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领导的以反帝反殖为目标的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正处在“知识殖民化”的进行时态中；当中国必须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西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才刚刚为中国知识精英所知悉和欣赏；当中国必须走协调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才得到一个机会试图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西方社会那样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时，需要创造性的“通”人时中国知识精英却热中于“会”，无论如何都舍不得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国进步需要思想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大宗师”，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却热中于“与国际接轨”成为全球化的“匠人”。

　　从中国革命到中国建设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似乎总也不是自觉的弄潮儿和排头兵。更为悲哀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个人命运似乎总是与民族命运联系不到一起，在中国知识精英努力的方向上，总是见不到民族振兴的未来。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中国往往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股力量，至今仍然如此。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不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而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西方的道路才被说成是普遍的在中国也可以取得成功的道路。中国主流精英不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走出这个“中国困境”，这大概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历史宿命。

一、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突出毛病

　　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从精英主义者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多少总是与平民立场有所区别。而在第叁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中，与平民利益的分化就非常突出，与宗主国的联系也同样密切，作为“殖民地文化”的载体和宗主国的本地代表。英印政府的教育主管麦考利就曾经特别注重培养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这批人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印度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英国人”。　　也许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压抑；由于中华文化对精英主义的排斥；由于中国正处在精英主义化的紧要关头；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是世界上最最真诚的极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中国主流精英对哈耶克的追捧；对所谓知识经济实质是垄断利润的谀颂；对中国工人农民的长期妖魔化；对民族利益的漠视和对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民主---的真诚拥抱。在今天的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二、 毛泽东时代知识精英和官员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于马列的阶级范畴。在马列那里阶级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利益集团，而解放后的中国这些特定利益集体已经不再存在，马列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毛泽东那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精英特权和精英主义者建立优势社会地位的努力，是防患于未然和对精英主义的深刻惕戒。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中苏两党认识分歧的一个主要根源，苏联共产党人则与毛泽东相反，认为阶级一经消灭就永远消灭，就已经是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永远不会有在精英主义影响下产生复辟的可能，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巨变中，得到证明的是毛泽东的远见而不是苏共的教条主义。

　　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下的阶级范畴，是一个未来事态的现在表现，本质上是反对精英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立足于“防腐拒变”，制止精英主义者在社会上建立优势地位和制造阶层分化的努力，进而破坏毛泽东既定的平民主义的发展路线，取消平民革命的成果，破坏社会各个阶层的整合，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和下一次革命的产生，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整合，改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

　　毛泽东一直把知识精英和官员阶层，作为将来肯定导致“红色江山变色”的开路人来防范和教育的。毛泽东希冀通过知识精英自身的认识进步和外在的思想斗争手段，达到使精英主义者自觉放弃精英主义思想的目的，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而使得中国的平民主义革命遗产能够流传下去，并实现良好的社会阶层整合，真正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和革命的再次发生。

三、 毛泽东难题与其烛照人类未来的理性光辉

　　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相结合的问题，使用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手法，一方面希望精英主义者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另一个方面发动群众运动试图对精英主义进行追究和监督。毛泽东也深知要真正使知识精英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中国精英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仅不愿意放弃精英主义思想，而且还热中于在社会上制造阶层分化并以此建立自身的优势地位。所以毛泽东认同需要外在的强制监督措施，需要大民主运动来解放民众的思想，实现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帮助反省。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反精英主义的效果长期保持，需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现对社会上精英主义的清算，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替代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

　　实际上实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协调，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难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长久的难题。如果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这个协调目标，什么“历史前进的二律背反”，什么“科学进步导致道德退化”，什么“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过程都不会发生，“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就有指日可待了。这个问题既是孔子时代---氏族社会面临解体道德自觉开始丧失---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今所有国际争端和国内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复捆扰人们。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真诚最坚决地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的领袖，毛泽东超越一切学者文人和理想主义者、超越一切政客和政治家。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发出“五-七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这些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希望知识精英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自己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这些后来被知识精英称为“民粹主义”（李泽厚）或者被形容成“劳改”的行动，其中的深切用意虽然被中国精英刻意抹杀和歪曲，但是其中的理性光辉已经烛照了中华志士数千年之久，直接来自中国的先秦时代。孟子提到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在于帮助摆脱自身的欲望束缚，克服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的主导，达到孔子所说的“反身而诚”的必由之路。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毛泽东的真诚实践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启示性意义在于：

　　1）破坏社会协调的关键在于精英主义者建立优势地位和社会秩序的努力，反对精 英主义是一个长期和不可松懈的任务。

　　2）对精英主义者进行改造和监督的主要手段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精英经过艰苦劳 动锻炼（这一思想来自孔孟）和大民主形式的舆论监督；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立足于物质利益的管理手段和司法监督手段）对精英主义者是无效的。

　　3）实现人与人关系的总体协调，需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配合，在产品战略 上需要以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指导，注重适度技术应用和普及。即既以人的需要为最终生产目的，高档消费品不能占优先地位。

　　4）在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和民生困难时，可以依靠最大多数民众的自觉和 热忱。国家安全可以过非军备竞赛方式得到加强，这就是国土防御战略与人民战争的配合，无形资源可以替代有形资源。坚定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一样是重要的威慑力量对维护和平有利。中国的农业条件改善和国家安全态势的改善都是通过社会动员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