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这是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在约两年前，即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另一角度表述过相同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毛泽东的语录中，这两句不算很著名，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的是毛泽东建国后的思考和实践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先锋党的蜕变。“治国就是治吏”，这是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的心得，那么在新中国，治国首先自然就是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他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这与毛泽东的治党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让国家服务于社会

　　谢觉哉曾经说过，毛泽东是第一个与中国的“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领导人。这个评价切中肯綮，任何一个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决裂的非凡意义。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谈到这种现象时，他的话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乏揶揄挖苦之语。他这样说过：“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普罗大众无不期盼清明的政治，所以人民群众基于朴素的情感崇敬毛泽东。但是，反官僚、反特权的斗争绝不仅是道德和审美层面的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要区别于以前的国民党？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搞官僚主义？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蜕变为贵族和老爷？这些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党带领人民革命，第一步是取得全国的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便要面对政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切换到“主流的”术语，就是如何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国家不是外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相反，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源起于社会，但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持续与社会发生异化”。

　　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最终消灭国家，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时“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变革已经完成，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了，于是国家就成了“反对国家本身”的了，成了“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工具。

　　这只是理论上的论述，实现起来远没有这么容易，只能靠后来者的探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国家权力异化这个难题呢？已故美国著作学者弗朗兹•舒尔曼对之的理论总结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中枢是党：党领导国家，但党扎根于社会之中，通过群众路线的政治实践，党代表社会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群众意志。于是，国家虽仍然存在，但国家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服务于社会。换句话说，通过党，社会驯服了国家。

　　这便是人民民主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的最简洁表述。

官僚主义是民主的死敌

　　党如何才能代表社会（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并且在领导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服务于社会？唯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旦出现了官僚主义，党的领导干部“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反而是“骂群众，压群众”，那么群众路线就被破坏了。连带的后果是，党不再能代表社会的意志，蜕变为控制国家机器的“贵族”或“老爷”，国家就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赤裸裸的权力。　　一句话，官僚主义会瓦解掉人民民主。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里，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认识是一步步前进的。马克思没有考虑过官僚主义的问题，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下没有官僚机构存在的基础，公社消除了职业官僚和常备军，公职人员由推荐和选举产生，只拿跟工人差不多的工资，而且随时可以撤换，官僚化就不可能了。恩格斯认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但是，巴黎公社的经验不足为大国之鉴，因为它的规模小，而且仅仅在外敌压境的特殊条件下存活了两个月。

　　苏联受官僚主义之苦是最惨痛的。列宁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月革命前夕，他的观点还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官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开始意识到官僚主义的倾向，可惜他过早去世，没能对此做出充分的思考和实践。在临终前的病榻上，官僚主义已经是让列宁揪心的问题了。

　　苏联一直没能认真面对官僚主义问题，根据莫里斯•迈斯纳的概括，苏联的主导思想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加上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就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显然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最终官僚主义这个蛀虫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的坍塌。　　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方面，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更早就开始了，这可能要归于他对“官国”传统的深刻认识。建国前夕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见到，“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建国后的第一场大规模整风运动是1951年底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指的便是在党政机关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历时近一年，共查出贪官120.3万，其中县以上干部4029人。与该运动同时开展的整党工作持续时间更长，共开除党员23.8万人，劝退9万人。

　　1952年初，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被处以死刑。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杀他们两个，就是救200个、2000个、2万个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此后，政治运动持续不绝，出发点之一也是为了打击官僚主义，遏制党向“贵族”集团蜕变。

先进性、纯洁性与执政的正当性

　　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毛泽东当年都预见到了。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发表过一系列的谈话，其中就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此外，他还多次谈过“特殊阶层”问题。

　　毛泽东对党的“贵族化”倾向如此敏感，如此决绝地展开斗争，除了前述理论层面的理由外，还有实际政治运作层面的考虑，那就是党的领导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必须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未认为党的领导地位有被动摇的实质性的威胁，所以他对这个现实问题的考虑仍然是理论性的。

　　中国的王朝政权以“天命”为正当性的来源，皇帝以“天子”之名统御万民，如果皇帝不仁，失去“天命”，人民就有权起义。进入现代，主权的载体从天（神）转移到了人民，在承认人民主权的前提下，党的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何以成立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而且只能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绝不允许蜕变为“贵族老爷”和“既得利益集团”，绝不允许成为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代表。

　　毛泽东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说：“‘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人民赋予了党的执政权力，党就得时刻用行动证明对得起人民的拥护，否则后果很严重：“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官僚主义伤害党的领导的正当性，辜负了人民对党的拥护，为此毛泽东发起数次整风运动，让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让他们“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但官僚主义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对此他痛彻心扉，晚年毛泽东带着哀伤的口吻说到，“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反官僚主义到底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评价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文章，其中说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情况发生上。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他不断向全党敲警钟，并采取了许多重大步骤及具体措施加以防范。”

　　今天我们能从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吸取什么呢？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历次整风，都是以党内运动的形式展开的，同时也向群众开放，接受群众监督，但总体上还是以“干部批评干部”为主。毛泽东很重视这两方面的作用，1963年11月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时说，“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靠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要配合起来比较好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整一次。”

　　但官僚主义的屡整不绝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方式，从以党内整顿为主改为以群众运动为主，让群众起来冲击党和国家机关。必须承认，毛泽东晚年发动的群众运动有法治化缺位的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也从另一方面对群众路线造成了破坏。这已经被后来的党的决议否定了。但党从未否定人民群众监督党的权力—事实上，这个权力是不能否定的，因为根据党的政治理念，人民群众是一切权力的来源。

　　当下的反腐败、反官僚的斗争还需要群众更广泛的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现在有必要在反腐败领域切实贯彻群众路线，进一步推进群众参与制度化，“上下夹攻”，必将取得更好的收效，也必将提升而不是损坏执政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