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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书法家和诗人，更是一位才华横溢、前无古人的语言大师。
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为后人提供了光辉典范。他善于针对不同的时期、场合和对象，而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有时幽默风趣，有时高亢激昂，有时像涓涓细流，滋润心田，有时又像黄河巨浪，催人奋进……其伟大的革命思想，正是通过他别具特色、非同凡响的语言，感染和教育着人们，形成了极强的感召力，进而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委实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很值得认真揣摩研究、反复学习欣赏。
特由毛泽东万千语言之中择其一二，归纳罗列为九个方面(①形象生动，感人至深;②言简意赅，令人叹服;③循循善诱，催人奋进;④一针见血，使人警醒;⑤豪迈恢宏，撼人魂魄;⑥妙语连珠，引人入胜;⑦引经据典，教人振奋;⑧亦雅亦俗，沁人心脾;⑨诙谐风趣，耐人寻味)，以此，供世人欣赏毛泽东高超的语言艺术，享受毛泽东诱人的语言魅力。
一、形象生动 感人至深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日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横线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运用了“打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的合义就是“工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在为学员讲授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他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边讲边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然后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他接着说：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当谈到“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个论点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参加第一期党校培训班的营以上干部作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广大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丰富，生动具体，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写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多人。当淮海战役的捷报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将周恩来和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刘伯承、陈毅请到自己居室做客。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还形象生动地把淮海战役比做一锅夹生饭，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给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夸奖了他们的气概和才智。
1957年，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听到这段话，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才好。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斗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又说道：“洋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外国人看我们也是洋人，月球上看我们也是神仙，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学好的。”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二、言简意赅 令人叹服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逮捕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在同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得到蔡和森的支持，喊响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一颠簸不破的口号。
井冈山斗争前期，许多同志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也不懂得什么叫游击战术，毛泽东扼要概括为“十六字诀”，又进一步解释道，打仗行军就是一门学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几句简短、通俗而又深刻的话语，就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明白了。
还是在井冈山时期，当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不是去讲大道理，只是用了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回答，形象、通俗、而又富有哲理，消除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红军时期，我军战士基本上是由读书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农民组成的。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在向战士做说服教育工作时，特别注意语言的深入浅出，简单明了。一次，他在给战士作演说时，就讲了这样一段简单、通俗和明白的话：“同志们，我们是革命队伍，必须懂得革命道理，懂得为谁打仗。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领袖写了很多书，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掌握那么多，我今天就讲‘二、三、四’三个字，这三个字的道理，请大家一定用心记住。我说的‘二’字，就是讲两种战争。古今中外发生了许多战争，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战争，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现在我们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我说的‘三’字，就是我们在红军队伍里必须遵守三大纪律。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要有革命的纪律，否则便是一盘散沙，不能统一行动，这样就不能打胜仗，革命的纪律要求我们不能侵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和红薯都不能拿。我说的‘四’字，就是说红军要做好四件事：一件是打土豪分田地;二是建立工农武装;三是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四是建立地方党组织，领导大家和地主老财斗，与反动派斗。”毛泽东只用了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加起来还不到500字，却把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的大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延安时期，毛泽东测问别人什么叫军事?别人回答了书本上解释的很多东西。毛泽东说：“没那么复杂嘛!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毛泽东又问：什么叫政治?别人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毛泽东笑着说：“没这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 毛泽东又问什么是宣传?别人又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要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毛泽东又问：什么是爱情?别人又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毛泽东笑了笑说：“没那么复杂!所谓爱情，就是想一起睡觉。”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带着简单的行李“进京赶考”，他誓言要考出好成绩，治理好这个国家。
毛泽东对十位开国元帅的考语、点评，简洁明快，情真意切：称朱德是“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称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称林彪是“这个娃娃堪当大任”;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称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称陈毅“是个好同志”;称罗荣桓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称徐向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称聂荣臻是“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称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1963年4月5日至14日，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一举夺得了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3项冠军。回国后，荣高棠把奖杯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对这几个精美的奖杯看得很仔细，并问荣高棠：“这是不是就归我们了?”荣高棠解释说：“奖杯是流动的，只是放在我们这儿保存，到下一届的时候还要送回去，还得重新去夺。”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地说：“这就是说，还得从头再来。”毛泽东短短的一句话，却掷地有声，意蕴深刻，说得荣高棠心头沉甸甸的。
三、循循善诱 催人奋进
1942年，为了彻底批判主观主义，端正我党的文风，毛泽东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对党八股》。文中写到：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
1944年9月，张思德牺牲之后，毛泽东把警卫队长叫到窑洞详细询问情况，严肃地说：“前线打仗，是免不了要死人的;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是不应该的。”他珍惜生命，爱护战士，心中时刻牵挂着群众的安危。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他将这种深情融入平静的叙事和恳切的说理之中，在阐明了张思德的死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境界和深刻意义之后，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正是毛泽东这次不朽的演讲，使一位以身殉职的平凡战士化作人民心中永恒的丰碑!
1945年8月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主席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懂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57年3月，毛泽东谈及整风问题说：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了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泽东的话语几乎被掌声淹没了。毛泽东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大部分同学没有听明白。他见同学们露出困惑的神情，便解释到：“世界就是world。”但是那时留苏学生大多数没有学过英语，仍然听不懂。毛主席便转头问驻苏大使刘晓：“世界用俄文怎么说?”刘晓回答：“是米尔。”毛泽东就说：“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时全场立刻响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息。毛泽东挥一挥手，又继续了他的讲话：“我们已经老到这个样子，你们还年轻，我们老，但我们懂世故。你们年轻，有朝气，我们则有暮气，但你们还没有经验。这叫做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点。”毛主席这时笑了，大厅里也出现了笑声和掌声。
四、一针见血 使人警醒
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应《大公报》邀请，和周恩来等来报社作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
1946年8月6日，在雨后初晴的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然后同她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重要讲话，其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中共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有1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得悉敌人动向，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生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 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京。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还义正辞严地宣布：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他强调说：在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回国，顺道考察一下东北三省的工业基地。在哈尔滨，面对丰盛的菜肴，他只在三个盘子里夹了点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在沈阳，接待方摆出了更加丰盛的宴席，毛泽东只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一点青菜，大部分时间是在抽烟。由于有外宾胡志明主席在场，出于礼仪，他只能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罢宴。事后，毛泽东对地方领导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他还引用了刘宗敏的典故。刘宗敏是李自成麾下的一员大将，官至将军，进京后他贪图享受，到处搜刮钱财，“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除了李自成本身的问题，也和刘宗敏的腐败有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去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向他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特别当吴和田汇报说有的公社实行军事化，搞房屋公有、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体居住，只有礼拜六回家过周末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1962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卡博、阿利雅耗时3周，秘密来到中国。在北京，双方就国际共运的重要问题进行会谈，取得了大量共识，但也产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闷闷不乐。在他们离华前，毛泽东主持了一次朴实无华的午宴。这次宴请颇有特色:各种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面前还放了小辣椒等4个小盘。一切就绪后，毛主席举杯祝酒:“欢迎同志们!今天请大家一道吃饭。我们餐桌上有这么多的菜，同时我这里还有小辣椒等小盘食品。同志们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尝一尝。大盘大碗里的是我们共同的食品，4个小盘则不同于它们。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有大同，这是主要的，也有小异啊。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善于求同存异，怎么可以团结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事业呢?”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五、豪迈恢宏 撼人魂魄
毛泽东于1949年9月21日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句话光芒万丈，被历史永远地铭刻下来：“中华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全世界郑重声明：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们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在谈到原子弹时，毛泽东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在谈论中国的前途时曾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是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时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
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六、妙语连珠 引人入胜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一天，来到江西兴国县。中共兴国县负责人陈奇涵、胡灿等凑钱请毛泽东打牙祭，吃兴国县的蒸笼粉鱼。蒸笼粉鱼是兴国县的客家家常菜，用竹编圆笼盛鱼，包含“合家团圆、吉庆有余”的寓意。毛泽东见桌上摆上个圆竹笼，周围四碟小菜，颇为新奇。尝了鱼块后，觉得又辣又鲜，很对他的湖南口味，不禁频频举箸。吃了一阵，凡事喜欢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开口问道：“这菜叫个什么名字?”胡灿说：“家常菜，没啥正式名字。”陈奇涵接口道：“凡事名正才言顺，毛委员给这菜起个雅名如何?”毛泽东兴致盎然地指点说：“你们看，一个圆竹笼像月亮，四个碟子像星星。这星星和月亮，就像各地的工、农、商、学群众盼望红军的到来。我看叫它‘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被他奇妙的联想折服，纷纷叫好。毛泽东又即兴给这道菜撰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上盘下盘，盘套盘，猪肉、米粉、芋头片;下联是：主料配料，料配料，酱油、辣椒、蒜头瓣;横批是：“四星望月”。在场的人齐声叫好，赞叹毛泽东不愧为诗人、政治家，一个简单的菜名都被他赋予了浪漫的外表和深刻的内涵。他把红军比作月亮，把工农商学等群众比作星星，这和他后来选定四颗小星围着一颗大星的国旗图案，有着惊人的相似。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向文艺界人士演讲时，在回答“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能否战胜蒋介石”，他又一次谈了姓氏，“蒋先生蒋介石的蒋，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有人别有用心问：“那毛……”不等那人说完，他不加思索地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此中含义是说，代表极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毛泽东的绝妙解释，当场获得热烈鼓掌。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写到：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我们是“武化团体”。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中还写到：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1年3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与文朋相聚。当他看到新闻署署长胡乔木与出版署署长胡愈之在谈笑时，便雅兴顿生，遂作一联。联曰：“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请众人续对。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无不为毛泽东的趣味比喻和精巧构思所折服，纷纷苦思冥想，却无人能对，一时传为佳话。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三风五气、老爷态度之类要破，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之类还不能破，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现在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红薯，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上世纪60年代，秘鲁哲学家门德斯来华访问，毛泽东在中南海请他吃饭。门德斯钦佩地说：“泽东先生真能吃辣椒，就我所接触过的各国领导人当中，您是最能吃辣椒，一点也不怕辣!”“你说的对，四川人吃辣椒，不怕辣;江西人吃辣椒，辣不怕;我们湖南人吃辣椒，怕不辣!”毛泽东说。
七、引经据典 教人振奋
1938年，毛泽东在谈到我党统战工作时曾借用孟子的那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精确地表达了统一战线中，我党实行让步政策的积极作用，今天让步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进。当说到党委各委员之间互不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时，他又借用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象逼真，令人难忘。
1941年1月，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关头，国民党顽固派策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主力九千余人被歼七千余人，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害。为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中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强烈谴责和揭露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十二条警告，要求严肃合理地对待和处理此一事件，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毛泽东在列举了党的十二条警告之后，用了 一则典故：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1945年6月17日，瞿秋白就义10周年前夕，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国革命烈士纪念大会，瞿秋白位列前茅。毛泽东盛赞瞿秋白等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在谈到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而献身的英雄，总是那么推崇、敬仰，总是那样溢于言表。毛泽东读《新唐书》时，就在卷113《徐懋功传》的旁边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除恶务尽的道理，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在这里，他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则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1949年4月初，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再次重申，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十分强调南京政府必须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蒋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一条，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毛泽东运用这个典故，不但把连续挑起内战、制造灾难的根源归罪于蒋介石等罪魁祸首，而且表达了他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为了阐述革命路线和政策问题，毛泽东引用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生动地向大家说明什么是路线、政策以及它的重要性。他说：“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走着走着，遇到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说去蓬莱，吕洞宾惊诧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讲完后毛泽东说：“想要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张果老虽然脸朝蓬莱，但路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1957年6月13日晚，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到他的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谈话。谈到如何办报纸时，毛泽东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泽东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编者注)。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泽东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毛泽东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1958年1月1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详细讲了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泽东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我们不能搞这种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第二天，毛泽东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在1958 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讲话的开头就用《西厢记》中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那样勇敢而又坚定之人;接着就提到《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是一副奴隶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之名(刘彻)，甚至称他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讲话的后半部分，当讲到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引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以形容两国关系。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听完后，顿时眉飞色舞，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八、亦雅亦俗 沁人心脾
1922年1月18日，地处长沙市区又一村附近的湖南劳工会礼堂，传来阵阵哀乐。劳工会大厅布置了一个简单而肃穆的灵堂。这里，正在隆重悼念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位革命烈士。灵堂上摆放着四位烈士的遗体，墙上悬挂着烈士的遗像，两边挂满了黑底白字的旌幡、挽联，摆着社会各界的花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幅挽联：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1928年10月上旬，红四军在宁冈砻市会师广场召开了隆重悼念王尔琢的追悼大会。军长朱德、政委毛泽东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场上高悬着湘赣边界党政军机关献的许多挽联，其中一幅巨大的蓝底白字的挽联尤为醒目，这就是由毛泽东亲自拟就、政治部主任陈毅书写的“哭王尔琢”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结尾在展望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时是这样写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常到抗大去讲哲学，抗大的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他就把枯燥的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讲《实践论》时，他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在举这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同志全都笑了。
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即将取得抗日的全面胜利，而党内还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了打扫房子和洗脸两个日常生活例子作比喻，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许多同志一时不理解。毛泽东在为抗大学员讲课中，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教育大家，讲了一个“毛驴上山”的比喻。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
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曾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陈立夫则表示，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建国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时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要求老乡们办好三件事：“第一件，往后嫁女不许再要钱;第二件，马上办夜校，叫大家都能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第三件，当爹娘的以后不要再打伢了。”他的这番讲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不论是老汉、小伙子，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们，都高兴得无以言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就是懂得咱们老百姓的苦楚，真说到咱们的心坎里了。”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从前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张仪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回到“北京饭店”,“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把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插话说：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九、诙谐风趣 耐人寻味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除了洋气以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以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中，讲到柳宗元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时，他便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驴驹子的样子，真是绘声绘色。
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作讲演，外面天要下雨，台下有些骚动，这时他蹙着眉头说：“嗯，天老爷又想跟我们作对了!”然后他转着脖子瞧了半天，突然坚决地说：“不怕，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抵抗它!”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和军委机关进驻城南庄。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主席的住房。据聂荣臻回忆：那天早晨，有一架敌机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查，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是B25轰炸机。由于毛主席通宵工作，这时正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在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不顾疲劳，彻夜不眠地工作。在他屋里那张旧写字台上，为前线起草的指示、电文竟达190份之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对此，周恩来感慨道：“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警卫员李银桥给他篦头，忽然，发现了一根白发，他叫出了声：“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噢——”毛泽东轻轻呵出一声，看着警卫员拔下来的白发，风趣地说：“白了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讲：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1957年市场供应紧张，许多人感到不安，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中说：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1958年11月16日，谭震林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农村生活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书面报告，报告中讲到人民生活时，提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及幼儿园必须办好，公社要有社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生活。毛泽东在批改这份报告中，特地加上两段话：“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8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的时间4小时，共计12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8小时，忙时可有10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12小时，以为持久计”。“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周兴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他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周兴，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恩江镇，1975年10月3日病逝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在他5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28年从事专职保卫工作的经历。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春节谈话纪要》中说：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在谈到辩证法时，毛泽东讲：“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泽东谈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泽东自我评价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乘一架军用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在飞机快要进入外蒙古时，周恩来将情况急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用导弹把飞机打下来。毛泽东沉思良久，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设，由他去吧!”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拉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朱毛啊!你是猪(朱)， 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
谈到反对大国主义时，毛泽东说：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 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 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 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 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 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毛泽东在谈中国人的谦虚时说：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结束语
正文所编九个部分，每个部分中所列举的实例以时间顺序排列，不清楚具体时间的除外。
伟人毛泽东的言论和事件，不能随意渲染发挥，更不可胡编乱造。所编内容，乃笔者用了一定心思，下了一番工夫，由各种资料搜集拼凑而来。由于内容繁杂、事件众多、范围广泛、篇幅冗长，所以，极难逐一注明原始出处。
另外，所编九个部分的内容，仅是笔者一己之见。甚至，有的实例连自己也有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感觉。故此，不妥切之处一定难免。盼望看到这篇文稿的朋友不吝赐教。以便日后纠误补正。
收笔于：2009年4月20日
重新修订整理于：2016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