎么样呢？”冯树信和吴益民同声问。
“我们到了县委，正碰上王书记和张区长在当院说话。”陈海涛一手摘下蓝布棉制帽，另一手拿手帕措着头上的汗水，说，“下午的讨论会，还是张区长主持。县委的两个书记要同王书记和梁生宝谈灯塔社的问题。”
“张区长呢？”
“同振麟和兴业到咱们开会的教室去了，”陈海涛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有一个二流子出身的社员，昨天拿先前是这户富裕中农的马套车，不爱护牲口，引起原来的马主不满意……”
“看看看！”郭振山两只粗大的手一拍，对支持他的两个区干部说，“叫他再不听我的话！这个社员叫白占魁，是旧社会的兵痞嘛。这人去年入互助组的时光，咱的生宝同志问我来。我不让他收。他不听我的，硬收下了。看这阵他后侮不？”
原来是这样！三个区干部都愣住了。郭振山心里更加得意，把烟锅插进烟袋里使劲拧着。在他的想象中，梁生宝现在不知在哪个角落里哭鼻子哩。
当当当——开会的钟声响了。他们一齐出了房子，向黄堡区的人开会的教室走去。这时候，在校院里纷纷走向各个会场的人们，已经是到处都在说灯塔社的事件了。
郭振山在人群中走着，看见增旺、来荣和振华他们一个个难受的样子，更感到唯有自己是下堡乡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下午的讨论会上，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向教室里全区的农村干部和互助组长们大声地宣布：官渠岸互助联组怎样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尽快地办社。他向大家保证：这回开毕会回去，就是磨破脚、熬烂眼，他也要把农业社这面红旗在汤河南岸的稻地里竖起来。他努力给人们表现出：他是在试办农业社出了向题的时候给大伙鼓劲的样子；虽然他连一句也不提灯塔社或梁生宝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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