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雷锋精神是“助人为乐”吗?

作者:祝东力  更新时间:2016-08-09 21:50:17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祝东力:雷锋精神是“助人为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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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年,对雷锋精神的宣传,越来越集中在所谓“助人为乐”的品格方面。这种品格,就像雷锋那句名言所说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恰好,每年的雷锋纪念日,3月5日,正值春天。真是巧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引申,把“春天”理解为某种“温暖的社会环境”,即由热情、融洽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一种社会生态,那么,这种社会环境、社会生态,就正是“助人为乐”式的“雷锋精神”存在的前提。换句话说,“学雷锋”必须要在“春天”,在“春天”般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才可能普遍的“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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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如果细读雷锋日记,就会发现,实际上,在雷锋那里原本就有清晰的表述。下面比较完整地抄录一段雷锋日记:

  列车上的旅客很多,我看服务员忙不过来,心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我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老大娘,自己在车上找到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车厢,接着又擦玻璃和车厢,而后给旅客们倒开水。有个老太太很亲切地对我说:“孩子看你累得满头大汗,该休息啦。”我回答说:“没什么。”一个大尉首长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大家应该向你学习。”我对首长说:“为人民服务是我应尽的义务。”

  “旅客们注意啦!现在我们车厢要选一位旅客安全代表。”乘务员说。一位旅客站起来说:“选这位解放军同志,大家同不同意啊?”旅客们都异口同声的说:“好。”我真感到这是同志们对我的高度的信任,那么,应该更好地关心大家。和旅客打交道,真好极了,原先不认识的,也认识了,亲热的像一家人一样……(1961年4月23日)  这种彼此信任、互助、友爱的“人民共同体”,经数代人奋斗,由新中国缔造,是雷锋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雷锋说:“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首长胜过父母,战友亲过兄弟。这一切,只有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里才能得到。”(1960年1月8日)关于这一点,雷锋日记多次提到,还提炼概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祖国的关系比喻为细胞与身体的关系(1962年6月28日)。笔者曾多次说过,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中国,并不是一般学界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即以特定的民族为国家的构成单位;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国家” (people-state),以特定阶级即“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才是所谓“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或“人民共同体”正是孕育“雷锋精神”的社会母体。反过来,一旦这个社会母体发生疾病,一旦失去这种社会环境,或者说,一旦“雷锋精神”落入一个彼此逐利、彼此倾轧的环境里,就会遭遇1996年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里雷锋战友乔安山的那种经历。影片里,在现实中备受挫折的乔安山,只能不断回到雷锋的墓碑前长嘘短叹,回到过去时代的遗址,向老班长倾述孤独。

  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社请求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秘书林克事先为他拟写了十来种词句,涉及雷锋精神的方方面面,但都没有被采用。毛主席最后的题词是简洁的七个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当时对林克解释说:学雷锋不只是学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在这里,关于怎样理解雷锋,毛主席的确表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因为,斗转星移,时移势易,以今天的眼光看,如果仅仅以“助人为乐”阐释“雷锋精神”,那么,这种品格和行为,在一个彼此逐利和倾轧的严酷环境中,的确难以为继,很难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但是,雷锋实际上具有多个面相。他不仅仅属于“春季”,而是贯穿于“春、夏、秋、冬”。这就是他在1960年10月21 日的日记中的名句所表达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是一个战士,他在日记中标举的榜样是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战斗英雄(1960年1月8日)。“助人为乐”,只不过是他在“春天”般的社会生态中所呈现的一个面相而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年4月出版的《雷锋日记》,是《雷锋日记》的最初版本。它的开篇,除印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的题词外,还有一篇罗瑞卿总参谋长署名的“序言”。“序言”说:“我军指战员从来就有一种最高贵的品德,这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接着说:“有了这种品德,在董存瑞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董存瑞;在黄继光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黄继光;在安业民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安业民;在杜凤瑞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杜凤瑞。”他然后总结说:“雷锋就是上述英雄人物在新的环境中的化身。”这里说的真是再透彻不过了。“化身”是源于佛教的用语,原指佛为救济众生而示现的不同形相。我们也可以说,只要具备了“序言”所说的那种“最高贵的品德”,雷锋作为一名战士,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也一定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和平时代,他可以“助人为乐”;形势逆转,也可以“除暴安良”;而当时代发出召唤的时候,他还可能成为一名孤胆英雄,“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助人为乐”的雷锋,其实仅仅是雷锋诸多“化身”中的一个。

  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学习雷锋,不能把雷锋局限在某个季节,而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雷锋的真精神。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对照实际,并遵循严格的思想的逻辑,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回到当年毛主席题词和《雷锋日记》“序言”的那个最初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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