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 )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有关会议的讲话精神发表《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曾说，他在北京人是死的，只有到了下面就成了生龙活虎。他在结束莫斯科之行后，便风尘仆仆地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年前在杭州召集华东五省一市书记开会，年后同样在杭州召集华东四省一市书记开会。随后又到南方考察，在广西南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领导参加的南宁会议。这些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批评反冒进和分散主义等问题。他还饶有兴致地冒着严寒两次到南宁邕江游泳。毛泽东的壮举给邕江人民留下美好的记忆。期间他还重读《离骚》，并道：“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因为毛泽东非凡的意志，他的精神一直是乐观的。在此期间他给病重的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开导她说： “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00页)他同时也在启迪人们：意志坚定，精神乐观，心情自然舒畅。有这种心态的人们才会有健康向上的世界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三月份他又到成都，召开成都会议。之前，他还飞济南、飞沈阳。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们的思想往往是落后于实际的;在成都会议上说，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要振作精神，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绪空前高涨。他在通过三峡的轮船上同船长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在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不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毛泽东充满“到大风大浪去锻炼”的精神，和不平凡的人生观，才有轰轰烈烈的人生，才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他在召开中南、华东即武汉会议的讲话中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在中国也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魄和精神。(以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 第325-341页)

　　也只有毛泽东才相信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创造人间奇迹。当一些人面对社会主义蓬勃高涨的局面而谨小慎微、无所适从，指责冒进了的时候，他在广州看了河南丘封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后，一气呵成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 (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他热情奔涌地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他指出：六亿人口除了人口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他满怀豪情地写道：“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43页)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他相信他的人民一定能通过自己辛勤地劳动创造美好的未来。毛泽东的炙热真情和奋斗精神感天动地。

　　党的的生日前夕，毛泽东知道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働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它是时代的号角，人民的赞歌。

　　这首诗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写的。会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全面贯彻。“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张闻天语)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他感谢将“跃进”代替“冒进”一词的创造者。他分析了形势的发展状况和生产战线“跃进——保守——大跃进”的趋势。他说：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在会上还指出：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61页)

　　毛泽东十分关心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早就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号召”。在旧中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仅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饱受战乱和疾病地折磨，颠沛流离，生命涂炭，就连小小的血吸虫也时刻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善良的牛郎和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只有解放了的新中国，一切悲欢离合才会成为过去。“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才是真正的英雄。“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诗人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时刻将人民的苦乐冷暖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他最相信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这成为毛泽东精神的显著特征之一。而取得消灭血吸虫人民战争的胜利，足以证明毛泽东精神转化成伟大的物质力量，在中国大地上，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攻克，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阅读了陆定一写的文章《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在关于中国教育史部分，他写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一段批语：“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这段论述篇幅不长，却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哲学、文学、教育思想的精华。肯定了中国历代教育先驱思想的先进性、革命性。他的论述独具慧眼，鞭辟入里，非毛泽东能透视中国历史的博大深厚：有教无类、民贵君轻、人定胜天、批判君恶、颂扬反抗、唯物主义、民主文学、民主革命，这一切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思想精华无不是毛泽东精神的深厚底蕴。研究教育史，寻找其规律，使它适应和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是根本目的。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问题，毛泽东写道：“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泽东的精神很明确：教育从儿童开始，首先要培养他们有健康的体魄，使他们能吃苦耐劳，经受风雨，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并有坚定的意志;同时，使他们具有共产主义精神情操和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明确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学习目的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正确的指导下使他们获得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能够投身到劳动的实践中与人民相结合，并献身于社会，那么他才是一个合格的人才。他必须是有健康而不是孱弱的身体，他必须是有丰富而不是贫乏的知识，他必须是献身社会主义而不是献身资本主义的人才。社会主义教育与劳动结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精神。他在南方考察期间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办的炼焦厂等工厂，称赞实行半工半读的学生，说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在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情况时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培养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毛泽东精神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武装民兵​。“其目的是维持社会治安和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在9月视察南方后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57页)在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又指出：“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民兵就能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同上书第538页)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全民皆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战争的威力是毛泽东精神的具体体现。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战争是埋葬一切反动派和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大跃进、大食堂、大公社成为1958年的新生事物，并逐渐形成高潮。《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是谭震林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7月7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7月14日，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的文章：《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的经验。该文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毛泽东阅后，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刊载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中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 、农(农业) 、商 (交换) 、学(文化教育) 、民(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三篇文章推波助澜，使大跃进、大食堂、大公社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群众运动。(以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90-393页)

　　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搞起来的，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不是空想的。人民公社实行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它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它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他强调每县搞一两个试点，不要一下子铺开。他还为人们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加写的一段话。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30页)

　　北戴河会议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毛泽东随即巡视祖国的大江南北，进行实地调研,一边巡视，一边召集开会.11月上旬的郑州会议，中旬的武昌会议，12月上旬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上对人民公社的决议反复修改。在巡视途中看到生气勃勃的景象，心中充满希望,发出“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的号召。 在关于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说：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四月在武汉召开的省委书记会上，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之后，来了一个夏季丰收，我这个怀疑就减少了。到了八月我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个时候，今年的年成大体可以确定了，这次确定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到今天我还要保留这百分之一。等秋收的结果最后证明了。

　　在谈到人公社时，毛泽东指出：要搞大企业，解放妇女，统统要搞公共食堂，几亿人民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妇女就不要做饭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这样，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于个性解放都是有好处的。废除家长制，社会成员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会成员，都在食堂吃饭，都发工资，都学习或者劳动，年老的休息，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他强调，一定要既搞好生产，又搞好生活，让劳动者吃好饭、睡好觉，托儿所带好孩子，使他们精神饱满，心情舒畅，用更大的热情来保证工业、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他希望把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的服务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以上见上书第460-461页)

　　在听取西安农业协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后强调：人民公要社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提倡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做法。公社的分配问题要靠增产增收来改变，工资还是要按劳计酬，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是大事，一定要办好。(见上书第480页)在郑州会议上指出：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分析说：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92-510页) 针对大办钢铁厂，毛泽东说：以钢为纲，把钢铁提起来了，其他东西都可以解决，都可以跟上来了。当然，总不能每一社都办机械厂、钢铁厂，有煤铁的社可以办钢铁厂，没有的不一定办。 (同上书第460-477页)

　　郑州会议后，针对会议形成的决议，毛泽东说：现在写的四十条，我有许多怀疑，为什么你们搞了那些指标，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根据。总而言之，苦战三年我看是不发表，这个东西拿出来吓死人。究竟中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总路线这一套?我们总路线这一套是不是完全反映或者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客观法则?现在看起来，要在客观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同上书第509页)随后他致信邓小平及与会省市领导，建议决议应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谨慎起见，暂不发表。毛泽东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对决议反复斟酌修改。他指示吴冷西、田家英到乡下调査时，首先了解马列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调査时面对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实事求是，心中有数。

　　针对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他反复强调，各级领导要老老实实，不要做假。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越科学。(同上书第533页)在郑州会议上又强调：如何使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它要我们按经济规律来办事。但是，事与愿违，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正如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的，“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看了山东范县提出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汇报材料，毛泽东批示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正如他在武昌会议的讲话中所说，“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据潭启龙后来回忆，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汇报说：“加一个0(即30年)也不行”。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现在对共产主义只是吹，只能说是有共产主义因素。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理会毛泽东精神，只是蛮干。他批评河北徐水县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 的数目也不实在。在湖北孝感听汇报说, 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 时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部长亲自验收的时，又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在武昌会议上说：安国县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报道说：河北省安国县东风人民公社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还有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放出所谓水稻亩产六万斤的“卫星”的材料，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在一亩田里，谎称产量是六万斤。事情发展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程度，毛泽东批示要各级领导注意。还有材料汇报有些干部脱离群众路线，捆人、打人、骂人，罚苦工;等级森严，居高临下。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针对十五年规划及社会主义纲要四十条，他说：十年之内需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摆他两三年再说。关于减轻农民负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见上书第525-528页)

　　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他又指出：“他们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宝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他告诫人们说：“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然后，他又以一种大义凛然的语气鼓励人们说：“无非是托儿所、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分裂，国家被灭掉，我们又去打游击。”“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得不好，因为我们预先没有估计到，或者出了事情我们处理得不好，那种挫折、分裂、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以上参见上书第548-559页)他充满信心地说：“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他在武昌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指出：我们在战略上要蔑视它们，战术上重视它们。“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他坚信，勤劳的中国人民通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一定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总是以蔑视一切的英雄气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鼓励自己和他的人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如火如荼的气势与毛泽东精神的磅礴大气极度吻合。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使毛泽东夜不能寐。他在1959年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上讲话指出：指标问题，原则是这样：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经过努力还做不到的，那得改。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这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我们在实践中间展开斗争，才认识客观实际，才认识什么叫做有计划按比例。随后，在接见印度客人的谈话中总结道：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为无产阶级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变小农的所有制开辟了道路。中国几亿农民的小生产所有制，都改为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使中国变为半工半农的国家。我们的革命道路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中间有错误，而经济建设则是新问题，只搞了九年，这不比革命搞了几十年。(以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87-592页)毛泽东高屋建瓴、审时度势，严于解剖自己，敢于纠正错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坎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豪迈气魄，表明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

　　声势浩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探索实践。它反映了经过合作化运动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它是区别于苏联集体农庄而又学习苏联经验、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由合作化转入人民公社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有益尝试。人民公社高度集中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历经几千年封建统治之后的新中国的新生事物，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公有制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半个多世纪的区、乡、镇、社区社会结构模式无一不是人民公社形态的演进。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地建立，防止和避免了土地改革之后重新出现的贫富分化，及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政治危机。为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建设、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迈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待续)

　　2015.9.-12.26.f.y​