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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所著《中国经典故事系列·夏商经典故事解读》的序】
夏商经典故事为谁而写
作者曾以考证的态度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经典故事系列·经典神话解读》，而《中国经典故事系列·夏商经典故事解读》是《中国经典故事系列》的第二部，写作风格与前书一致，是集中国历史考证与解读为一体的故事性书籍，也是中国奴隶社会历史故事，不仅为青少年读物，也适合老人阅读，老少皆宜。
解读中国历史，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属于人类信史最早古国之一，中国的起源，中华祖先的精神和思维，深深注入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所以，不知道自己民族文化从哪里来，也就不会知道自己民族国家将往哪里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文化基因，亦可从本书的历史故事中找出端倪……
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并不一定全部都是精华，肯定会有部分传统文化阻碍国家发展，需要客观评价，并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但是，如果为了跟上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脚步，就崇洋媚外，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以西方标准来评判中华历史和文化价值，其结果，必然是从根本上失去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力。当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被外来文化取代之时，就算国家名称还存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别人的附庸了。当今世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毁灭一个国家民族，必须同时毁灭民族文化！祖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没有理由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因为这是中华儿女每个人的基因和昨天，也将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未来！
文化不死，民族不死，国家不死！
《夏商经典故事解读》序
了解中国历史 传承中华文化
一、关于奴隶社会
中国奴隶社会通常有两种划分。一是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5年春秋时代结束，共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二是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正式结束，共经历了一千八百多年。前者为多数人所认可。
本书所讲述的中国夏商时代的故事，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为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信史。
中国奴隶社会的繁荣时期是西周时代，辉煌了大约三百年，于公元前770年结束。之后，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广泛使用铁器和耕牛，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天子（国家）所有制度”随之遭到破坏，各大诸侯取得了事实上的土地私有权，奴隶社会走向瓦解，最终在公元前475年开始的战国时代分崩离析。两百多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宣布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制度“井田制”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土地为大小地主私有，中国奴隶社会彻底谢幕。
（一）同样的形式不同的本质
【对比欧洲，中国夏商周时代所出现的“封建制”社会，实际上是奴隶社会而并非封建社会，这就是中国与欧洲“封建制”表面形式相同，却本质不同的基本点。】
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故事，无法回避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中国与欧洲都曾经存在着一个“分封”诸侯的重要时代，而且都被称之为“封建制”。然而，同样的“封建制”形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
欧洲的分封制度，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奴隶制彻底崩溃后才开始的，各蛮族在军事割据的管辖土地上实行领主制。领主（国王）在其封土内拥有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收、铸币等权力。领主（国王）册封大贵族，并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效忠领主，进贡并协助领主作战，同时再次分封土地给小贵族（骑士）；小贵效忠于大贵族、进贡并协助大贵族作战，准许农民在自己的领地内居住和耕种，同时给予保护；农民服役并缴税给小贵族。这样一来，欧洲就形成了众多领主（国王）“分封、建邦”的格局。这是一种由领主（地主）占有土地来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不同于古罗马奴隶主占有土地，并完全占有奴隶人身权力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封建社会。也就是说，欧洲“分封制”、“封建制”的建立，是欧洲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
中国却不然。早在夏代之前，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以“分封”为内涵的“封建制”，西周时代到达鼎盛，天子所分封的诸侯贵族星罗棋布。如果单从“分封”角度而言，中国实行“封建制”的时间，至少比欧洲提前了一千年。但是，同样的“分封”，中国的“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从社会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史学界将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全部划分为奴隶社会，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与欧洲的“封建制”，首先在土地所有权上就有本质不同。中国“封建制”并没有建立起欧洲那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土地为领主（地主）私有，农民依靠租用领主土地生活。中国在那个距今二至五千年的时代，生产工具非常原始，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不具备人类单独劳作就能养活自己的条件。任何时代的变革，都是劳动生产工具的变革所带来的，如果没有铁器和耕牛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人类都进入不了封建社会。
中国的“封建制”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公有”制，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天子代表全国奴隶主贵族实行中央集权，占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受封诸侯贵族只是国家土地的世袭管理者，他们对土地有世代享用的使用权，却不能转让和买卖，天子对封国土地有予夺之权。
在中国诸侯贵族的封地上，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耕地被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设有经界，中间挖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这就是所谓“井田制”的经济管理模式。“井田制”被视为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从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看，青铜器主要服从于天子统治和贵族消费的需要，劳动工具多为石片和木铲，在如此低下的劳动生产力基础上，中国是不可能出现欧洲“封建制”地主与农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
中国和欧洲都有贵族爵位，相同的贵族爵位也有本质不同。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因权力、财产高于其他阶级，欧洲出现了上层阶级，贵族爵位缓慢而自然地形成。各国军事贵族、世俗贵族、宗教贵族不断排序，伴随着封建制的完全确立，最后约定俗成确立了贵族等级爵位。首先产生的是第三等级的伯爵，后来有第五等级的男爵，再有了第一等级的公爵，最后才产生了第二等级的侯爵和第四等级的子爵。毫无例外，欧洲贵族都是生活在中世纪的大小封建领主（地主）。伴随着时代发展，欧洲贵族中的某些家族与社会第三等级的资本家联姻，进行利益交换，所以那些与资本相结合的贵族家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仍旧占据西方上流社会，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西方许多资本家或政治家一副贵族派头的原因。
中国贵族爵位是在奴隶社会的不断完善中逐渐形成的。据唐代《通典》记载，中国从黄帝时代开始就有了“分封制”。凡被黄帝赐予姓氏的人均赐有土地，即获得贵族身份，但贵族姓氏不一定世袭。方圆各百里，黄帝分封了上万个诸侯，诸侯不分等级，都叫“万国”。从唐尧、虞舜到周朝，延续“分封制”，被分封的诸侯国分为五个等级——公、侯、伯、子、男，这些爵位自夏朝开始世袭罔替。笔者在古籍中所见的夏商时代没那么多爵位，只有“侯、伯”两种。殷商分封诸侯据说为三个等级——公、侯、伯，封土为方圆几十里到百里不等，但常见的只有“侯、伯”两种，“公”可能只是一种尊称，并非爵位。周朝之前，中国虽有贵族爵位等级之分，但制度并不健全，同时存在许多原始氏族部落，许多贵族是称“王”的。周朝建立起次序井然的奴隶制国家，根据与天子血缘关系的远近，明确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个贵族爵位，分封覆盖面极广，受封土地面积扩大了许多，均称“国”。周代贵族等级森严，礼乐制度无孔不入，贵族封土只有可以继承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战国之后，失国庶民纷纷以国为姓，奴隶和庶民都有了贵族姓氏，形成了“百家姓”，中国贵族阶级开始消亡。封建社会之后，中国皇亲国戚和朝廷高官占据了上流社会，贵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只有权贵而不见贵族，自然也就与如今欧洲贵族对不上号了。
欧洲与中国的贵族爵位有本质不同。欧洲贵族是封建社会的领主、地主，中国贵族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主。然而有当代学者因中国奴隶社会与西方奴隶社会的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又有同样的“分封制”、“封建制”翻译名词，因而质疑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的奴隶社会？怀疑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是封建社会了。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企图用中国没有奴隶社会来否定马恩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古代文献确有奴隶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以及被买卖的记录。先秦文献《诗经·七月》生动记载了西周社会的生活情景，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均为集体劳作，在完成了公田农活之后，还要到贵族家里去出“公差”，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时间忙于“私活”。那时的劳动者是没有报酬的，基本生活所需全部依靠贵族赏赐，从“人身依附”的社会劳动生产关系上着眼，这不是奴隶社会，又是什么呢？中国的奴隶多产生于战争，从敌方俘虏的庶民成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而被贬为奴隶的，奴隶的子孙世代为奴。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商朝不仅有大量战俘性质的奴隶集体殉葬，也有非战俘性质的奴隶殉葬。
当然，中国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国家公有制，而是天子代表整个贵族奴隶主阶级占有全国土地，然后分配给大小奴隶主使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庶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所以这种土地国有制的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中国夏商周时代所出现的“封建制”社会，实际上是奴隶社会而并非封建社会，这就是中国与欧洲“封建制”表面形式相同本质却不同的基本点。
（二）同样的社会不同的文化
【中国与欧洲有着同样的奴隶社会，却产生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因为中国从炎黄开始形成的公有制“大同”原始社会的文化传承，始终在奴隶社会发挥影响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
人类奴隶社会最早出现于古埃及、中国、西亚和古印度，继而在古希腊和意大利等地走向辉煌。虽然从社会劳动生产关系上说，中国与欧洲的奴隶社会本质相同，但奴隶社会的文化内涵却是不一样的。换言之，华夏有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
西方文明发源于西亚、东非的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通过古希腊、罗马为桥梁传到欧洲。作为古希腊文明摇篮的克里特岛，据说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就建立起了奴隶制古城；而古埃及也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形成了奴隶社会。欧洲文字的起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所演变而成的腓尼基字母。这也就是说，欧洲文化从原始野蛮迈入文明野蛮的最初阶段，所接受到的文化道德观念，就是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野蛮的奴隶社会阶级压迫文明。欧洲奴隶社会之所以比中国推迟一千年才结束，原因是欧洲奴隶社会的野蛮文明，被古希腊、罗马帝国使用得太轻松，当海盗便可从繁荣国家抢到巨额财富，所以把奴隶社会的野蛮文明被发挥到了极致。为了解决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减少海盗之间的内耗，从最初的古希腊奴隶时代起，就出现了西方社会今天的议会民主形式，建立了通过议会来讨论国家大事，民主选举最高领袖的国家管理模式，说穿了，就是在男性奴隶主范围内“天子轮流坐”，反正奴隶主阶级人数不多，实行起来容易。欧洲奴隶社会文明，形成了西方人类的传统文化思维基因，对当代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设置，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不可否认，奴隶社会把人类带入到辉煌的文明时代，其大幅减少俘虏被杀而用于产生建设，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这些辉煌，均建立在残酷无比的奴隶剥削之上，同时也与发明用火山灰来制作巨石，用于城堡、宫殿建筑分不开，与从亚洲东方学到各种先进技术分不开。当时古罗马帝国不仅势力范围远大于同期中国，所留下的那些巨大而精美的建筑，真不知要使用多少奴隶的劳动力！古罗马帝国所留下的“人兽角斗剧场”古迹和神殿，大大小小遍布许多国家，至今令人对那个时代的野蛮和血腥产生出恐惧。
中国奴隶社会的文明似乎与西方不太一样。我们找不到奴隶时代留下的一处精美巨石建筑，也找不到类似西方奴隶社会的残酷角斗，甚至看不见奴隶起义。虽然考古挖掘出来三千多年前的夏代古城，城市中轴线布局合理，供水排污管道系统科学而先进，却没有任何古罗马式的奢华。偏偏就是那个被今人称之为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让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政客怀念与向往，认为那才是中国最为理想的社会！
孔子为自己不能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无比惋惜：“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时代，并非奴隶社会，而是夏代之前的尧舜社会，即“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所谓“三代之英”才是奴隶社会，指开创夏商周时代的禹、汤、文、武时期，即“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礼义以为纪”的 “小康”社会。由此可见，孔子所阐述的中华传统文明，并非从夏朝奴隶社会开始。中国早在夏朝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由众多母系部族或父系氏族邦国大联盟所构成的“公有制”国家雏形，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以天子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连“井田制”也是夏代继承祖制而立，并非大禹或夏启初建夏朝时的发明创造。
考察中华古籍，上古祖先所谓“大同”社会理想，被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引为正典，作为考量天子是非功过的历史衡器。于是，那些能够继承上古领袖精神的禹、汤、文、武等奴隶社会天子，又为后世树立了新的“小康”社会的正道榜样。直到当代，就连那些关于清代乾隆、康熙、雍正皇帝的文学作品，也都充满了这样的人文主义精神。
远古中国没有创造出“民主”和“议会”，而发明了由领袖“天子”为民众选择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贤者精英为接班人的制度，实行“举贤荐能”的政治禅让，原因是政府要为许多人谋利，而并非只为少数人谋利。从炎黄到颛顼（音同“专须”）、帝喾（音同“酷”）、尧、舜、禹，一代又一代人民领袖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大公无私，带领人民走向文明和共同富裕。这种从部族酋邦大联盟时代传承下来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文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观念，世代铭刻在中国人的骨髓灵魂之中，成为阶级社会“为富不仁”的阻力。所以，即便中国发展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华民族始终以大国“中央集权”不分裂为国家首要，国家领袖始终以艰苦朴素、富国安民、励精图治为“正道”。如果领袖没有遵从祖先的政治“正道”，必遭天谴，朝代覆灭。中国非宗教性质的祖先榜样信仰和传统文化，延绵不断地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这就是中国“天人合一”的政治之“道”。
中国遥远的历史文明信息被象形文字零星刻于夏商前后的兽骨，更多通过语言来世代口耳相传。这些历史终于在公元前几百年，被战国时代的各国史官和学者整理出来并保存于竹简，形成了中国的古典文献。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经过反封建运动洗礼的中国历史学家拿出了新的历史观，认为中国现存的历史古籍，最早也是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学者重新整理出来的，带有当时社会的政治痕迹，不排除诸子百家为追求当时社会的政治理想而“篡改”了中国历史。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这样的“篡改”，全世界应当不止中华一国，西方最早的一批历史古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欧洲最早的哲学家——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就算真的存在，也比中国孔子年轻了一百多岁，勉强可视为同时代并存的智者。然而就是这样一批伟大的人类思想家，他们究竟用什么政治思想来“篡改”历史？传承了什么样的人类文明？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研究中西方民族传统文化同异的地方。
同样记载远古历史，欧洲古籍留下了祖先们的血腥争斗和奢靡享受，也许欧洲在奴隶社会之前，只存在着分散的原始部族社会，那些人类茹毛饮血，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形成酋邦集团大联盟管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就是西方社会文化的起源。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早在夏代奴隶社会之前，老祖宗就给中国人留下了天子为人民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祖先榜样，也留下了“大同、小康”美好社会理想和文化道德基因。中国尚处于奴隶社会之时，“仁义兴邦”的道德理念就已经得到上层及主流社会的认可，与夏代之前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基因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个原因，虽然中国与欧洲同有奴隶社会，却产生出来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基因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可以解释：中国为何没有留下需要巨大劳动力的奴隶时代石城建筑？为何没有出现过强迫奴隶角斗士与猛兽厮杀而取乐的历史？为何没有留下春秋战国之前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古籍记载？中国从炎黄开始形成的公有制原始社会的文化传承，始终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阶级社会；原始氏族公社的管理模式，始终在中国奴隶社会发挥着影响力。中国奴隶社会虽然也有奴隶买卖和战俘性质的奴隶殉葬，却有生存环境之别，甚至有少数奴隶可以凭借个人智慧和品德被提拔为贵族，出将入相。夏商周奴隶社会之前或之后的一些人民领袖、开国天子，至今被中国人当作民族英雄来怀念，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大同、小康”精神文明，几千年人心向往之……
为何西方奴隶社会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过中国？为何中国能够比西方提前千年跨入封建社会？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等人类著名思想家身上，是否可一窥中国奴隶社会与西方奴隶社会确有文化基因上的巨大差别呢？
二、关于夏代历史
中国殷商之前，包括夏朝的文明，至今未被西方认作文明时代，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巨大的石城建筑群。如果不是发现了甲骨文，恐怕连殷商文明都不被西方承认。
（一） 城市、青铜、文字
【殷商之前的中国文明被几千年前的古籍文献所记载，其超自然部分的描述，远不如西方古籍正史《荷马史诗》那般神秘、生动和精彩，但西方学者还是认为，文明中国的每一页历史记录，均须被现代考古科学所证实……】
尽管殷商之前的中国文明被几千年前的古籍文献所记载，其超自然部分的描述，远不如西方古籍正史《荷马史诗》那般神秘、生动和精彩，但西方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古籍不能作为中华文明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证据，华夏文明的每一页历史记录，均须被现代考古科学所证实，至少要拿出古城、青铜和文字为证。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和民国时期的战乱，使得科学考古工作难以展开，大规模科学考古工作，都是在新中国之后的六十多年中进行的，尤其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乡村筑路，使得深埋于地下几千年的文化古迹得以见光，无数珍贵的出土文物，掀开了远古世界的面纱，打开了尘封已久的神秘，默默证明中华几千年的古籍文献记录的真实存在，告诉世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有了碳素测年的科学手段，专家们发现，早在1975年甘肃马家窑出土的单刃青铜刀距今约有五千年了。二十世纪末，考古学者在中国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发现了夏代中后期王都斟寻（斟鄂）古城，有车辙和大量的青铜器，经碳素测年，最早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众多出土文物证实，中国早在夏朝之前就存在青铜器，夏王都斟寻的青铜器铸造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可见当时中国早已进入成熟的青铜时代。
中国成系统的文字记载，是殷商甲骨文，但绝不是说中国文字产生于殷商。
中国有五千年左右的良渚古城，其出土土玉器和陶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形体上接近中国早期文字。内蒙古赤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4000年至3400年左右的夏朝大型山城遗址，也出土了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残片。在偃师夏都出土的陶器残片上，发现了三十余种刻划符号，均属于夏代的原始文字。
2009年，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伊洛河河底发现了夏代某都城遗址，从出土的玉片上发现了有夏人“自称”的殷商铭文：“显丕哉，帝禹谟；显承哉，惟后启尚克修和我有夏。”意思是说：“大禹赫赫的谋略，以及夏后启高尚的道德，使得我们大夏昌盛。”殷商甲骨文中经常出现“伐土”字词，却没有伐“夏”之说，原来“夏”为夏人自称，而商人则称之为“土”，很可能“夏”与“土”的上古发音相同或者相近。
中原地区庞大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已有四五千年，所发掘出来的兽骨文字和图案，与殷墟甲骨文相近却更加原始。这些都说明中国文字的形成时间早于殷商时代，在夏朝，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文字符号了。
有城市，有青铜，有文字符号，难道这还不是中国四千年以上的文明？
（二） 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中国官方正式将夏朝列入信史，而且把夏朝的起始年正式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中华不灭，祖国富强，寄希望于埋藏在中国工人、农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的五千年传统文化！寄希望于中国年轻后代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河南偃师夏朝和商朝古城的考古发现，将中国有纪年的信史提前了1200年，也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1983年世界十七大发现之一。
中国官方正式将夏朝列入信史是在2000年。当时，历时近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中国官方不仅承认有夏朝历史的真实存在，而且把夏朝起始时间正式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古代文献和出土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素测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城遗址，经碳素测年为公元前1750年，而该遗址为夏朝中晚期都城，并非大禹最初的立夏之都。参考中国古代文献和商代竹简的历史记录，“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起始之年提前到了公元前2070年，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已正式采用这一准确数字。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城遗址被发现之后，河南禹州瓦店的龙山文化遗址于2011年又被发现，考古学者认为，这里很可能是距今四千多年前，夏朝初建时期大禹之子夏启的都城阳翟（dí音同“敌”），就连古籍所记载的夏启登基后举办的开国大典“均台”也有迹可循。夏朝建国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再次被科学考古证实。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简本）》的正式发布，在海外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之后发生了三次大辩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3年认可的伟大考古成就，部分中国学者居然同意美国某些教授的观点，主动推翻自己国家的文明历史，甚至不惜将中国远古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字和青铜器的冶炼方法，都臆想成“有可能当时引进了西方先进文化”。甚至某大学中文教授，提笔重写中国历史，公然与中国官方颁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简本）》唱反调。
有更多中国学者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有人说，伊洛特战争发生的八百年之后，盲人荷马才创作出《荷马史诗》，西方社会一贯视《荷马史诗》为正史，反而质疑中国人用科学方法计算出来的断代史，简直就是从骨头里挑刺。
无论国内外非议多么激烈，2000年之后，中国科学考古成就如雨后春笋，夏王朝存在的考古依据越来越多。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容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标志着夏朝中国青铜器铸造业已进入新纪元。这些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批量出现最早的，也是世界最早的。如果这样一批青铜器尚不能证明夏朝中国的文明历史，那么迟于中国夏朝的其它文明古国，其文明历史恐怕均不能被承认了。
中国现代考古成果，明确写出了春秋时代孔子和西汉时代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至少夏朝文明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夏朝应该不是中华第一个朝代的观点，亦被用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解说词中。
中华文明肯定远远不止夏朝之后的四千多年，至少在五千年、甚至七千年以上。且不说中国甘肃天水考古发掘出距今5600—6000年左右的伏羲卜骨文字记号，不说用碳素法测试出甘肃五千年左右单刃青铜刀文物，作者曾经亲自去浙江河姆渡考古现场，看到了七千年之前的稻谷和文明社会遗址，亲自去河南博物院和偃师博物馆，看到了那么多夏朝青铜器、玉器、货币，亲眼看见了商代早期的夯土城墙遗存……相信中国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考古成果，以证实中华民族古籍中所记载的五千年以上的全部文明历史。
了解中国历史，传承中国文化，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名中国文学专业的老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教授中国语文的老师，有责任还原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有义务写出中国古籍所记载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这就是《中国夏商经典故事解读》。
中华不灭，祖国富强，寄希望于埋藏在中国工人、农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的五千年传统文化！寄希望于中国年轻后代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主要参考资料：先秦《礼记》、唐《通典》、河南偃师博物馆解说、中国历史博物馆解说、上文所写中国考古成果及争辩内容，均可在百度搜索中查阅新闻报道。】
【作者简介】宋晓萍（1955-） 笔名平子，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任教师、新闻编辑记者、企业管理干部，发表文学评论、散文、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章数百篇，著有：《中国经典故事系列·经典神话解读》，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本文为作者最新修订稿，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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