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早年和中年的改革，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旧中国，改革成独立自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毛泽东晚年的改革是创造性的、新的、前进的、前无古人的、石破天惊的改革。他的改革是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目的，从国内国外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出发，向科学社会主义前进，而不是向后退；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逐渐增多，而不是逐渐减少；使我们向科学社会主义逐渐靠近，而不是越来越远；是创新的改革，而不是把人家的破烂拿来，贴上自己的标签就算自己的发明创造。

一、改造人

　　改造人。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为什么要改造人？因为人性有二重性，即兽性（人性恶和自私自利）和人性（人性善和团结友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性恶和人性善。兽性就是人性恶，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整人害人，压迫剥削别人。人性就是人性善，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团结友爱，互助合作。

　　人性的最低标准就是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性的最高标准就是毛泽东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改造人，就是要使人的兽性逐渐减少，人性逐渐增多，也就是使人们的自私自利逐渐减少，使人们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素逐渐增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财富多了以后，社会主义才不会变质，社会主义才能巩固，社会才能和谐，才能逐渐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同传统的观念决裂就是同私有制观念决裂，也就是同兽性决裂。《宣言》这一精神，只有毛泽东才深刻理解了，并在实践中逐步贯彻实行。他一再强调，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就忽略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认为，只要所有制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当毛泽东提出“要继续革命，要防止社会主义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时，他们就很不理解，认为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生前，他们有意无意抵制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毛泽东死后，他们就翻了个底朝天，与毛泽东晚年的精华思想彻底决裂，还群起而攻之。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不注意人的思想改造，经济发展了，人的兽性也就膨胀了，也就是自私自利的思想膨胀了，人性削弱了，因而剥削压迫就复辟了，社会问题也就多了。我们离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对人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革，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把大多数人（特别是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改造成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之后，才能巩固科学社会主义。否则，发展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作嫁衣裳。原因很简单，只有具备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能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那些满脑袋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精/英”人物，是不会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他们不仅不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抹黑科学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他们还昧着良心妖魔化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毛泽东。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个体小农经济），现在这条道路在农村占统治地位，从舆论上颂扬，从政策上扶持，当时把安徽省带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岗村就吹上了天。

　　另一条道路就是部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坚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得不到支持的，一些人还要讥笑，挖苦讽刺，一些知识“精/英”还要千方百计地抹黑它们。辛子陵还像“蜀犬吠日”一样，把农业集体化作为毛泽东的罪恶之一，攻击毛泽东。

　　但是，现在，全国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不存在新的三座大山，没有两级分化，有的已经集体达到小康，有的正在小康道路上前进。而联产承包的地方，个人发家自富的不少，但集体自富的就微乎其微。

　　这走集体化的村庄，之所以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就是因为那里的人，特别是那里的干部要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要搞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的改造才是最根本的改造。

　　毛泽东对人的改造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对不同的人群提出不同的要求：

　　一是对全国人民的改造。

　　全国人民包括所有的人，但主要是广大的普通群众。对这部分人的改造，其方法是：要求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中，学习先进人物（学习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号召他们自觉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自觉遵纪守法。对这些人的改造是号召性的，没有强制性。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求广大的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自觉改造世界观，要求他们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生前，广大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或者正在朝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努力。

　　但是，毛泽东死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就原形毕露了，他们把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反/动思想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他们死心塌地地要在中国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他们崇洋媚外，为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歌功颂德，为卖国贼、汉奸树碑立传。他们对1840年以来，我国人民反对内外反动派的革命运动，都竭力污蔑诽谤，他们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告别革/命”。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抛弃祖宗无尽藏，死心塌地学西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们尽量妖魔化。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全盘否定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基本上否定了，他们对汉/奸文化情有独钟。

　　由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妖言惑众，使有些好的知识分子也跟着学坏了，现在，灵魂肮脏的知识分子不少，现在的贪污犯中，有几个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教育乱收费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医院乱处方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抹黑社会主义、妖魔化毛泽东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要求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是完全正确的，要求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也是完全必要的。

　　三是对共产党员的改造。

　　总的说来，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时要保证入党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经过严格审查后才入党的。但是，人有“韬光养晦”的功能，有人本来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为了升官发财，或为了打入共产党内，他们在口头上，在书面里，也保证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另外，有的人入党时确实是优秀的，但在客观条件的影响下，也有可能变坏。因此，对共产党员的改造更加重要。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是要当领导的，如果这些党员不好好改造，变坏了，其危害无穷。　　对广大党员的改造：在改造群众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较严格的、半强制性的党的纪律，违反了党纪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要求党员在工作学习中，在日常生活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经常斗私批修，也就是说，不仅要经常和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还要经常批判修正主义。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四是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改造。

　　要求他们在广大群众和广大共产党员改造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点是：要党员干部经常看书学习。毛泽东说：“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前面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7页）

　　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也就是又红又专。

　　专，就是要求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2、53、61页）

　　红，就是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防止社会主义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就要走到邪路上去，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修正主义错误，就要给人民，给党，给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很大损失。

　　二点是：要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尽可能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同上）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7日）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解放军报》1967年4月29日）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日报》1968年3月23日）

　　三点是：要党员干部发扬民主，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的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没有高度民主，不可能有高度集中，而没有高度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让人讲话，天不会跨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以上都摘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月14日）

　　四点是：要党员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说：“现在的重要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2）“他又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1963年5月）“干部不劳动，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同上）“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五点是：要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还在革命未取得完全胜利之时，毛泽东就预言在和平建设时存在着资产阶级对党腐蚀的危险性，以及党内存在骄傲自满情绪，这一切都将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来巨大的破坏性。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4页）

　　同日又在《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又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上528页）

　　由于他对干部廉洁奉公的教育抓得紧，要来严，加之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使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各级政府是空前绝后的廉洁政府。

　　六点是：要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不要做人民的老爷。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广大党员干部没有这一条，建成的社会就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上六条是要求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如果做不到，就要给予批评教育。但是，有的党员干部兽性很强，你说之谆谆，他听之藐藐，你有政策，他有对策，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对这部分党员干部怎么办？

　　用搞政治运动来解决。

　　五是对犯罪分子的改造。

　　其方法是强制性的，也就是专政的方法，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二、改革教育。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独特的，他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特别重视体育，因为身体是德育和智育的载体，没有健康的身体，其它两育都将化为乌有。要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改革政治体制

　　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新的，不同于现在有些人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人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与西方接轨，就是要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离和普选那一套。以便他们有机会上台执政。这种政治制度再好也只是少数人对多数的统治。

　　毛泽东要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解放后，他建立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特殊的多党制。要说特色，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特色。但毛泽东对他自己建立的政治制度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国家制度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制度还不完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制度。他要逐渐建立一个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文革中各级地方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政治制度的试验。革命委员会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三结合。

　　中央政权机构取消了国家主席设置，在人大、政协、国务院也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三结合。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还在国家机关担任重要职务。

　　为了保证各项改革的成功，防止走过场，到一定时候还要搞政治运/动，由人民来监督实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建国后，我们一些规章制度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有些制度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就着手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最突出的是：《论十大关系》和“两参一改三结合”。《论十大关系》是要改变过分集中的僵硬的计划体制，调动各级干部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两参一改三结合”是要改革工厂的一长制，这种制度妨碍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因此，要加以改变，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

　　他对照搬苏联的保卫制度特别反感。他认为：这种制度最大的毛病就是妨碍领导人接触群众。如规定领导人不准进馆子，不准随便到群众中去，不准自己找保姆等等。他曾生气说：连陈云同志找自己的亲戚当保姆都不行。他对不让他到群众中去，有时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因此，他曾感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虽是党的主席，就没有你们自由，你们可以到天安门去看大/字报，我就不能。

五、搞政治运/动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辩证法是放之四海而准的。一分为二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象表述，说的是任何一个事物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有主有从。这两个部分不一定相等，可以是一半对一半，也可以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99．9％对0．1％。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部分不存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问题，如在数学中微分与积分；在认识论中理论与实践；在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在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电学中的阴电与阳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与分解等，就不能说那一方是正确的，那一方是错误的，哪一方好，哪一方坏。正确与错误、优点与缺点是人对有些事物的评价。由于人们的感情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两个部分的评价往往截然不同。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资产阶级说无产阶级是错误的，是反革/命；无产阶级也很自然地说资产阶级是错误的，是反革/命。又如美军占领伊拉克，布什说占领是正确的，是解放伊拉克人民，而伊拉克人民却说美军是侵略者，布什是战争贩子。把毛泽东时代搞的政治运/动，说是完全错误的，不能一分为二，必须彻底否定。这也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要一分为二。这里不谈各个具体运动，具体运动后面的专栏里谈。这里只对政治运/动作个总的初步评价。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图为陕西省西北第一棉纺织厂职工在小组会上向党员干部提意见。

　　搞政治运/动就是能充分发扬民主。在运动中，老百姓真正有话语权，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老百姓有了民主，才算真正的民主，现在西方的民主只是半民主。使干部平时要“挟着尾巴”做人，不敢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否则，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就吃不完兜着走。这是对干部最有效的监督，也是戴在干部头上的紧箍咒。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极少，贪污分子也不多，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张子善和刘清山，但他们只是两个地师级干部。使人的人性得到发扬，使人的兽性受到限制。因为人性有二重性，每个人都有人性和兽性。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整人害人，对那些整人害人的人，特别是干部中整人害人的人，进行说服、教育、批评或斗争，使他们改邪归正，去掉兽性，发扬人性。使绝大多数干部的灵魂得到净化，使广大群众从中受到教育，自觉提高觉悟。因此，他那个时代，政治运动较多，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丑恶现象极少。

　　政治运/动的优点是主要的，应当发扬光大；缺点要克服，应当尽量避免。不要因为有缺点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倒洗澡水时，不要把婴儿一起倒掉了。

　　不搞政治运/动是否就能避免伤害好人呢？

　　有人说不搞政治运/动就不伤害好人了。

　　这话就值得商榷了。改革开放以来就取消政治运/动，难道伤害的好人还少吗？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揭露出来的贪污分子有多少？在贪污分子中有撤职的、开除党籍的、判有期徒刑的、无期徒刑的、死缓的和处以极刑的。这其中既有省部级的，也有副总理级别的，至于地、市级和县一级以及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就不胜枚举了。对这些人的惩处是应该的，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人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个时候，贪污分子那样少，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张子善和刘清山，杀了这两个贪污犯，干部就廉洁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贪污分子为何如此之多？贪污分子的级别为何如此之高？判刑的、杀头的高官也不少，有的高官还是副总理级别的，省、部级的，为何贪污犯还前仆后继，愈演愈烈呢？这些贪污犯中，有的人在毛泽东时代是好干部，有的人还是模范，如女贪污犯韩桂芝和李田民。李田民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年年评为模范，离休时，奖励她五百元钱，她全部捐献给幼儿园。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离休了，她却成了判处死缓的贪污犯。如果不宣布取消政治运/动，她们敢贪污吗？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他们会身败名裂吗？

　　还有卖淫的、赌博的、抢劫的、吸毒贩毒的、走私贩私的……有多少人？谁说得清楚？这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在毛泽东那个时候，几乎绝迹。而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丑恶现象却泛滥猖獗起来。这些人不仅伤害他们自己，而且还伤害其他好人，伤害了社会。这些人受伤害的内因是他们自己，而外因呢？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他们敢吗？有些卖淫女如果不是因为下岗了，生活无作，她们愿意干那种丑事吗？

　　人们再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那个时代，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为何如此之少，而改革开放年代，社会的丑恶现象为何如此之多？

　　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贪污犯有那样多吗？刑事犯罪分子有那样多吗？社会丑恶现象有那样多吗？

　　还有广大的下岗工人、被强制拆迁的市民和失地农民等等。这种伤害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只有天知道。仅下岗工人一项就有4000多万人。对这部分人的伤害是有意的，精心策划的，毫无道理的，完全是兽性大发着的表现。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那些吃人的狼敢如此猖狂吗？

　　毛泽东时代，搞政治运/动被批判的人，几乎都是“上等人”，在运/动中挨批判的人不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挨整的是下岗工人、农民、平民百姓，几乎全是弱势群体，是整你不商量，没理可讲。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过问过，这4000多万下岗工人，该不该下岗？该不该落实政策？该不该追究整下岗工人的人们的责任。而整下岗工人的人们，几乎都成了亿万富翁，个个喜笑颜开，弹官相庆。有的人不是升官就是发财，有的人既升了官又发了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